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民族利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外交败笔
从国家民族利益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外交败笔
【提要】国家利益与党派和意识形态利益的错位，对国际环境的认知偏差，大国体量（“天塌了有人顶着”的心态）所造成的冒险心理，以及缺少有效制衡的最高权力，共同造成了一系列外交选择；而这些选择又相互叠加，最终使中国从一个本可以在大国之间纵横捭阖的国家，走向反复寻找阵营、反复制造敌人的道路。本文探讨新中国建政以来重大外交失误一路走来的因果得失。
中国是一个大国。
正因为是大国，中国外交所犯的错误，往往不像小国那样立即表现为政息国亡，而是表现为几十年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战略代价。土地还在，人口还在，政权还在，于是错误似乎总可以被“探索”和“胜利”叙事掩盖过去。
可是，国家没有亡，并不等于国策没有错；战争打赢了，也不等于国家利益赢了；一时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也不等于几十年以后回头看仍然值得。
如果暂时放下意识形态、党派立场和政治宣传，只从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出发：这项政策究竟给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围绕这这个话题，实际上有不少应该重新检讨的东西。
一、“一边倒”：新中国一开始就把自己锁进了一个阵营
1949年，毛泽东提出 “一边倒” ，宣布新中国站到社会主义阵营一边。1950年，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当时的国际背景是，国民党败退台湾，美国支持国民党；苏联是中共的主要国际依靠；新政权需要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
问题在于：一个刚刚建立、拥有巨大人口和广阔领土的新国家，是否必须把自己的外交空间如此迅速地压缩到一个阵营之中？
美国官方史料记载，1949年毛泽东所说的“向一边倒”，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战略选择：与苏联结盟。
问题不是“中国为什么与苏联合作”，而是为什么要把国际合作发展成阵营性和排他性的“一边倒”。
事实证明，苏联并不是一个永远可靠的“同志加兄弟”。中苏同盟不到十年便破裂，最终发展到珍宝岛冲突和核战争危险。
从国家利益出发，一个更合理的外交原则应该是：可以亲苏，但不必反美；可以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但不必因此拒绝西方；可以有意识形态，但国家利益不能被意识形态吞没和绑架。
遗憾的是，新中国的外交起点恰恰相反。
二、抗美援朝：把一个“可能的敌人”变成了长期的敌人
朝鲜战争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二个重大决策。
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向鸭绿江推进以后，中国领导人担心美国支持下的统一朝鲜会直接威胁中国东北。
问题是，中国是否必须因此与美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
当时的美国，并不准备向中国大陆扩张。二战结束以后，美国迅速复员和裁军（军队减员率达92%），美国没有打算因为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而发动战争。
中国决策层有一个相当矛盾的判断：一方面把美国视为敌人，另一方面又认为美国不会为了朝鲜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
于是出现了一次危险的战略误判：毛泽东低估了美国为了朝鲜战争而承担战争升级风险的意愿。
抗美援朝的长期后果非常清楚：中美从此进入长期敌对状态，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济、技术和外交联系受到严重限制。
“保家卫国” 的宣传后来成为中国社会长期接受的历史记忆。但是，如果从国家利益角度重新提问，问题变成：朝鲜政权的安全，是否等同于中国自身的国家安全？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三、美国是不是一个“必然的敌人”？
这里还涉及毛泽东对美国的另一个判断。
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毛泽东大量使用美国参加八国联军、庚子赔款等历史事实来证明美国的帝国主义性质和对中国的恶意。
历史事实当然存在。可是，回顾历史不能只截取对自己的论述有利的一部分。例如，毛在文章中居然不提俄国也是八国联军集团里面的，觉得别人健忘还是用心叵测故意误导民心？
美国确实参加了八国联军，但美国后来又是最早退还庚子赔款余款的国家，并把相关资金用于中国教育和卫生医疗等方面。
因此，更准确的问题是： 1900年的美国，是否必然等于1950年的美国？
一个国家过去参加过战争，并不能自动证明它在五十年以后仍然必然要发动同样的战争。
起码的事实是：虽然美国是一个潜在的竞争者甚至是一个潜在的敌人，中国不应该主动地把美国当作是一个必然的敌人。
把“可能是敌人”判断成“必然是敌人”，然后采取政策进一步把它变成真正的敌人，这是新中国外交史上历时数十年的一项“系统工程”。
常有人说，周恩来、武修权、乔冠华是如何了得的外交家，我都不以为然嗤之以鼻：他们在人际交往上可能具有个人魅力，但是他们作为外交家的眼界和格局，可以说是一塌糊涂误国误民。
四、中苏决裂：又把昨天的“同志加兄弟”变成今天的敌人
更大的历史讽刺随之而来。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把苏联作为最重要的国际依靠；十几年后，中苏关系却恶化到兵戎相见。
1950年代以后，苏联领导层对中国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中国东北的一些苏联特权逐步结束，苏联甚至最终主动撤出旅顺。
可是，中国没有因此与苏联建立一种长期稳定正常的外交关系，而是逐步进入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
到了1969年春，中国主动挑起了珍宝岛冲突，使中苏关系发展到了核战争的边缘。
一个国家当然可以与盟友发生利益冲突，但外交的基本智慧应该是：有分歧而不必决裂，有竞争而不必战争，有边界争议而不必把对方变成死敌。
珍宝岛冲突以后，中国领导层一度担心苏联核打击，中国国内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抗美援朝把中国推进了与美国的长期对抗，珍宝岛则把中国推进了与苏联的军事对抗。
一个曾经“一边倒”的中国，终于发现：两边都成了敌人。
这，还都是自己主动“作的”。
五、1962年中印战争：军事胜利不等于国家利益胜利
1962年中印战争，中国军队取得了明显的军事胜利。
但战争的结果却非常奇特：中国军队在东线深入印度控制区以后主动撤退；仅在西线继续控制着阿克赛钦。
因此，大量军事胜利没有转化为东线的领土成果。如此，为什么要打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
美国当时的情报分析认为，中国的行动除了边境安全考虑之外，也有惩罚印度、展示中国军事能力和影响亚洲其它国家判断的成分。
问题是，如果目的是维护边境安全，为什么用大型战争去完成一次“惩罚”和“示威”行动吓唬印度和周边国家？表明中国也不介意搞以强凌弱？
这次战争，把印度从此推向了与自己对立的阵营，直到现在。
六、越南、柬埔寨——意识形态压倒正常外交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外交进入更加剧烈的意识形态化阶段。
当意识形态成为外交政策的第一尺度，国家利益就会退到第二位。
这就引出了后来的一系列荒诞现象。
中国支持越南抗美，越南统一以后却越来越靠近苏联；中国与越南最终成为敌国。
中国又支持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抗衡越南。柬埔寨波尔布特集团取得政权后，实施了大规模杀戮和造成了严重的民族灾难，但是中国却一直与其保持亲密同志关系，这成为新中国外交史上无法回避的最黑暗血腥的一页。
为了反对一个敌人，中国选择支持另一个后来难以为之辩护的罪恶政权。
这不是简单的“朋友选择错误”，而是外交理性和认知本身有问题。
七、1979年对越战争：昨天的同志，今天的敌人
1979年，中国发动对越战争，中国方面称之为 “对越自卫反击战” 。
越南与苏联结盟、越南攻入柬埔寨、中越边境摩擦等，都是战争的重要背景。
原本中国为了制衡越南而扶持和支持红色高棉，现在，又因为越南入侵柬埔寨，而与越南直接发生战争。
于是整个印度支那形成了一条令人眼花缭乱的链条：支持越南抗美 → 越南统一 → 中越交恶 → 支持红色高棉 → 越南推翻红色高棉 → 中国进攻越南。
如果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成一张图，它几乎像是一场不断自我反转的外交棋局。
对懂得下棋的人来说，这种做法很像一个喜欢“悔棋”的棋手。
八、朝鲜：七十多年以后，中国仍然背负着1950年的战略选择
朝鲜问题更加特殊。
1950年中国为了防止朝鲜共产党政权垮台而参战；此后中国长期承担维护朝鲜政权稳定的战略成本。
今天，朝鲜已经成为一个核武国家，而金氏家族已经连续三代用封建手段统治朝鲜。
这当然不是说今天的朝鲜与1950年的朝鲜完全相同，更不是说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几十年毫无变化。
但历史连续性却无法忽略：当年为了中国安全而保住的政权，七十多年以后本身又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最复杂的问题和沉重负担之一。
这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利益层面的基本问题：一个邻国政权是否值得一个大国用几十年的外交、经济和战略资源去长期维持？
九、1970年代：中国终于开始“突围”
中国后来自己意识到了这种外交困境。
1960年代末，中国同时面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压力。
于是出现了外交上的重大转向。
1971年的乒乓外交成为中美开始接触的起点，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逐渐解冻。
与此同时，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打开西方世界、改善与日本及欧洲的关系，使自己从此前的战略孤立状态中走出来。
熊猫外交是其中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重要的不是熊猫，而是中国重新学会了与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相处。
这标志着中国外交开始走向“正常化”。
从国家利益角度看，1970年代的外交转向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需要寻找永恒的盟友，也不需要树立永恒的敌人，它需要的是根据国家利益，与尽可能多的国家保持友善的合作空间。
这是大国外交成熟的表现。
十、邓小平时代：终于回到了“国家利益”本身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出现了一个根本变化。
外交开始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国不再要求世界接受中国的意识形态，而是希望世界给中国投资、技术、市场和发展机会。
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路线，无论后来如何评价，其核心效果之一就是：减少意识形态对外交的绑架，给中国争取一个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这一时期，中国与美国、日本、欧洲以及亚洲周边国家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联系。
中国因此获得了几十年的发展机遇。这实际上是对前30年外交路线的一次巨大修正或者直接说就是 “拨乱反正” 。
中国没有因为不像过去那样折腾而衰弱和被人看不起，恰恰相反，中国迅速健康成长并赢得了国际尊重。
这是历史实验：当中国少谈一点“谁是盟友”，多谈一点“谁能合作”时，中国就发展了。
十一、为什么一个大国会如此敢于冒险？
这里，我们回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过去一直敢于进行几乎是“随心所欲”的高风险外交？
我的解释是：因为中国大。
一个小国犯一次严重错误，可能导致国家破产、政权垮台、甚至亡国。
而中国不一样。
中国拥有巨大的人口、广阔的领土、丰富的资源、进退自如的战略纵深、庞大的国内市场、信息和舆论的完全控制、司法的一家之言、军队的非国家化、权力的绝对集中等等。即使犯下严重错误，国家总是能够“撑过去”。
于是可能形成一种危险的心理：天塌不了。
可以做一个比喻：大国如同一座巨大的宅院（都知道深宅大院里的狗很凶），院子很大，墙很高，粮仓很厚实。住在里面的人相信：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怎么折腾都没关系。
于是，大国体量带来的安全感，可能转化成决策者的冒险心理和盲目自信。
大国犯错，往往只是付出代价而已。就是说，大国有犯错的本钱，“大家担着”就是了。
十二、当代是重新走向“绝地”，还是新的大国竞争逻辑？
进入当代，中国外交再次出现明显变化。
特别地，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又在进一步加强。
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警惕的历史反噬：1970年代，中国为了摆脱战略孤立而打开美国和西方的大门；几十年以后，中国却又越来越重视与俄罗斯等非西方力量的战略绑定并走向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对立面。
俄乌战争使这种选择成为明显。
这意味着，中国正在面对一个新的、但又似曾相识的战略困境。
十三、历史真正留下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在1970年代已经用事实证明，打开国门、减少意识形态对外交的束缚、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可以使中国重新回到世界正常国家的行列；而几十年以后，我们却又看到了阵营化、斗争化和意识形态化外交重新抬头的迹象？
历史不是循环，但人可以重复自己的错误。
国家也许不会因为一次外交失败而倒下。
可是，一个国家如果总觉得自己“家大业大，天塌不了”，总认为别人不敢把自己怎么样，那么它最终可能忘记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大国最大的安全，不是别人怕你，而是你拥有足够多的朋友、足够大的合作空间，以及足够多的退路。
外交的最高智慧，从来不是把世界变成自己的敌人，然后证明自己“不怕敌人”。
而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愿意与你合作，让尽可能少的人不得不与你为敌。
这才是真正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上思考外交。
一个成熟的大国应该避免的，是把自己逼到只剩下“硬扛”和“准备迎接惊涛骇浪”这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