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出版自由引关注 法兰克福书展上演“被铐住的书店员工”
国际特赦组织与香港人在德国协会举行静默抗议，关注香港书店遭搜查及出版业自我审查
杨肖杰｜德国法兰克福报道
10月10日，参与者在法兰克福书展露天广场举行静默抗议。摄影：杨肖杰
（德国法兰克福）2026年10月10日下午，法兰克福书展露天广场上，身穿黑色连帽衫的抗议者排成一列，双手伸向身前，部分人戴着手铐。衣服上的黄色英文写着“I AM A BOOKSTORE EMPLOYEE”（我是书店店员）。据现场观察，约20余名人士参加了当天的活动，其中部分参与者参与静默列队。
活动由国际特赦组织法兰克福分会与香港人在德国协会联合举办，主题为《我们无法阅读的书》（Books We Cannot Read）。现场播放原创英文主题歌曲和歌词影像。经过的书展观众停下脚步拍照、录像，也有人来到展台前浏览书籍，与工作人员交流。
书展观众在活动现场拍摄静默抗议。摄影：杨肖杰
“我是书店店员”：手铐象征什么？
今年7月，香港两家独立书店遭警方搜查，五名相关人士被捕，警方指案件涉及涉嫌煽动性出版物。有关事件引发对香港独立书店经营环境的关注。此次行动以“我是书店店员”为视觉标语，借助手铐表达出版从业者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
香港人在德国协会主席Aniessa Andresen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手铐并非单纯的艺术象征。“在正常社会中，出版、贩卖和阅读书籍是基本的文化活动；但在今天的香港，从事出版业却成了一种可能随时被捕的高危职业。”
她提到，近年有独立书店店主和员工因发行或销售被指涉嫌煽动或危害国家安全的书籍，遭到搜查及拘捕。“手扣就是他们所面对的真实威胁。”
在她看来，手铐也象征没有直接遭到执法行动的人所承受的压力：“即使是目前尚未被捕的文化工作者，他们的心灵与双手也早已被无形的法律手扣锁上，为了避险而被迫自我审查、亲手下架作品或停止出版。”
她说，在法兰克福书展这样一个出版商、作者和读者自由交流的场所，以被束缚的双手象征无法自由翻阅书籍的书店员工，可以让路过的观众直接看到这种反差。
参与者佩戴手铐，象征书店从业者面临的法律风险。摄影：杨肖杰
为什么选在法兰克福书展？
Aniessa说，主办方希望借国际书展这个场合，让官方出版展位与独立出版人所面临的处境同时进入公众视野。她批评：“官方出版展位（如『香港馆』）依然在向国际社会展示一套『香港一切如常、出版自由未受影响』的繁荣假象。我们必须在同一个场合，呈现被官方掩盖的真相。”这是她对官方展示的评价。
今年法兰克福书展于10月7日至11日举行，主宾国是捷克。Aniessa表示，这也是选择举办活动的重要原因。前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执政时期，部分受审查的作品通过Samizdat（地下出版）传播，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也是这一历史背景中的代表人物。
“捷克拥有深厚的Samizdat（地下出版）与抗争历史，哈维尔等异见作家曾让全世界看到威权下文字的力量。”她认为，“当年的捷克地下出版精神，如今正在香港及海外香港人社群中延续。”
她希望欧洲读者理解什么？
“我们希望欧洲读者明白，香港的言论自由与文字审查离欧洲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与每位欧洲读者息息相关。”Aniessa认为，出版受到限制不仅影响书籍流通，也会影响社会保存历史和集体记忆的能力。“当文字被禁、历史被改写，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就会被抹杀。”
她同时担心相关压力延伸到海外出版和言论空间：“欧洲读者可能以为这只是远方的政治新闻，但威权政府对出版自由的打压与审查，早已试图渗透并影响海外的出版链与言论空间。”她希望欧洲公众关注这一风险，支持继续记录和出版相关作品的独立出版人。
“红线无形”：出版人如何面对不确定性？
香港自2020年实施《香港国安法》，并于2024年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又称“23条立法”）以来，出版活动与国家安全法律之间的关系持续引发争议。香港特区政府强调，相关法律旨在维护国家安全，依法享有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受到保障。部分出版从业者和人权组织则担忧，法律界限及执法方式会带来自我审查。
记者问Aniessa，香港出版业最大的危险，是明确禁止某些书籍，还是人们已经不知道哪些书可以出版和销售。她回答：“最大的危险，无疑是后者——即『红线无形』所引发的全面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
她解释，即使存在明确的禁书清单，至少人们知道限制在哪里；但她认为香港当前的情况是“故意模糊红线”，通过有关“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的法律规定和执法形成压力。
她列举由此可能出现的情况：“印刷厂不敢承印、书店不敢进货、图书馆预先下架数以万计的书籍，甚至作者开始主动封笔或删除作品。”其中图书馆下架书籍的具体数量，是受访者的说法，尚未得到记者独立核实。
“当人们连『什么可以出版』都不再确定时，最安全的选择就变成了『沉默』。”Aniessa认为，这种出于恐惧的自我审查，比针对个别书籍的禁止更难被外界察觉，也可能长期影响文化创作和批判性思考。
歌曲与现场观众
静默列队期间，现场播放了为此次行动创作的英文主题歌曲《Books We Cannot Read》，歌词影片配有涉及书店、拘捕与出版审查的影像。其中一句歌词追问：“谁来决定我们可以阅读什么？”
活动主题歌曲《Books We Cannot Read》。由香港人在德国协会提供
Aniessa表示，主办方今年特意制作歌词影片，希望通过音乐、图片和文字让更多欧洲观众理解活动主题。她说，观众反应“完全符合预期，甚至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与动人”。据她介绍，一些年长欧洲观众联想到冷战时期东欧的抗争历史；一些年轻观众希望进一步了解香港的出版环境，甚至表示希望穿着印有活动诉求的连帽衫，将信息带回学校和社群。她也提到，有台湾人士专程到场支持。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经过的书展观众停下拍摄，也有人到展台前翻阅材料。一位来自瑞士的女士在与其他参与者交流时说，她学习中文已有40余年，同情中国境内遭受政治迫害者的处境，并正在筹备一本关注相关人物经历的新书。
希望国际出版界采取行动
Aniessa表示，活动主要希望接触三类人：国际出版界的编辑、出版社与作家；欧洲关注人权与自由表达的公众；以及生活在海外的香港人。
对于国际出版界，她说：“希望他们不要忽视香港出版人的困境，不要为了商业利益或官方合作而配合审查，并能为被禁的香港作品提供翻译与海外出版的机会。”
对于欧洲公众，她希望人们重新关注香港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实施后的文化环境。对于海外香港人，她希望传递的是：“让同路人知道，我们没有放弃。即便在香港本土无法发声，我们在海外依然会为香港的历史、语言与真相保持讲话的能力。”
（摄影、采访：杨肖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