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伍敦元：右手買茶葉，左手販鴉片
2026-10-14
參觀威斯康星大學博物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费城博物馆和迪美博物馆，都繞不開的一幅中國古代人物肖像，就是當年的世界首富伍秉鑒了：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廢除海禁，設泉州、廣州、明州（今寧波）和上海四个对外通商口岸，分設閩、粵、浙、江四海關。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清廷将西洋商船贸易集中于廣州，下令关闭了除广州以外的其他三个海关。只设廣州一个口岸對西洋通商，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京條約》再開放五口通商为止，共85年的时间内，廣州得天独厚一枝独秀，发展成为广东十三行，垄断了清朝和西洋各国的商业贸易，一时间风头无两。
十三行外销的商品以丝绸、瓷器、和茶叶为主。其中的茶叶，一度被西方世界誉为绿色的黄金。19世纪以前，茶叶在中国本土以外，尚难以大量种植成活，其他国家也没有掌握复杂的茶叶加工技术。茶叶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继丝绸和瓷器之路之后，茶叶之路也由此展开，深刻影响了欧美国家的社会生活与制度变迁，从而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
广州十三行的茶叶仓库
通过十三行内销的商品就是鸦片。歐美等西洋外商在4至9月的貿易季外必須返國，或是前往澳門過冬，稱為住冬。因此，澳門成為廣州的外港，也是外國商人唯一長期留居中國的城市。澳門于是，也成為外商貯藏鴉片的地方。
1802年，葡皇發佈命令，賦予葡國商人在澳門進口鴉片的特權，並允許澳葡承運、儲存、幫助銷售西方各國運進澳門的鴉片，也就是在這一年澳門設立了鴉片管理局，並在司打口建立了洋藥公棧，葡文作fábrica de ópio，意為鴉片廠，澳門人稱其為鴉片屋。是當時遠東最大的鴉片倉庫，歸澳門洋藥公會所有。
澳门洋商们的鸦片仓库
清朝的广州十三行，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说它是商馆可以，说它是清廷管理中外贸易的特殊机构也可以。洋商要做生意，不能随便找中国人交易，而是必须通过官府指定的行商。行商既要替外国商人办理贸易手续，又要替朝廷传递命令、监督外国商船，甚至还要承担担保责任。说到底，就是一个中介。右手卖茶叶，左手卖鸦片，紅頂商人，裏外通吃。
右手賣茶葉，左手賣鴉片
兩邊都能吃，賺點辛苦錢
可以讓你活，也可以讓你死。生意做得好，就可以富甲天下；生意做不好，或者官府认为你没有尽到责任，也可能被摘去顶戴，甚至倾家荡产。怡和行的伍敦元，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伍敦元（1769 - 1843），也就是伍秉鉴，外商称他为浩官（Howqua）。他经营怡和商行，是广州十三行的总商，也是十九世纪初中国最富有的商人之一。伍家的财富来自中外贸易，茶叶出口是其中的重要业务。英国东印度公司等外国商人需要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而伍家正是连接中外贸易的重要中间人。
以伍敦元为主角的广东十三行的故事，还被不通历史的某导与时俱进，拍成了电视剧被當成正能量被大肆弘扬，然而爭議很大。因爲在電視劇裏把伍敦元塑造成了偉光正，代表十三行和粤海关监督斗智斗勇，与东印度公司、美利坚合众国进行友好贸易来往，发扬了中华独立风骨，在内忧外患的时代中依然坚守自我、救世济民。還說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伍敦元大义凛然，保护了广州城，并发誓这份耻辱与苦难，中华民族将绝不会永久承受下去。
真正的历史是，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就颁布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道禁烟谕旨《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当时主要打击的是开设烟馆的贩卖者和引诱他人吸食者，对吸食者的惩罚相对较轻。从嘉庆五年开始，嘉庆皇帝再度颁布严令，不仅重申禁止鸦片进口，还首次明确禁止国内种植罂粟。也是小卫思韩旧藏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一书中就有如下的记载：
问题在于，外国商人想从中国购买大量茶叶等商品，却又不愿意始终以白银支付。鸦片利润丰厚，逐渐成为外国商人向中国走私的重要商品。而茶叶是正经买卖，鸦片是违禁品；但在实际的贸易世界里，两者却并非毫无关系。外国商人一边需要中国的茶叶，一边又试图通过鸦片贸易获得利润。清廷则希望借助广州行商控制外国商船，防止鸦片流入内地。于是，紅頂商人伍敦元，便被推到了这个矛盾的中心。
道光元年（1821），两广总督阮元（1764 -1849）上了一道奏折，题为《奏请将经理不善之洋商摘去顶戴责令严禁杜绝鸦片以观后效折》。这份奏折的内容指名道姓，相当直接。阮元说，鸦片来自外国，流毒内地，虽然官府屡次严加查禁，却总是禁而不绝。他认为，问题不仅在于沿海官兵查缉不力，也在于负责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广州行商伍敦元没有尽到责任，徇私舞弊。因为外国商船夹带鸦片，行商比官府更容易知道内情；如果行商不徇私情，发现有船夹带鸦片便立即报告，并依照朝廷命令拒绝其贸易，外国商人自然不敢轻易拿正经买卖冒险。但阮元认为，过去多年间，洋商从未报告过一艘夹带鸦片的外国商船。他在奏折中指责这些商人只顾讨好外国商人，不顾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并特别点名伍敦元：
洋商内伍敦元系总商居首之人，责任尤专，各国夷情亦为最熟，今与众商通同徇隐，殊为可恶。
这可不是后人随口编造的故事，而是两广总督正式呈交朝廷的奏折。阮元指控伍敦元等洋商共同隐瞒外国商船夹带鸦片的情况，并请求摘去伍敦元的三品顶戴，责令他带领其他洋商严加查禁。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阮元指控伍敦元通同徇隐，也就是与其他洋商共同隐瞒鸦片走私，并没有在这份奏折中直接证明伍敦元本人就是鸦片的销售者。但对于一个以总商身份居首、又负责传达朝廷命令的商人来说，这项指控已经相当严重。
道光二年（1822），阮元等人又向朝廷奏报查获贩卖鸦片的人员。奏折开头再次提到伍敦元，说明他此前已经因为外国商船夹带鸦片而被奏请摘去三品顶戴。随后，奏折列举了澳门等地查获的多名鸦片贩卖者。
到了道光三年（1823），阮元又在奏折中回顾这件事，称伍敦元等洋商此前多年未能查出外国商船夹带鸦片，显然有徇隐之嫌。朝廷要求行商加强查验，外国商船必须具结保证没有夹带鸦片，方可进港起货；如果查出鸦片，则应依照规定将船货驳回，驱逐出境。
从这些奏折可以看出，伍敦元并不是一个与鸦片问题毫无关系的普通茶商。他处在清廷、广州官府和外国商人之间，既是贸易中间人，也是朝廷寄望于控制外国商船的关键人物。清廷认为他没有尽到查禁责任，甚至怀疑他与其他洋商相互包庇；而他所经营的茶叶贸易，又恰恰依赖外国商人。而且这不是孤例，到了15年之后的道光十六年（1836），刑部左侍郎姚元之（1773-1852）再次上书道光皇帝，反映了伍敦元的兒子伍紹榮几乎同样的问题：
这便是广州十三行的尴尬之处：朝廷希望行商既能赚钱，又能替朝廷管住外国人；外国商人则希望行商帮助他们顺利完成贸易，最好不要因为禁令而影响生意。两边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行商却必须同时应付两边。至于伍敦元本人，他既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参与者。当鸦片走私越来越难以控制时，清廷自然会追究这些最接近外国商人的总商的责任。
茶叶销往海外，给伍家和十三行带来了巨额财富；鸦片流入中国，却成为清廷越来越难以收拾的祸患。两者并不是同一门生意，但它们在当时的中外贸易体系中彼此牵连。历史的讽刺往往就在这里：一个靠中国茶叶贸易成为巨富的商人，最终却因为未能阻止外国商船夹带鸦片，而被清廷点名问责。
歷史驚人地相似，到了1839年，林則徐虎門銷烟，伍氏父子的怡和洋行和其他廣州十三行的紅頂商人們便首當其衝：
當年表揚林大人虎門銷煙，批判廣州十三行的連環畫
1842年，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落下了帷幕，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大清國開闢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第二年，伍敦元死了，享年七十四岁，還算是壽終正寢，備極哀榮。可是在他死后，广州十三行的经营环境急剧恶化，伍家及其他行商也相继陷入困境，昔日的繁华逐渐消散。像伍敦元这样的行商，既是最熟悉外国商船、最有能力掌握走私内幕的人，又是最不愿意让贸易中断的人。
然而形勢比人強，大清帝國，已经飄搖慾墜，没有多長时间了。
她已经被鸦片掏空了国库，也被鸦片撕开了一个王朝的制度漏洞。白银不断外流，禁令一道接着一道，官员忙着查禁，商人忙着应付，吸食者却越来越多。朝廷想禁，却禁而不绝；想查，却查不胜查。起初，朝廷或许还以为鸦片只是少数人的恶习；后来，吸食鸦片的风气逐渐蔓延，连朝廷命官也有人参与其中，甚至有人借鸦片牟利。這像極了后清的反腐，是越反越腐，尾大不掉。更加嚴重的是，原來我們的大清只是通過十三行從海外市場進口鴉片，後來終於學會了種植罌粟和熬製鴉片，正像1905年出版的《中國和她的臣民》那本書中所描述的那樣，China，這個曾經的瓷器生產大國，在十九世紀末已經是遍地開花，自產自銷，成了全球數得著的毒品生產大國！原本由外国商人牟利的生意，也逐渐变成了国内各方争夺利益的产业。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不断学习和引进中国的制茶技术，发展出了自己的陶瓷工业。前清曾经凭借茶叶、瓷器和丝绸赢得世界市场，却没能守住自己的贸易优势，更没能及时应对随之而来的危机。禁烟的诏书可以一道道颁下去，反腐的戲碼也可以一代代的演下去，可是王朝所無法解決真正的积弊，却沒有因此而自动消失。
林欽差的這份戒毒宣言，像極了朱總理的100口棺材
捐了個三品頂戴，就以爲自己也姓趙。这才是红顶商人伍敦元和广州十三行留给后人的历史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