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启明32. 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根源

正义启明32. 苏格拉底之死的悲剧根源

从探究民主何以走向，多数人暴政的机制入手，出乎俺老汉意料之外地，回归了正义启明的主题后，接下来再考察，几个具体事例，看能不能印证，此前的抽象概念演绎。首先是苏格拉底之死；这事儿到今天，还会引起激烈的纷争，正因为它被视为，民主法西斯的，最早最经典案例。

其中呢，法制派指责说，无序的民主害惨了，西哲的开山祖师，所以必须重视，法制的约束；民主派回应道，这事儿不过是个，偶然而反常的现象，不足以表明，民主一定导致暴政，结果让辩论的焦点，落在了民主与法制的张力，这个看似深刻的焦点上。然而嘿，面朝事实会发现，这不过是草台学界闹出来的，另一个想当然的笑话而已。

问题在于，根据文本记载，拉底兄被处死的事件，既涉及民主，又涉及法制；更尴尬的是，不仅民主因素，完全符合法律条文，而且法制因素，也遵循了民主程序：首先么，给苏自知定罪的500人议会，是个通过抽签产生（因此无需素质要求），拥有最高权威的民主机构，以城邦全体公民的名义，审理重大案件，类似于摩登时代的，大陪审团或“人民法庭”，据传其决定，如同公民大会一个样，体现了全体公民的意志，永远正确，没有谬误。棒棒哒。

其次么，苏无知接受审判的过程，没漏掉一个法律环节，包括定罪前后，为自己做了三次申辩，议会先以280对220的，多数性投票结果，定他有罪，然后又以360对140的，压倒性投票结果（貌似无人缺席呢，亲，可见雅典公民们，参政的诉求多么执着），判他死刑，最后以苏德性，喝下毒酒的方式，得到实施。

由是瞧之，法制派的指责，很难站住脚，不曰是张冠李戴、嫁祸于人，至少也缺乏反思精神，没搞自我批评：鉴于整个事件，既走了民主流程，又符合法律条文，怎么能把屎盆子，全扣在民主头上，却放过了法制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柏学生的记述，苏老师临死前，还反复叮嘱高足们：法律是公民与国家立的约，即便整出了冤假错案，自己身为公民，也得服从判决，所以说啥都不许弟子如儿子，将自己偷偷背起来，跑到法律管不着的海边住下来，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

既然他本尊，都不提民主的事儿，反倒一心想着表白，自己对法律的尊重，将维护城邦法制的诉求，置于捍卫自身权益的诉求之上，咱们今天怎么还能，越俎代庖地断言，害惨他的只是雅典的民主，不包括那地儿的法制吔？毋宁讲，整个案例恰恰表明，同一个体制下，由于参政主体的高度重合，法制对民主的制约，多么脆弱。忽视了这一点，想当然地将三全分立的功能，理解成依据法制的力量，防止民主的法西斯，理论上拿衣服，实践中狠危险。

当然喽，雅典的法制有责任，并不意味着那地儿的民主，就是纯洁无暇的白莲花，可以轻轻放过了。不如曰，前者的责任有多大，后者的责任也有多大，结果让民主派的辩解，变得同样不堪一击：既然这件事处在，民主暨法制的完全掌控下，凭什么断言，它纯属偶然而反常的呢？

说白了，即便一百多年中，雅典的民主制度，就犯过这一次错，也没法帮它脱罪啊：那可是一个人的生命权哦，怎么就靠着投票数人头的，法制暨民主方式，轻飘飘地给剥夺了哇？说穿了，难道咱们会因为，某人并非连环杀手，只是反常而偶然地，杀了一个无辜者，便宣布他无需担责，受到惩罚么？笑话。

其实嗨，浅人有个瞎猜：当时被500人议会，以“我代表人民”的方式，判了死刑的无辜者，肯定不止苏氏一人，只不过都没他名气大而已。所以吔，俺们显然没有理由，假装只有西哲鼻祖，那年头才沦为了，民主法西斯的受害者，然后凭借“民主永远主义”的应然预设，诉诸为民主隐的方式，把这件事说成是，碰巧而随机的现象。不管怎样，公元前415年，平民领袖希帕波鲁斯，由于党派纷争，先被放逐，再被杀害，结果导致陶片放逐法的终结，正是另一个民主否定民主的，著名自败案例。

能不能把事情归咎于，当时的民主暨法制，不够完善呢：要是有了严谨细密的法律条文，规定“奸心”“奸言”不可入罪，就不会出这事了吧？再假定有个独立机构，能够制衡500人议会的权力，在苏氏申辩后，发现它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了这位无辜者，便出手干预，推翻不义判决，岂不更是大快人心，普天同庆么？

然而且慢。第一哦，虽然摩登时代，有了细密严谨的法律条文，规定“奸心”“奸言”不可入罪，但也没能杜绝冤假错案啊；谓予不信，敬请扭头看看，据传没了它，同样会万古如长夜，以致有资格与孔三戒，平起平坐的不列颠，眼下怎样在民主与法制的合一中，处理那些单用言论，批评某些宗教的平民百姓，就不难看出，现实的残酷咧。

第二哦，假定当时有了，搞制衡的独立机构，它又该如何运作呢？是不是能找到，某种完美的程序，确保它不会像那年头的，法制暨民主一个样，偶然而反常地犯下，差不多的错误呀？可是喔，倘若找得到的话，何以不将这种程序，直接用到500人议会上，却绕来绕去兜圈圈吔？要是找不到的话，这个机构岂不是，也只能基于其成员，与那500人类似的理念诉求，根据类似的法律条文，通过类似的投票表决，确认对苏智慧的定罪，合法不合法么？然而嗨，前车之鉴，秃头虱子般摆那儿，又该如何保证，这个独立机构，合乎法制走程序的结果，就与500人议会不同，足以做到教宗式的永无谬误哇？丰满。

说破了，现在把500人议会的判决，定位成冤假错案，并不是因为，它光民主不守法，或者光守法不民主，而仅仅是因为，由于在背后支撑着它的理念诉求，出了严重问题，导致它在正义维度犯了错：多数议会成员投票的时候，无疑是在行使，抽签得来的参政权益，本身无可非议；可是嘿，其中的大多数人，却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凌驾于盐论自由之上，认为苏自知在百无聊赖之际，到处找人聊天，推崇理性神的做法，犯下蛊惑青年的渎神罪行，必须受到惩罚，从而在这种违反正义底线、压制盐论自由的，错谬理念指导下，滥用自己手中的，民主权益和执法权力，采取既民主又合法的方式，剥夺了一个单单表达了，某些新颖之见，没有侵犯任何人权益的，无辜者的生命权，结果让历史上最早形成的，旨在维护自由权益的，民主暨法制变了味，凭借多数决的程序正义，生成了坑害人的实质不义——苏牛虻对判决的自愿接受，并不足以改变它，实施多数人暴政的本质。

相比之下，即便其余议会成员，拥有截然相反的理念诉求，以致全都认为，苏大侠拥有想怎样说，就可以怎样说的盐论自由，但他们的人头比例，仍然比占主流地位的，议会成员少了许多，所以才被法制规定的，民主原则干翻了，最终不得不面对，不义吊打正义的结局。

不仅如此。另外还有两点，让这回的多数人暴政，管涌出了更冲鼻的反讽意味。第一呢，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下，500人议会都有积极作用；抽签参加两次投票的成员，当然也不见得，全是品性卑劣、鸡鸣狗盗之辈，或者对苏德性，怀有偏见或仇恨，甚至有理由讲，投赞成票的多数民众，对神灵的信仰，更为虔诚坚定。然而嘿，恰恰由于这种信仰，太过坚定虔诚了，压倒了苏智慧的，盐论自由权益，才导致本想推动，城邦的民主暨法制，更上一层理性楼的他，走上了不归路。说到底，此后中世纪，以及直到今天，时有所见的，用信仰碾压自由的事件，尽管大多没有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程序，可倘若在限定范围，搞票决的话，肯定也能获得，多数信徒的支持。

由是瞟之，少数人统治的不民主制度下，照样可能存在，多数人的暴政：众多无法享有，参政权益的民众，也会基于被扭曲的正义感，兴高采烈地参与，针对少数异议民众的，不义侵权活动，如同咱们那十年中，大量事例表明的那样子。由此再次见证了，前面那个浅见：任何政治体制下，民意或民心都不会因为，占了67%、85%、乃至99%的比例，便自动具有，“得道多助”的正确性、正当性或正义性。

第二呢，假定500位投票者，是没换人的同一拨，两次投票结果不同，又透出了三丢丢，黑幽幽的信息：首先么，甭说城邦全体公民，都百分百同意了，连这500位的诉求，也是一会儿站这边，一会儿站那边，如同乌鸦般短暂聚合，曰不准过会儿，便各奔前程分手咧，妥妥的“乌合之众”。

其次么，虽然第二次360对140，超过了头一次280对220，但这肯定不意味着，判死刑的正义性，超过了判有罪的正义性。毋宁讲，它单单坐实了一点：判死刑的民心，超过了判有罪的民意，那是格外的汹涌澎湃。

最后么，最值得琢磨的是，为啥有80位公民，开头不赞成判有罪，后来却赞成判死刑呢？是神马因素促使他们，在两次投票之间，仿效样板抓马里，杨子荣同志的榜样，毅然改换门庭，投靠了威虎山，而未能一以贯之，守住自由高于信仰的底线？

当然咯，年头久远，史料缺乏，今天恐怕找不到，确定性的答案啦。不过嘿，有木有一种可能，这80位中，许多是由于头回投票后，发现自己成了少数，生怕因此被逐出，拥有纯洁公意、眼睛比雪还亮的，纯洁人民队伍，失去雅典公民的身份，被打入充满私意、老是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冷宫，所以果断回归多数怀抱，学界也叫“随大流”，于是乎一举完成了，从不赞成判有罪，到赞成判死刑的，超发夹式急转弯调头？待考。

本来么，雅典城邦实行，民主与法制的合一，其意义肯定不在于，埋下了将来能让历史，终结掉的伏笔，或者为人类示范了，“最不坏”的政治制度，而在于率先建立了，允许公民通过积极参政，恪守正义底线的，自由民主体制。由是观之，对于它制造的，苏格拉底之死，就不必曲为解说、极力开脱了，因为它恰恰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启迪：再完美的民主暨法治（考虑到人的绝对有限，这种指向完美的期盼，已然是个泡影式的乌托邦了），都不足以确保正义，因为无论投票确认的，是选举谁掌握公权力，还是如何分配益品，或者要不要判某人死刑，民众总会由于，“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缘故，分成不同阵营，并且“皆是其义，而非人之义”，不少人的理念诉求，还可能严重背离，不可害人的底线。

所以呢，符合法制的民主程序下，出现诸如此类的，多数人暴政事件，绝非偶然而反常的；不如讲，只要涉及正义维度，凭借多数决达成的结果，都有不低的概率，走向不义的结局：鉴于两个针锋相对的理念诉求，通常只有一个符合应然底线，即便“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与“真理在少数人手里”两个命题，能够同时成立，这个正义的理念诉求，通过投票实现的可能性，抽象曰也只是一半对一半，从而让民主票决蜕化成，多数人苏维埃的事件，变得像五五波那样子，有点儿经常而必然的味道啦。

正因此，切不可想当然地断言，符合法制的民主程序，本身就是天然正义的，以致单靠加减乘除的四则运算，整出来的数量比例，便足以判定，哪边的理念诉求体现了，永远正确之公意；毋宁说，只有尊重权益的应然正义，才有资格凌驾于，民主与法制之上，用来评判民主投票，以及法律判决的正当性。

进一步瞥，倘若真碰上了，民主与法制的冲突，解决的方案也必然是，既不可拿民主压倒法制，又不可拿法制压倒民主，而应当首先看两者，谁才守住了不可害人的底线：符合正义的民主，必须压倒违反正义的法制；符合正义的法制，必须压倒违反正义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