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上学记

《上学记》是历史学者何兆武口述的回忆录。娓娓道来，值得一读。记录了作者从1920年代中学时期至1940年代西南联大的求学经历。展现当时自由开放的学术氛围与众多学者的轶事。作品以个人经历，交织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宏观叙事，呈现了战乱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探索和对历史的反思。何先生的传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风范。

北洋时期，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提出“兼容并包”，请的教师里面有保皇党辜鸿铭，有黄侃，有叛徒刘师培。还有左倾的李大钊和陈独秀, 自由主义者胡适，鲁迅、周作人、梁漱溟，他都要。这在中国后来时期就不可能了。

“一二·九”的最后一次游行是1937年春天，何兆武的姐姐在北大化学系，她是地下党，在这次游行中被抓起来。过了两天，何父收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一封信说，你的女儿被抓起来了，不过请你放心，我一定尽快地把她保释出来。果然，没过几天就把她放出来了。蒋梦麟应该是官僚兼学阀（教育部长，北大校长），可是居然出面来保学生，怕也是今天难以想象的。解放前，凡是学生出事，校长大都出来保。

抗日战争以前，一个小学教师大概是三十块钱，资格老的话，就可以有大概四五十块。一个资格老的中学教师一个月可以拿到近两百块钱，年轻的教师大概一百块钱。30年代回国的留德学生到化学研究所工作，一个月是三百块大洋。有名的大学教师，比如冯友兰，一个月可以有五百，可以买一套普通的四合院了。何父是中级技术人员，一个月大概有一两百块钱，家里请了个阿姨。那时候一个学生每月的生活费十块钱左右就够了，在学校吃饭大概五块多钱，一天吃三顿，吃得还不错，第一，吃细粮不吃粗粮，第二，菜的质量和数量还可以，至少保证你吃饱，不限量。

为什么西南联大不大，条件非常差，却培养出了那么多的人材？就是两个字：自由。总地说来，国民党的思想控制并不很严。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教育。那时候什么样立场的同学都有，不过私人之间是很随便的，没有太大的思想上或者政治上的隔膜。宿舍里各个系的各级同学都有，晚上没事，大家也是海阔天空地胡扯一阵，有骂蒋介石的，也有三青团拥护蒋介石的，而且可以辩论，有时候也很激烈，可是辩论完了，关系依然很好。

“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材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如果大家都只会念经、背经，开口都说一样的话，那是不可能出任何成果的。

联大老师讲课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教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须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大不相同。

在联大的时候，不但国外的报纸杂志看得到，就连共产党在重庆发的《新华日报》也看得到，可是解放以后没有这个可能了。

亚里士多德说过：诗人可能比历史学家更真实，因为他们能够看到普遍的人性的深处。或许艺术家、文学家对于历史的理解要比历史学家要深刻得多。

图书馆变成了藏珍楼，唯恐被人家摸坏了，这就失掉了它最初的意义了。

既然社会主义在理论自吹比资本主义优越，它都不怕你，你为什么怕它呢？

读书最大的乐趣在于自己精神上的满足，这比什么都重要。

吴晗那时候是二房东，租了一所很大的房子，然后分租给各家。吴晗经常赶人搬家，说是有亲戚要来住，要把房子收回去。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亲戚要来，二房东要涨房租的时候总是这样赶你走。

大凡在危急的情况下，很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比如梅校长，那时候五十好几了，可是极有绅士风度，平时总穿得很整齐，永远拿一把张伯伦式的弯把雨伞，走起路来非常稳重，甚至于跑警报的时候，周围人群乱哄哄，他还是不失仪容，安步当车慢慢地走，同时疏导学生。可是吴晗不这样，有一次拉紧急警报，他连滚带爬地在山坡上跑，一副惊惶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太有失一个学者的气度。

记者问邹承鲁：“西南联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赏谁，最不欣赏谁？”邹承鲁说：“最佩服的是陈寅恪，最不欣赏冯友兰。”大陆四大无耻文人，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

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来抹杀普遍的价值。中国有没有特色？有特色，但是这特色你不必强调。

章含之回忆录载：有一次开会后，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

一个同学的父亲是蒋介石的表兄，在贵州做财政厅长，按说她也算高干子弟了，可是一样住草棚宿舍，穿一件普通的蓝布袍，吃饭没有一点特殊化。像小姑娘似的腼腆，并没给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刘峙的儿子在王浩班上，刘峙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可是他的儿子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因为他功课念得非常糟，大家看不起他。1949年后，高干子弟的影响力大大提高，也是新旧社会一个很大的不同。

解放后人们说的全是标准的、一样的语言，冠冕堂皇而又少个性。到了文革更是这样，家里人说话都是“最高指示”，人与人之间、领导和基层之间非常隔膜，彼此不能了解内心真正的想法，甚至于文风都是一样的，假如把作者的名字抹掉，你看不出是谁的作品。

当时没有党团领导一切的组织方式，所以，国民党员或者三青团员在学校里和我们不是领导、被领导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