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岸权贵后代的择业轨迹看制度的本质

从两岸权贵后代的择业轨迹看制度的本质

一次在台北乘坐出租车的经历，让我产生了一连串联想。

司机是一位体型丰满心宽口快的女性，当得知我来自大陆，便热情地聊起家常。聊到兴高之处，她半开玩笑地表达了对大陆“红色家族”权力继承与利益代代相传的“羡慕”。她说，她的父亲是台湾国民政府国防部的退休将军，按常理也属高官门第，可他的官位和人脉却没能对后代有所荫庇。“你看我，”她拍了拍方向盘，笑着说，“都快当奶奶了，天天还得出来拉客，一天不出车，一天就没进项。好累好烦呐。”

她说，在台湾，像她这样的“官二代”随处可见，境况都与她类似。如果没有在社会上立足的一技之长，无论父辈官阶多高，家人和后代就只能像普通人一样，不介意从事最底层的工作去挣生活。

我当时顺口恭维了一句：“好啊，这恰恰说明你们的体制清廉、公平；你们的官员在职务上是“为人民服务”的，公私分明，所以后代沾不上光。”

这几句对话虽然简单，现在回想起来，却如同一把精细的手术刀，切开了海峡两岸看似同源同种、实则方向截然不同的文明走向和社会运行肌理。

两岸共用同样的汉字、同享儒家传统，然而在面对“权贵的后代如何生存”这一经典而世俗的命题时，两岸的“二代”们却演绎出了截然相反的人生剧本。而这一张张个人职业选择的清单，恰恰是各自社会制度本质的最清晰注脚和表达。

在大陆，人们不难发现一个极显著的现象：在那些需要漫长的时间沉淀、踏实的知识积累以及回报高度不确定的专业领域——比如甘于清苦的基础科学研究、需数十年临床实践的内外科大夫、扎根各类现场的工程技术专家、辛勤耕耘的教师职业等等——红色家族的后代几乎集体“缺席”了。

尽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小就占有全社会最顶级的教育资源，拥有随时前往欧美名校留学的通道，但他们在面对人生职业选择时，却展现出一种高度一致的“无师自通”、“家族共识”、“所见略同”、“心有灵犀”、“都不能少”的殊途同归现象：他们极少选择去当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教师，而是争先恐后扎堆地挤进政界、国有金融运作、资本市场、能源专营以及大型国企的重组与并购环节的领导高层。

这并非因为他们天生缺乏做科学教育工作的智力和能力、天生具有各路领袖人物的资质、天生是资本运作和敛财的高手，而是一种在不受监督的特权体制下，通过理性决策、优化关系、精心算计后的选择。

在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公有制与行政许可主导核心经济要素的系统里，权力就是最高效的“万能钥匙”。在这片土地上，一纸批文、一次政策风向的透露、一个专营牌照的颁发，其所能创造的财富溢价，远远超过了实验室里几十年的枯坐、工厂流水线上的技术革新、学校里的教书育人、医院里的救死扶伤。对于拥有天然政治信任与血缘人脉的阶层而言，将政治资本转化为金融资本，是最轻松、回报率最高、成本和风险最低的捷径。

结果，那些真正支撑国家科技进步、医疗健康、工业基础、教育等高付出职业，都留给了没有背景、只能靠卷学历和埋头拼搏的普通人子弟；而整个国家经济领域最快捷、利润最丰厚的“咽喉要道”与利益红利，被特权阶层及其代理人牢牢把持，一手遮天，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就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最荒谬的悖论：

官方的宣传上，高悬着“为人民服务”的宏大誓言，高唱着“我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然而在现实的利益图谱中，红色后代们却用他们的脚和银行账户，对这些誓言和承诺作出了最辛辣最彻底的反讽。他们非但没有成为“为人民服务” 的公仆，反而借由父辈打下的 “江山” ，把国家资源与公共红利私有化、家族化、圈子化。在 “守江山” 的旗号下，他们顺理成章地将权力的延续等同于国家民族利益的需要，将本属于全社会的公有制资产，变相转化为特权阶层 “内部循环” 的世袭领地。曾经承诺要 “消灭阶级压迫” 的革命前辈和他们的继承者，最终在制度缺乏有效监督的温床里，演变成了社会阶层固化最坚硬最顽固的绊脚石，成了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的特权阶层。

海峡另一端的台湾，则呈现了另一幅景象。

国民党在1949年前的大陆时期，也曾有过“四大家族”与官僚资本垄断的丑态。但随着台湾经历了解严、竞争性民主的洗礼以及军队国家化与法治建设的推进，曾经的“外省权贵”与“蓝二代”们，被强行剥离了依附于政权的特殊照顾。在公开透明的选举政治与舆论的“放大镜” 下，父辈的光环不仅不再是后代的避风港，反而成为了被反对党和选民严厉审视的 “政治负债” 。当国家资源无法再被私人家族随意划拨，当公权力的寻租空间被严密的法治与监管死死封堵，昔日高官的后代们便失去了 “不劳而获” 的制度土壤。

于是，我们看到了“蓝二代”们的集体正常化：他们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打拼，大量转化为留美博士、大学教授、工程师、医师、律师、跨国公司高管，乃至像那位女司机一样，在缺乏专业技能时，坦然退回普通劳动者的队列，靠双手诚实地换取生活。这种“正常化” ，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它意味着，权力只是一时的职务，而非可以世代承袭的封地；财富必须来源于市场上的服务与创造，而非血统带来的寄生特权。

两岸权贵后代的择业取向，是一面照出体制清浊的镜子，也预示着两种制度不同的未来。

一个健康的社会，不需要“血脉”和“基因”神话（无论是“红”还是“蓝”），人民也不可能永远忍受“血脉”和“基因”所赋予权贵后代的理所当然的“天然占有者”身份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

顺应现代文明，将权力关进法治与民主的笼子，让权贵家族剥离特权和利益、回归为靠本事和劳动吃饭的普通人，才是海峡两岸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走出阶层固化、实现长治久安与真正自由繁荣的唯一出路。

这方面，台湾，已经走到前面了。

而大陆，对自己的历史欠账，应该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