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恶，

不是性压抑的发作，而是被毛驾驭、利用的恶

陈家梁子先生的文章，把江青的暴烈、猜疑和歇斯底里归因于性压抑：毛泽东冷落她，她的欲望与自尊得不到满足，被压抑的“力必多”便化作文革中的疯狂。这篇文章抓住了一个真实的情境，那就是江青建国后在私人生活中长期被边缘化，与毛的关系更多是政治性的。但它的解释方向，我不能同意。

我的看法是：江青的恶，不是性压抑的发作，而是毛泽东以冷落控制她、并且利用她的恶。冷落不是病因，而是阀门；歇斯底里不是核心，而是阀门边漏出来的一点气。

还有一个必须先说清楚的问题：江青到底是不是毛的工具？我的回答是：论权力结构里的位置，她是毛的工具，用不用、用到什么程度、事后由谁担责，都由毛决定；论意志，她不是工具，她有自己的野心、私怨和名单，是主动而自愿的执行者，是共谋。这两句话并不矛盾，文章后面会展开。

性压抑说为什么解释不了江青的恶

第一，时间顺序对不上。江青在上海时期就以争强好胜、好惹是非著称，那时她与毛毫无关系，谈不上“被冷落”。一种性格在诱因出现之前就已成型，诱因就只能是放大器，不可能是成因。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她早年的描述，不少出自她倒台之后的回忆与传记，带有事后色彩，所以这一条我不让它单独承重，而是与下面几条合起来用。

第二，发作有方向。真正意义上的情绪失控，应当是不挑对象的：压力到了，哪里都可能崩。可是江青的暴怒有明确的指向，她对身边工作人员、对政治对手、对下属可以声嘶力竭、无理取闹，在毛面前却谨小慎微，处处察言观色。一个会看对象调整“失控”程度的人，她的失控里有很大的算计成分。能选择向谁发火，说明火是可控的。

第三，她的恶，形态不是发作，而是行动。发作是一阵一阵的、无组织的；迫害却是有名单、有专案、有程序、有目的的。文革中，她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参与并推动了对刘少奇、王光美等人的迫害；她也整肃了不少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旧识，王莹、郑君里、赵丹等人在文革中被关押，王莹、郑君里死于关押期间。不少研究者认为，这里面有清除她早年经历的见证者的动机。这样的行为需要记忆、算计和长期的耐心，而不是内分泌。

第四，原因与后果不成比例。性压抑是一个档次太低的原因。它最多能解释一个人在私人生活里的怨气和坏脾气，却承担不起名单、专案、批斗会和监狱所代表的那一整套罪恶。把这么重的后果挂在这么轻的原因上，在因果上不成比例，在叙事上更是替罪恶留了一条退路：一个追求进步的文艺青年，因为婚姻不幸、情感不遂，一步步“沦落”为歇斯底里，读者读完，不觉得愤怒，反倒觉得可怜。这正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顺带一提，用情欲和婚姻来解释女性政治人物，是一个很古老的写法，吕后、武则天、慈禧都被这样写过。它看上去有“人性深度”，实际上是用私人情绪取代了对权力与责任的追问。

私域冷落，公域使用

陈文把毛对江青的冷落，当成婚姻里的私人事件。我认为它应当被当成一种用人之术来读。

先看安置。流传的说法是，当年党内对这桩婚事有条件，要她不要过问政治。建国后，她长期没有正式职位，主要是照料毛的生活、接待外宾、参与一些文化事务。她有名分而无实权，有“毛夫人”的头衔而无毛本人的亲近。

但她并不是一直被晾在一边。六十年代初，毛在文艺领域主动依靠她：她抓京剧改革，经营样板戏，1966年初又出面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经毛亲自修改；毛在1966年7月写给她的信里，也谈了他对形势和人事的看法，可见毛并非只把她当作家里人。所以更准确的概括是：私域冷落，公域使用。私人生活里不给她亲近，政治上需要时就启用她。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她成为第一副组长，名义上不是组长，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场合代表毛的意志。她的一切权力和体面，都只来自毛一个人，可以给，也可以收。

一个被这样安置的人，会发生什么？她不会因此安静下来。她会时刻等待被启用，渴望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为了得到启用，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冷落制造的不只是压抑，更是一种对权力与承认的饥饿。而饥饿的人，最听话，也最好使。

关于意图，需要说得严谨一点。冷落最初未必出于设计：毛与江青的疏远，可能有私人感情、她的健康、早年党内的限制等多种原因，不必证明毛一开始就在布一个局。我要说的是另一件事：无论起因如何，毛清楚这种冷落带来的依附，维持了它，在需要时启用她，在她越界时警告她。意图不在冷落的起点，而在使用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之为“驾驭”，我认为并不过分。

毛要的，恰恰是她的恶

如果江青只是一个因为冷落而神经质的女人，毛没有理由重用她。毛重用她，是因为她身上有他需要的东西：敢咬人，不怕得罪人，放得开，没有底线（聪明的领导需要有人为他去做恶人）。有读者评论说，毛说她“有政治头脑”，不是说她是政治家，而是说她是一条好的斗犬。这个比喻难听，但切中要害。

一场要打倒大批老干部的运动，需要有人出面做那些不便由领袖亲自出面的事：点名、挑动、追查、施压、制造气氛。江青做了这些，毛可以保持距离，留有余地。事情顺利，功归领袖；事情败坏，责任可以由前台的人去背。后来“四人帮”的名目，就是这种结构的收尾，把罪责集中到几个人身上，客观上也让毛和体制得以抽身。1974年，毛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说“不要搞四人帮”，也批评过她有野心，这不是丈夫对妻子的态度，是使用者在提醒执行者不要越过界线。

当然，这个结构里不止江青一人。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集团，都曾被毛用在不同的位置上，“斗犬”的角色并不是她独有。但她的位置有一点特别：她的权力不来自任何组织，只来自毛，这让她成为最贴身、也最依附于毛的一把刀。

这也不等于毛始终得心应手。他多次压制过她，批评过她，她也有越界的时候，这恰恰说明使用与约束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毛并不是不了解她的性格，而是清楚地了解，并且持续地使用。她的恶是先在的，毛没有制造这种恶，他做的是给它一个出口、一个方向、一个边界。

容器与阀门：歇斯底里只是小孔

江青像一个高压容器，里面装的是对权力的渴求、对他人的无情、报复心和控制欲，这些在她遇到毛之前就有了。毛的冷落，不是往容器里添了什么，而是给它装了一道阀门：不给她独立的权力，不给她完全的信任，一切要看毛的脸色。阀门有两个作用：一是限制，她不敢也不能自行其是；二是引导，她想释放，就必须往毛指的方向释放。

至于“歇斯底里”，在这个容器上只是一个小孔。吵闹、猜忌、迁怒、被迫害妄想，这些确实难看，也确实是压力的外露，但它们只是慢慢漏出来的气，危害范围有限，是外表上的小恶。这并不是说私人生活里的恶无足轻重，对身边人的羞辱和迁怒同样伤人，只是它与一个人能让多少人付出代价，不在一个量级。真正的大恶不在小孔里，而在阀门打开之后：被她推动、参与的那些迫害，被她点名、关押、折磨的那些人。小孔漏出来的是脾气，阀门打开放出来的是罪行。

有人会说，我讲的“饥饿”，不过是把匮乏的东西从性换成了权力和承认，与陈文只差一步。差别在于，匮乏解释的是她为什么可以被控制，不是她为什么残酷。一个饥饿的人会听话，却未必会去整人，整人的那份狠，是容器里原有的东西。同样，压抑和被利用也并不互斥，她的不满和渴求完全可能成为毛使用她的条件。但承重的是后者：让这份不满变成罪行的，不是她的情绪，而是毛给她的位置和授权。

所以，把一切归于“性压抑”，等于把问题放在了小孔上，既没有看见容器里装的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握着阀门的那只手。

反事实：专宠只会放大她的恶

有人会问：如果毛不冷落她，给她专宠，她会不会变得温和？

陈文的逻辑暗含着肯定的回答：欲望得到满足，歇斯底里就消失了。我的推论恰恰相反。如果毛既专宠她、信任她，又授予她实权，那道阀门就失去了作用。那时的江青，不再需要看谁的脸色，她的权力欲、报复心和控制欲会获得无限的正当性。歇斯底里的小孔也许会堵上，但容器里的东西，会以更大的量级释放出来。

这个推论有三层依据。

第一，它驳的是“满足则平和”背后的补偿模型。这个模型假定她的攻击性是匮乏的补偿，匮乏消失，攻击就消退。反方的推理，也就是得到满足后安全感增强、攻击性下降，要成立，必须先证明她的恶是补偿性的。可前面已经看到，她的攻击在被冷落之前就有，发作有选择，并且指向权力。一个以权力为目标的攻击性，不会因为得到感情而收手，只会因为得到权力而放大。

第二，历史里有半个“实验”。从六十年代初到文革高潮，毛对她的使用越多、授权越大，她造成的破坏就越大；到1974年前后毛开始警告、限制她，她的空间大体随之收窄。权力越大、牵制越少，危害越大，这个趋势在1966到1976年内部就能观察到，并非只存在于想象里。

第三，这个推论可以被推翻。如果有证据表明，在毛给予她更多信任、更大授权的时期，她的行为反而更克制、更少伤人，它就站不住。我愿意把它放在这个检验之下。它仍然是推论，不是定论，但它是有结构、可检验的推论。

她是不是毛的工具：位置上是，意志上不是

江青到底是不是毛的工具？这个问题容易说得含糊，其实答案可以很清楚，因为“工具”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是位置。在权力结构里，江青是毛的工具：她的权力来自毛，用不用她、用到什么程度、什么时候收回、事后由谁担责，都由毛决定。从这一层看，她是被使用的。

第二层是意志。从这一层看，她不是工具。工具没有自己的议程，江青有。她积极争取被使用，主动扩大自己的权限；她借运动清算旧识，这些人与毛的政治目标并无关系，那是她自己的私怨和忌讳。一个只是工具的人，不会有自己的名单。

据流传的说法，她在1981年受审时曾自称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咬谁就咬谁。这句话要谨慎引用，它既可能是辩护策略，也不能直接当作她的自我认识。但它恰好是“纯工具论”最典型的表达：把自己放在没有意志的位置上，把全部责任推给使用者。本文拒绝接受这种说法，同样拒绝它的反面，即把一切推到她身上，说文革是一个疯女人的杰作，毛不过是被蒙蔽、被拖累，那等于把他的冷落说成家务事，把他的用人之术抹成私事。

所以我的概括是：毛是主谋和使用者，江青是主动的执行者，二人是共谋，但并不对等。毛决定用不用，江青决定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毛的责任重在授权与放任，江青的责任在亲手去做。两份责任不会互相抵消，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自承担的，都是完整的一份。至于这个结构换一个同样有野心的人也许照样运转，那并不改变一件事：坐上那个位置并且做了那些事的人，要为所做的事负责。

所以我说，江青本质上是坏人，毛泽东也是坏人。这里的“本质上”，不是指天生，而是指：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他们一再选择了作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并且从中获益。这个判断靠的是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靠一个性格标签。

结语

把江青的暴烈归于“性压抑”，叙事上很有吸引力：简单，有理论背书，还带一点悲剧色彩。但它的代价是，把一个政治机器的运转，说成一个女人的病；把一场权力的使用，说成一桩婚姻的不幸；更把一连串有名单、有对象、有后果的罪行，缩小成了值得同情的情绪问题。

我更愿意这样理解：恶，是原本就有的；冷落，是控制的方式；利用，是目的；歇斯底里，只是这套机制运转时漏出来的那一点气。看清了这一点，才看得清真正该被追问的东西：不是江青的内分泌和情欲，而是一个权力结构，如何识别、驯化并使用一个人的恶，以及被使用的人，又如何心甘情愿地去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