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港口之争看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跨边界互动与重构
从港口之争看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跨边界互动与重构—由卜伞《港口的第三个主人》引发的思考
一场关于李嘉诚旗下长和集团出售海外港口资产的AI辩论，引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在卜伞所呈现的辩论中，ChatGPT扮演自由市场维护者，强调私人产权和资本交易自由；豆包则扮演国家利益维护者，强调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认为涉及重要航运通道的资产交易，不能完全交给资本市场决定。
卜伞在《港口的第三个主人——从两个AI的辩论看利益、权力与管辖权》中，没有简单地裁判谁对谁错，而是指出双方都试图把自己的原则当成终极法则，却忽略了港口所在国巴拿马：一个拥有属地管辖权，能够依法处理港口经营许可的主权国家。
作者由此区分利益、权力和管辖权，并讨论规则与认同的作用。这种分析使原本容易陷入资本自由与国家安全二元对立的争论，转向了更加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分析。
我很欣赏这种方法。
不过，利益、权力与管辖权的区分，主要帮助我们理解这场争端中各方拥有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受到什么约束。还有一个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为什么一项跨国商业交易，会引起中美如此强烈的国家安全忧虑与战略反制？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完全存在于港口交易本身。我们还需要把它放回中美长期存在的生存体系差异，以及几十年来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关系之中，考察不同的国家生存理性如何影响利益与安全认知，又如何通过政治、经济和法律的跨边界互动改变现实。
从经济融合到战略竞争：国家利益的历史性重构
中美之间的政治制度差异和生存理性冲突，并不是特朗普2017年首次执政后才出现的。
早在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不同政治制度、革命道路及国际秩序观之间的对抗，就已经通过战争、政治动员和意识形态冲突表现出来。
当时双方常常借助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独裁专制等意识形态语言解释彼此的行为。这些语言不仅表达冲突，也参与塑造冲突，却未必揭示了全部结构性原因。
如果把国家生存体系理解为一个国家维持政治秩序、权力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的制度安排，那么不同生存体系所生成的生存理性，就可能深刻影响国家怎样认识自身利益，又怎样理解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
生存体系异质性并不创造国家竞争。国家之间围绕经济利益、资源、地缘安全和国际影响力的竞争普遍存在。但生存体系的同质性或异质性，可能通过政治合法性观念、权力组织方式及国家安全认知，改变竞争的性质、烈度和失控风险。
这种影响又受到经济实力、国际接触程度与历史环境的制约。同样的制度差异，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以呈现完全不同的战略意义。
1970年代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转折。
当时两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异没有消失，但共同的地缘战略考虑，使双方逐渐走向合作。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标志着双方重新调整了对彼此国家利益和安全威胁的认识。
中国改革开放后，美国在谋求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期待经济接触能够推动中国实现更广泛的制度开放。中国则在国内改革的基础上，借助国际市场、资本和技术推进工业化与经济增长。
此后几十年，中美经济联系不断扩大。双方没有消除政治制度差异，却在相当程度上通过务实合作管理了这些差异。
1991年苏联解体，以及此前东欧共产主义政权的相继垮台，又成为双方重新认识制度生存与国家秩序的重要历史节点。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苏联共产党失去长期执政地位、苏联国家解体，是关于政权生存、政治改革与国家秩序风险的深刻警示。
对美国而言，冷战结束则强化了部分决策者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相信经济接触能够推动中国进一步政治开放的政策期待，在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仍然存在。
同一场重大历史变局，在不同国家的生存理性和认知结构中，生成了并不相同的战略判断。
这意味着，政治制度差异的实际存在，与国家对这种差异及其未来后果的认识，并不总是同步的。
国家可以长期知道彼此制度不同，却未必准确判断这种差异将在未来产生什么影响。历史经验能够帮助决策者修正认识，也可能强化既有预期，甚至造成新的误判。
随着中国工业化取得巨大进展，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美原本高度悬殊的经济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美国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其根本政治制度按照过去部分决策者期待的方向趋同。
原来就存在的生存体系异质性，因此在新的实力格局中获得了更强烈的战略意义。
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强化对华战略竞争定位。2020年特朗普政府发表《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进一步公开反思寄望经济接触推动中国政治开放的政策期待。
这不是中美第一次发现彼此生存体系不同，而是原有制度差异在新的经济实力格局和历史经验中，被重新赋予更强烈的国家安全意义。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重新认识美国对自身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战略意图，并据此调整安全与发展政策。
于是，双方的认识改变了政策，政策改变了彼此的经济和安全条件，新的现实又成为下一轮战略认知的依据。
这种持续反馈可能强化相互猜疑，使竞争烈度逐步升级；也可能因为合作收益、经济成本与危机管理的需要，促使双方重新调整政策。
国家生存理性影响国家利益的认知，国家利益的认知影响政策行动，政策行动又通过政治、经济和法律的互动改变现实。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跨边界互动机制。
全球化高接触：为什么经济合作越来越涉及国家安全？
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演变，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条件：全球化。
在国际经济联系相对有限的时期，两个生存体系不同的国家，可以因为地理距离、利益交集和相互依赖程度有限，使某些制度分歧长期处于相对潜在的状态。
全球化改变了这种条件。
贸易、投资、金融、能源、技术和供应链不断扩大国家之间的接触范围。经济合作带来巨大利益，也使不同国家的制度安排、利益分配、规则制定与安全关切越来越频繁地发生碰撞。
当中国成长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和贸易大国，越来越多原本属于企业经营的问题，也开始涉及国家技术安全、产业安全、关键运输通道及国际经济规则。
近年来，台湾先进半导体制造能力在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中的关键地位，进一步提高了台海安全问题可能产生的国际经济影响。俄乌战争及此后中俄战略协调的加强，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战略环境。美国重新强化对西半球战略空间的关注，又使巴拿马运河等关键基础设施获得更加突出的安全意义。
这些变化来自不同的历史过程，不能简单归结为同一种原因，却共同改变了中美界定国家利益与安全威胁的国际环境。
由此出现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经济全球化没有自动消除中美之间的生存体系差异，反而使原本可以保持一定距离的制度分歧、利益冲突和安全认知，进入越来越密集的相互作用之中。
这种高接触增加了经济摩擦和战略竞争的机会，也可能因为高度相互依赖而提高冲突成本，使双方不得不考虑如何控制竞争烈度。
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限制某些中国投资、先进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交易，却必须面对可能增加的供应链、企业经营和消费者成本。
中国出于经济安全和战略自主考虑，降低对美国技术、市场和资本的依赖，也必须承担产业调整、市场变化与国际经济联系受到限制的代价。
双方都试图改变某些经济运行条件，维护各自所理解的国家安全和生存体系稳定。但经过几十年全球化形成的经济相互依赖，并不能凭借政治意志任意消除。
政治安全认知不断进入经济领域，改变市场运行条件；经济活动受到干预后产生的成本和反作用，又反过来制约国家的政治选择。
这就是我希望借助巴拿马港口事件进一步讨论的“边界分析与跨边界互动机制方法”。
这种方法首先区分政治、经济和法律各自的运行边界，再观察国家生存理性如何影响不同领域的政策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如何跨越边界相互作用，改变彼此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实际影响。
政治权力不能取消经济运行中的成本和激励，资本交易自由也不能替代国家的法律管辖权。法律可以改变经营许可，却不能凭借一项裁决消除经济损失与国际争端。
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些因素的作用和相对重要性又会发生变化。
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利益本身也在这些互动中不断被重新认识和界定。
原先被理解为发展机会的经济联系，可能逐渐被认识为战略风险；原先被视为应当避免的经济脱钩，也可能在新的安全判断中成为政策选择。
国家的安全认知不断强化，却不保证这种认知越来越准确。为了纠正某种安全风险而采取的措施，也可能生成新的、甚至更大的经济与战略风险。
这种反作用，正是国家动态适配必须面对的难题。
传统大国竞争研究重视实力变化与战争风险，但不同的权力转移为什么呈现不同的冲突烈度，仍值得深入研究。
英国与美国在国际主导地位逐渐转移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全面霸权战争。两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的相似性，加上共同的战略利益及外部环境变化，都可能帮助降低竞争烈度。
中美则在长期经济合作之后，逐渐形成具有更强制度安全色彩的战略竞争。
这种差异能否部分归因于生存体系同质性与异质性所生成的不同生存理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实力格局、共同威胁、地缘环境和历史条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能以制度差异作唯一解释。
苏联解体提供了另一种历史经验。大国竞争有时不只是争夺市场、领土和军事优势，还可能涉及对手政治制度的存续及其历史正当性。当竞争被赋予制度生存的意义时，对手生存体系的严重危机，可能被视为更加深远的战略机会。
但削弱对手的竞争能力，与推动对手陷入失控性崩溃，并不是同一种国家利益。后者可能造成国际金融、军事安全、产业供应链和地区秩序的连锁危机。
在高度互联的全球化条件下，一国试图利用对手的生存危机，也可能反噬自身。
由此，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面向未来的预判。
国际社会原本就不存在统一的最高政治权威。全球化没有消除这一无政府状态，却通过市场、技术、金融、能源和安全网络，形成了一个高度互联、规则密集的全球高复杂生存架构。
这个全球架构不等于任何单一国家的生存体系。它的运行依赖各国合作，却缺乏能够统一协调并强制解决所有冲突的世界政府。
当中美越来越重视经济安全、技术自主和战略合作网络的可靠性时，全球化本身也可能发生新的结构性分化。
部分贸易、技术和投资关系可能逐渐向不同的政治经济与安全网络重新组织。未来是否形成以中美为主要中心的两套相对独立的全球化结构，尚无法确定。经济合作网络、政治制度相似性与军事联盟并不完全重合，许多国家也希望维持与双方的联系。
这种分化不意味着全球化必然终结，却可能增加全球高复杂生存架构的内部张力。
由此产生的危险，不只是某个国家在竞争中失败，而是各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采取的行动，可能共同削弱原本支撑全球经济与安全秩序的合作条件。
这也使国家的长期生存利益与全球架构的整体稳定，形成越来越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
回到巴拿马：没有谁能够独自决定争端的最终结果
现在再看巴拿马港口争端，就比较容易理解它为什么超出了一笔普通的跨国资产交易。
2025年3月，长和集团宣布，与贝莱德及其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地中海航运集团旗下相关机构，就出售部分海外港口业务权益达成原则性安排。拟议交易涉及多个国家的港口业务，其中包括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与克里斯托瓦尔港经营业务。
美国从限制中国在重要航运通道周边影响力的角度关注交易，中国则对出售可能造成的海外商业和战略影响表示关切。
此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参与买方财团的相关谈判，以及交易结构和条件的调整，使原本由企业主导的资本交易进一步进入国家战略竞争。
但中美双方都无法绕开第三个参与者：巴拿马。
2026年1月，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相关港口特许经营合同违宪，改变了原有经营权及拟议交易的法律基础。同年2月，巴拿马政府接管相关港口设施，原经营方对此提出异议，双方争端进一步升级。
长和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启动合同仲裁，并扩大索赔。2026年8月，长和又依据投资保护条约提出另一项国际仲裁索赔。
由此可以看到，巴拿马既不是中美政治经济冲突中的旁观者，也不只是两国权力竞争的被动承受者。
巴拿马拥有属地管辖权，可以依据本国法律处理港口经营许可。但其司法和行政行动，还会影响港口持续运营、跨国投资者信心以及国际法律责任。
美国拥有强大的外交与经济影响力，但其国家安全利益不能直接取代巴拿马主权。
中国可以通过监管、企业参与和外交途径影响交易，却不能单方面决定外国港口的经营权归属。
长和可以主张合同和投资权益，却同样必须面对东道国法律、国际仲裁程序和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
巴拿马则必须在主权管辖、港口经济利益、投资法律责任以及中美战略压力之间，作出自己的政策选择。
这些选择会改变其他参与者的行动条件，又引起新的反应。
卜伞对利益、权力与管辖权的区分，在这里展现了清晰的解释力。
而将这场争端放进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我们还能看到更加复杂的一层：国家利益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今天的方式存在。国家对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判断会随历史条件变化，政治与法律行动又会重新改变市场交易的规则、风险和收益。
巴拿马港口争端不仅是一场利益分配与权力竞争，也是一场各方试图在新的政治经济环境中维护自身安全、调整政策并重新界定国家利益的互动。
美国希望减少某些战略脆弱性，却可能因此承担新的经济与外交成本。
中国希望维护海外商业和战略利益，却可能面临更多国际市场与法律约束。
巴拿马希望维护国家主权与港口经济利益，也必须承担相关政策决定引发的经营、投资和法律后果。
三方都试图推动局面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却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完全控制其他参与者的反应。
这些行动可以被理解为国家面对变化的外部条件所采取的动态适配措施，但不能因此认定任何一方已经实现成功适配。
国家应该追求自身利益。但什么被认定为国家利益，采用什么方式追求，以及如何判断这些行动是否真正有利于国家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是三个不同的问题。
国家利益不是一份脱离历史条件、永远不变的客观清单，也不能完全归结为决策者的主观判断。
它受到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制度条件的制约，也受到历史经验与决策者生存理性感知的影响。各国据此制定政策，政策又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应，改变原有的利益格局。
国家利益的具体内容、实现条件及战略优先次序，都可能在持续互动中被重新评估和界定。
中美几十年的历史已经表明，长期经济合作能够与生存体系异质性并存。经济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又可能使原有制度差异产生新的战略意义，推动国家安全认知和战略重点的调整。
全球化高接触进一步扩大了双方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的范围，也使商业领域的利益竞争，更容易被纳入国家安全判断。
国家竞争始终存在。生存体系异质性可能改变竞争的性质、烈度及其失控风险，而高度经济相互依赖又可能形成抑制冲突升级的现实约束。
由此可作出一个有条件的预判：如果中美继续把越来越多的跨国经济联系理解为彼此的生存安全威胁，又缺乏足够有效的协调与纠错机制，类似巴拿马港口争端的政治经济摩擦就可能在更多领域出现，并推动全球经济联系进一步向安全边界分化。
但这种分化不会自动解决双方的安全问题。新的产业调整、投资限制与战略联盟选择，也可能创造新的相互依赖和新的脆弱性。
高复杂时代的大国竞争，因此不仅是改变和制约对手的过程，也是不断改变自身生存条件的过程。
一个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战略行动，既可能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也可能通过复杂的跨边界互动反噬自己。
从港口的第三个主人出发，我们最终面对的，已经不是单纯寻找谁拥有最终决定权的问题，而是不同国家如何在彼此无法完全摆脱的政治经济关系中，重新认识自身利益，调整生存策略，并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尽可能控制竞争的烈度和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