命名的政治困境与现代治理反思（金陵钟）

摘要：命名并非单纯的语言符号行为，而是人类认知世界、构建共同体、塑造公共秩序的基础性政治实践，构成了政治学研究的底层核心命题。命名与生俱来存在根本性悖论：人类依托命名完成认知分类、凝聚群体共识、开展政治行动，无命名则无公共政治生活；但命名的简化性、凝固性、自我指涉性与暴力性，又极易催生认知霸权与社会压迫，成为极权与混乱的制度性诱因。“文化大革命” 时期泛滥的政治命名运动，集中展演了命名政治的极端风险。“牛鬼蛇神”“走资派”“黑五类” 等标签化命名，通过简化社会结构、固化阶级对立、赋予暴力正当性，制造了大规模的社会失序与个体灾难。本文以文革政治命名实践为核心案例，剖析命名的政治二重性、暴力生成逻辑与终极命名的暴政陷阱，进而探索跳出命名困境的现代治理路径，为当代社会规避标签化政治、构建包容理性的公共秩序提供理论借鉴与历史启示。

关键词：命名政治学；政治命名；文革；符号暴力；认知治理

一、引言：命名作为政治学的根本问题

长期以来，政治学研究多聚焦于制度建构、权力运行、阶级博弈、公共治理等显性政治议题，却普遍忽视了作为所有政治行为底层基础的命名实践。事实上，命名是先于制度、先于权力、先于共同体的原生政治行为，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展开，都建立在语言命名与概念分类的基础之上。所谓政治，本质上是围绕 “命名权” 展开的秩序建构与权力博弈，谁掌握了命名规则，谁就掌握了定义秩序、划分敌我、分配权利、审判对错的公共权力。

命名的深层困境，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性困境，贯穿于所有人类政治形态之中。一方面，命名是人类认知与行动的必要前提。客观世界本身是混沌、多元、流变且无限复杂的，不存在天然的概念边界与价值排序。人类唯有通过命名提炼范畴、建立分类、梳理逻辑，才能将碎片化的经验转化为系统认知，将无序的自然状态转化为有序的社会状态。更为核心的是，“我们” 与 “他们” 的群体命名，是一切共同体形成的源头，没有群体命名的划分，就没有身份认同、群体归属、公共协作与政治博弈，人类社会将永远处于孤立无序的自然状态。就此而言，没有范畴就没有理解，没有分类就没有行动，没有共同体命名就没有政治。

另一方面，命名天然蕴含解构秩序、制造压迫的暴力属性，是政治风险的隐形源头。命名的本质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截取，为了实现认知效率，必然舍弃事物的多元属性、动态特征与特殊细节，以固定标签框定流动的现实。这种简化一旦被权力介入、被意识形态固化，就会演变为僵化的认知枷锁与暴力工具。命名会自我闭环、自我强化，形成 “概念先行、现实后置” 的认知谬误，不再以现实修正概念，反而以既定命名审判现实、定义善恶、划分敌我。其最终结果是，原本服务于人类认知与协作的命名工具，反向支配人类思维、规训社会行为、制造群体对立，形成无孔不入的符号暴力。

在人类政治史上，对命名风险最极致、最惨烈的展演，便是十年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以意识形态为核心、以符号革命为手段的全民政治运动，文革的核心运作逻辑，就是一套极端化、绝对化、暴力化的政治命名体系。执政主体通过重构整套社会命名规则，重新定义阶级身份、政治立场、道德善恶与行为对错，将复杂的社会人群、多元的思想文化、正常的社会秩序全部纳入非黑即白的命名框架之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牛鬼蛇神”“黑五类”“反动学术权威” 等一系列极端政治标签，成为划分敌我、开展批斗、剥夺权利、破坏秩序的核心工具，最终引发全面内乱，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基于此，本文以命名政治学的核心悖论为理论框架，结合文革时期的典型政治命名实践，系统分析政治命名的二重性、暴力生成机制与终极命名的暴政陷阱，摒弃 “追求绝对正确命名” 的认知误区，探索制度、教育、认知、文化多重维度的破局路径，揭示命名治理对现代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价值。

二、必要之善：政治命名的正当性与公共价值

要深刻理解文革命名政治的灾难，首先需要正视命名本身的正当性与公共价值。命名的风险并非源于命名行为本身，而是源于命名的异化与滥用。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中，政治命名是维系社会运转、凝聚共同体共识、规范公共行为的基础性支撑，具备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

首先，政治命名是认知秩序的基础，实现了社会认知的统一化与有序化。人类社会的公共交往，必须依托统一的概念体系与认知范畴。若无统一的命名规则，每个人依据个人经验定义世界、评判对错，社会认知将陷入彻底的混沌与分裂，公共沟通、社会协作、规则实施都将无从谈起。政治命名区别于私人命名，其核心特征是公共性与权威性，通过公共权力背书，为社会提供统一的价值标准、身份定义与行为规范，让分散的个体认知汇聚为公共共识，为社会秩序搭建底层认知框架。文革前期，传统的社会身份、职业分工、文化概念被彻底颠覆，旧的命名体系被打碎，新的极端化政治命名全面接管社会认知，正是因为命名对认知秩序的绝对支配作用，才让全民陷入统一的极端认知误区。

其次，政治命名是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塑造了群体身份与政治认同。政治的核心是共同体生活，而共同体的本质是命名建构的产物。“人民”“群众”“无产阶级” 等正向政治命名，构建了共同体的主体身份，赋予个体政治归属、权利资格与价值正当性，让无数独立个体凝聚为具备共同目标、共同立场的政治共同体。在合理的命名体系下，群体命名能够凝聚社会共识、整合社会力量、维系社会团结，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精神纽带。文革时期，“革命群众”“红卫兵” 等命名，快速凝聚起大规模群众力量，印证了政治命名强大的群体动员与身份塑造能力，也从反面证明了命名对政治共同体的决定性作用。

最后，政治命名是公共行动的前提，规范了社会行为与权力运行。所有公共政策的实施、社会治理的开展、政治行动的推进，都以清晰的分类命名为前提。通过对不同群体、不同行为、不同文化的精准命名与分类，公共权力能够明确治理对象、界定行为边界、实施差异化治理，保障社会有序运转。正常的阶级命名、职业命名、文化命名，能够客观区分社会结构，适配不同的治理需求，推动社会良性发展。可以说，没有规范化的政治命名，就没有有序的公共治理，人类社会将陷入无序的混乱状态。

综上，政治命名本身是人类公共生活的 “必要之善”，是政治秩序得以存在的基础。文革悲剧的根源，不在于使用政治命名，而在于将有限的、工具性的命名，异化为绝对的、终极的、暴力的统治工具，彻底颠覆了命名的公共价值。

三、致命之恶：文革政治命名的异化逻辑与暴力展演

命名的核心困境在于，其天然的工具性特质极易在权力与极端意识形态的加持下发生异化，从服务公共生活的工具，变为支配社会、压迫个体的暴力机器。文革时期的政治命名，集中放大了命名的四大缺陷：简化、凝固、自我指涉与暴力化，构建起一套非黑即白、绝对排他、生杀予夺的极端命名体系，彻底摧毁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与个体权利。

3.1 命名的极端简化：复杂社会的二元切割

现实社会是多元立体、相互交融、动态发展的复杂系统，个体的身份、思想、行为具备多重属性，无法被单一标签定义。而命名的本质是简化，文革的政治命名则将这种简化推向极致，以极端的二元对立思维，将整个社会强行切割为 “革命 / 反革命”“无产阶级 / 资产阶级”“进步 / 反动” 两大绝对阵营，彻底抹杀社会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在这一命名体系下，所有社会身份都被极端政治化、标签化。原本中立的职业身份、文化身份、家庭出身，全部被赋予绝对的政治价值：知识分子被统一命名为 “反动学术权威”，普通工商业者、旧时代从业者被定义为 “黑五类”，各级党政干部被污名为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切不符合极端革命标准的思想、文化、行为、人群，都被笼统归为 “牛鬼蛇神”。这种命名完全舍弃了个体的具体行为、思想品行、社会贡献，仅靠单一出身、职业、过往身份完成定性，用极简的二元标签覆盖复杂的人性与社会现实。

1966 年《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发表，让 “牛鬼蛇神” 成为全民通用的批判标签，迅速席卷全国大街小巷。这一模糊又极端的命名，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没有清晰的判定依据、没有法定的甄别程序，几乎可以套用于任何被视为 “异己” 的个体。这种无边界的简化命名，让社会失去了中间地带与缓冲空间，人人自危、人人可被定罪，为大规模的批斗、打压、迫害提供了认知基础。

3.2 命名的绝对凝固：动态现实的静态绑架

合理的政治命名应当是动态、开放、可修正的，能够跟随社会发展、个体成长、时代变化不断迭代更新。但文革的政治命名具备绝对的凝固性，一旦被贴上负面标签，便成为终身固化、无法更改的 “原罪”，彻底否定了人的可塑性与现实的变动性。

这种凝固性首先体现在出身决定论的命名规则中。“黑五类” 的命名以家庭出身为唯一标准，祖辈、父辈的阶级身份，直接决定个体终身的政治属性与社会地位，无论个体后天的思想改造、工作贡献、行为表现如何，都无法挣脱既定标签的束缚。出身的固化命名，彻底抹杀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构建起绝对的身份等级壁垒，制造了系统性的社会不公。

同时，思想命名的凝固性扼杀了所有思想进步与认知更新。一旦被定义为 “思想反动”“修正主义”，即便个体后续纠正认知、转变思想，也无法摘除负面命名标签。命名不再是对现实状态的客观描述，而是变成永恒固化的身份烙印，静态的标签彻底绑架了动态的现实与人的发展。这种凝固性让整个社会失去了纠错与更新的可能，极端意识形态彻底固化为唯一的认知与行为标准。

3.3 命名的自我指涉：闭环认知的真理霸权

异化的政治命名最核心的危害，是形成自我指涉的认知闭环，构建起不容质疑的真理霸权。正常的认知逻辑是 “现实决定概念，实践检验认知”，而文革的命名逻辑完全倒置，形成 “概念定义现实，标签审判实践” 的闭环。既定的政治命名被奉为绝对真理，无需现实验证、无需实践支撑，所有现实、所有行为、所有思想，都必须适配既定的命名体系。

在阶级斗争极端化的意识形态主导下，“存在即合理” 被替换为 “符合命名即合法”。只要被命名为 “革命”，无论行为多么极端、暴力、无序，都具备正当性；只要被命名为 “反动”，无论言行多么合规、善良、正义，都具备原罪。当时的舆论宣传、教育体系、社会评价全部围绕这套命名闭环运转，不断强化命名的绝对正确性，排斥一切异质认知与不同声音。这种自我指涉的霸权，让整个社会丧失了反思能力与纠错能力，极端命名体系彻底垄断了真理解释权，形成全民性的认知盲从。

3.4 命名的显性暴力：符号标签的系统性迫害

命名的终极异化，是从认知标签转化为权力工具，生发出赤裸裸的社会暴力。正常的命名仅具备认知区分功能，而被权力赋能的异化命名，拥有了生杀予夺的公共权力，能够直接决定个体的社会地位、权利资格、人身自由乃至生命尊严。文革时期的政治命名，完成了 “语言符号 — 身份定罪 — 行为迫害” 的完整暴力转化链条。

首先，政治命名完成了正当性剥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 等标签，通过公共舆论的反复渲染，将党政干部、知识分子等群体彻底污名化，剥夺其政治身份、社会声望与公共话语权，让原本正常的社会群体沦为 “全民公敌”。其次，命名赋予暴力行为正当性。因为被命名者是 “反革命”“牛鬼蛇神”，所以批斗、体罚、抄家、剥夺工作、限制自由等极端行为，都被定义为 “革命行动”，具备绝对的政治正当性。

在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的全面混乱状态下，命名暴力彻底失控，从针对性的政治斗争演变为无差别的社会迫害。无数干部、知识分子、普通群众因单一标签被批斗打压，人身尊严、合法权益、生命安全遭到严重侵害，社会秩序彻底崩塌。这套命名体系最可怕的暴力，不在于单次的迫害行为，而在于构建了常态化的符号压迫机制，让命名成为无需法律、无需证据、无需程序的终极审判工具，形成了制度化、系统化的社会暴力。

四、终极命名的暴政：文革命名灾难的深层根源

从命名政治学的理论视角审视，文革命名灾难的根本原因，是陷入了 “终极命名” 的政治陷阱。人类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始终存在对绝对秩序、终极真理、统一标准的执念，渴望通过一套完美、全面、绝对正确的命名体系，彻底终结认知争议、消除社会矛盾、实现绝对统一。但这种对终极命名的追求，本质上是暴政的开端，任何宣称自己为 “终极真理” 的命名体系，必然导向极权与压迫。

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建构，本质上就是一场终极命名的实践尝试。执政主体试图以单一的阶级斗争逻辑，囊括所有社会现象、解释所有社会问题、规范所有社会行为，构建一套覆盖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个体生活的终极命名体系。在这套体系中，阶级立场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革命话语成为唯一的合法话语，所有不符合这一终极框架的事物，都被定义为错误、反动、腐朽的，必须被彻底清除。

终极命名的核心危害，在于彻底否定知识的有限性与世界的复杂性。人类的所有认知、所有命名、所有理论，都是有限的、视角化的、临时的，永远无法穷尽现实的全部真相。而终极命名妄图以有限的人类认知，定义无限的客观世界，以单一的价值标准，囊括多元的社会生态，必然导致认知专制与社会僵化。文革时期，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专业知识、个体思想全部被极端革命命名否定，文化断层、认知僵化、思想禁锢随之而来，正是终极命名暴政的直接后果。

同时，终极命名会彻底扼杀社会的自我纠错能力。当一套命名体系被奉为绝对真理、终极标准，就不存在任何反思、修正、革新的空间，所有对命名体系的质疑，都会被定义为对秩序的背叛、对革命的反动。社会彻底丧失迭代更新的可能，只能在固化的错误认知中不断沉沦，最终引发全面的社会危机。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这场内乱的思想根源，正是对终极、绝对、排他性政治命名体系的偏执追求。

五、破局之路：超越命名困境的现代政治治理路径

文革的命名灾难，为人类政治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走出命名的根本困境，绝对不能追求 “更正确、更完美、更终极” 的命名体系，而是要彻底消解命名的生杀予夺之权，剥离语言符号的绝对权威，让命名回归认知工具的本质。结合历史教训与现代治理逻辑，破解命名悖论、规避符号暴力，需要从制度、教育、认知、文化四个维度构建系统性治理体系。

5.1 制度保障：约束命名权力，杜绝标签化专政

命名暴力的本质是权力的滥用，唯有以制度约束命名权，才能从根源上规避命名异化。首先，必须建立命名法治化规则，所有公共政治命名、身份界定、行为定性，都必须依托法律规范与法定程序，杜绝随意化、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标签定义，明确命名的适用边界、判定标准与纠错机制，让公共命名始终处于法治框架之内。其次，要构建多元包容的公共话语制度，打破单一话语体系的垄断地位，保障异质观点、多元认知、小众群体的话语权，杜绝单一命名垄断公共解释权。最后，建立标签清零与身份纠错机制，摒弃凝固僵化的身份命名，承认人的可塑性与社会的变动性，保障个体能够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社会评价，杜绝出身标签、过往标签的终身捆绑。

5.2 教育去魅：破除认知盲从，培育理性思维

命名暴政能够盛行，根源在于全民认知的盲从与理性的缺失。因此，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就是完成对绝对命名的认知去魅。现代教育应当摒弃标准答案式的灌输思维，不再将既定概念、固定标签奉为永恒真理，而是重点培育个体的批判性思维、辩证思维与多元认知能力。要让公众深刻认知：所有命名都是有限的、临时的、视角化的，没有绝对正确的概念，只有不断适配现实的认知。同时，通过历史教育普及文革命名灾难的历史教训，让大众深刻警惕标签化思维、二元对立认知的危害，自觉抵制极端化、绝对化的政治命名，形成尊重差异、包容多元的公共认知。

5.3 认知重构：接纳矛盾复杂性，敬畏知识有限性

破解命名困境的核心内核，是完成底层认知的重构，建立对 “矛盾” 的健康接纳能力。首先，接纳世界的复杂性，明白客观现实永远超越概念范畴，任何单一命名、单一理论、单一标准，都无法穷尽社会真相，多元共存、矛盾交织是社会的常态。其次，敬畏人类知识的有限性，摒弃对终极真理、绝对标准的执念，承认所有认知都存在局限与偏见，始终保持认知的谦卑与开放。最后，正视共同体生活的脆弱性，明白人类共同生活的本质是多元共生而非绝对统一，差异不是对立的根源，而是社会发展的活力所在。唯有树立这种辩证认知，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二元对立的极端命名思维。

5.4 文化重塑：构建包容开放的公共文化生态

长期来看，规避命名暴力需要培育包容、理性、开放的公共文化。要彻底摒弃极端斗争文化，打破 “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的对立思维，构建尊重差异、包容多元、鼓励创新的文化生态。在公共话语传播中，抵制标签化、污名化、极端化的语言表达，拒绝以单一身份、单一立场、单一标签评判个体与事物，倡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务实思维。通过文化熏陶，让全社会形成对多元认知的尊重、对不同群体的包容、对未知领域的敬畏，从文化层面消解命名霸权的滋生土壤。

5.5 元反思：在话语实践中防范命名异化的四重风险

任何话语与学术阐释本身都是一种命名实践，同样潜藏简化、凝固、暴力与自我指涉四类风险。防范命名简化，要拒绝二元切割，保留事实的多维度差异，坚持概念后置，以经验材料约束概念抽象；防范命名凝固，需要语境化、历史化理解概念，区分临时描述与永恒本质，承认对象的动态可塑性；防范命名暴力，坚持事实陈述优先于价值评判，慎用道德贬抑标签，为被命名主体保留阐释空间；防范自我指涉，则主动引入异质性证据与反例，保持理论框架的可证伪性，实现概念与经验材料双向修正。归根结底，所有概念都只是临时性认知工具，而非对对象的终极定性，保持对命名行为本身的持续反思，是防止话语滑向符号暴政的必要防线。

六、结语

命名的困境，是人类政治生活永恒的两难命题。我们无法舍弃命名，因为它是人类认知世界、构建共同体、开展公共生活的底层基础；我们必须警惕命名，因为它的简化、凝固、自我指涉与暴力性，极易催生认知霸权与社会压迫。文革十年的政治命名实践，以极端惨烈的历史事实，展演了命名异化的巨大危害，也为现代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真正成熟的现代政治，从不追求绝对统一的认知、终极完美的命名，而是在命名的必要性与危险性之间保持审慎的平衡。其核心要义，不在于发明更精准、更终极的命名体系，而在于消解命名的绝对权威与生杀予夺的暴力魔力，让语言回归工具本质，让秩序包容多元差异。通过制度约束权力、教育破除盲从、认知接纳矛盾、文化包容多元，辅以持续的话语元反思，我们才能彻底跳出命名的政治困境，规避符号暴力与认知暴政，构建理性、包容、有序、稳定的现代公共秩序，让命名真正服务于人类共生，而非支配人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