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AI竞争正在改写华人在美国的职业命运
从硅谷博士失业潮，看华人技术优势背后的文化门槛
谷歌工作十多年，拥有机器学习博士学位，经历十多次面试，竟然找不到工作。
另一位机器学习博士，两个月投出120份履历，一家公司安排了六轮面试，最后还是拒绝了他。
这样的消息，如果放在十年前，恐怕会让不少人感到难以置信。博士学位、名校背景、硅谷大厂的工作经历，哪一样不是令人羡慕的资本？当年多少中国家庭省吃俭用，把孩子送进美国大学，盼望他们凭着一身本领，在这片土地上安身立命。
如今，连站在高科技产业前沿的人才，也开始为下一份工作发愁。
10月8日，《世界新闻网》报道了几位加州华人高科技人才的求职困境。读完之后，我想了很久。
这些人的遭遇，当然与美国科技产业的调整有关，也与人工智能迅速进入企业有关。然而，如果把问题仅仅理解为“AI抢走了博士的饭碗”，恐怕还没有触及事情的深处。
当中国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科技竞争对手之一，当人工智能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华人专业人士在美国的职业处境，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还有一个更值得我们自己反省的问题：华人一向以聪明、勤奋、重视教育和技术见长，为什么这些长处，有时并不能帮助我们跨过美国职场的另一道门槛？
我在美国企业工作多年，从职业转型一路走到高级管理岗位。回顾自己的经历，我始终觉得，华人在美国遇到的困难，不能只从外部寻找原因。政治环境、族裔偏见固然值得正视，我们自身的文化习惯、交往方式和工作行为，也同样需要认真检视。
有些门槛是别人设下的，有些却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筑起的。
一、从美苏太空竞赛到中美AI角力，科技人才的命运从来不只属于自己
1957年10月，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那个在夜空中飞行的小小金属球，让美国朝野为之震动。
在此之前，美国人习惯了自己在科学技术和工业实力上的领先地位。苏联卫星升空，突然让人意识到：一个政治制度不同、与美国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竟然能够在如此重要的科技领域抢先一步。
随之而来的，不只是航天事业的竞争。美国加强科学教育，增加科研投入，1958年成立国家航空航天局。学校里的数学和科学课程，也因此获得新的重视。
冷战时期，美苏较量的表面是导弹、卫星和核武器，背后却离不开大学、实验室、工程师、科学家以及庞大的工业体系。
国家竞争一旦进入科技领域，人才便不再只是企业雇用的普通员工。他们的知识、研究方向和工作机会，都可能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
今天的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也有类似的一面。
先进芯片、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模型、量子技术，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产品。它们牵涉军事、情报、工业和经济实力。美国限制部分先进半导体及相关技术出口，加强某些敏感科研领域的安全要求，正是这一战略背景下的政策选择。
国家保护关键技术，自有其安全考虑。但历史也提醒我们，国家之间的猜疑，很容易波及普通人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强制迁移并拘禁大量日裔美国人，其中许多人出生在美国，拥有美国国籍，却仍因祖先的来源而受到集体怀疑。
今天的中美竞争不是当年的战争，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然而，历史留下的警示并未失去意义：对一个外国政府的担忧，不应成为怀疑整个族裔群体的理由。
华人在美国从事科技工作，本来与其他专业人士一样，应当凭能力、经验和职业操守接受评价。可是，当中国成为美国科技竞争中的主要对手，部分华人难免担心，自己的族裔背景是否会影响别人对自己的判断。
涉及敏感技术的岗位，企业必须遵守法律和安全规定。这与仅仅因为一个人姓王、姓李，或者出生在中国，就怀疑他的忠诚，是两回事。
真正令人忧虑的，是某些偏见未必会堂而皇之地写在招聘条件里。它可能隐藏在面试中的疑虑、对候选人的主观印象，或者一句含糊的“我们觉得他不太适合团队”之中。
当然，不能因为一个华人没有被录用，就断定他遭受了歧视。招聘失败的原因十分复杂，不能凭猜测替代证据。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今天的华人专业人士，必须比过去更加清醒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国际环境。
图注：从1957年的太空竞赛到今天的人工智能角力，科技不仅改变国家实力，也影响着普通专业人才的职业环境。
二、博士失业的背后，美国企业究竟在重新挑选什么样的人？
《世界新闻网》报道中的杨瑾是一位生物学博士。2024年，她被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裁员。
凭着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她原本以为重新就业不会太困难。没想到，数十份求职申请发出去，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位。
更让她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熟悉的实验室已经悄悄变了模样。过去需要研究人员亲手完成的部分实验，如今机械手臂和自动化设备也能够承担。她只好暂时留在家中照顾孩子，同时学习开发AI应用，寻找新的出路。
她的丈夫赵星涛拥有机器学习博士学位，曾在谷歌工作十多年。后来，他离开谷歌，加入一家增强现实创业公司，却又遭遇裁员。十多次面试之后，工作依然没有着落。他开始与具有金融经验的朋友合作，尝试利用人工智能进行量化股票交易。
报道中的另一位机器学习博士，曾离开亚马逊创业。创业失败后，他在两个月内投出120份履历。其中一家企业连续安排六轮面试，最后仍然没有录用他。
家里有孩子，房贷每个月都要付，积蓄只能支撑一年。对于一个曾经收入优厚的专业人士来说，这种日子恐怕比外人想象的更加煎熬。
这些故事让人感慨，也让人警醒。
但我们不能把三个人的遭遇简单归结为某一个原因。科技企业的裁员、创业公司的资金压力、岗位供需变化、自动化技术的发展，都可能影响他们的求职结果。报道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是因为华人身份而遭到拒绝。
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
假如一家美国企业同时面试五位工程师，他们都拥有博士学位，都做过大型技术项目，技术考核也都过关，企业最后会选择谁？
我在人力资源管理岗位上工作多年，深知招聘绝不只是把学历、工作年限和技术清单逐项打勾。
未来的直接上司会考虑：这个人能否理解我的要求？遇到困难时，他会主动提出解决办法，还是等我一步步指挥？
需要与他合作的其他部门会考虑：他能否把复杂的技术问题讲清楚？出现意见分歧时，大家能否坐下来商量？他会不会只顾完成自己手上的任务，却不关心整个项目的结果？
对于技术能力接近的候选人，这些问题可能直接影响最后的决定。
一个人专业再强，如果别人很难与他合作，企业也会有所顾虑。
这正是许多华人专业人士容易忽略的地方。
我们习惯了用学历证明自己，用技术展示本领，用过去的职位和薪水说明价值。但在美国企业里，别人还要判断你是不是一个值得长期共事的人。
图注：名校学历、大厂经历和高薪资历，已不足以保证下一份工作。企业的招聘判断还涉及岗位需要、合作能力与对候选人的信任。
三、技术被认可，不等于领导力被信任——我在美国职场的亲身经历
我在美国企业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和高级管理工作多年，经历过不少职业上的起伏，也曾面对一些难以用技术和学历解释的门槛。
当年，中国市场迅速发展，许多美国企业希望进入中国。按照一般人的想法，一个熟悉中国文化、又拥有美国企业管理经验的人，应该颇受欢迎。
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
我接触过一些美国企业，也包括具有华人背景的科技公司。它们虽然重视中国市场，却并不因此认为我自然适合担任高级人力资源管理职位。
我曾经感觉到，在某些企业的管理者心目中，华人做技术、做工程、负责中国业务，似乎都比较容易被接受；但如果要管理美国员工、参与高层人事决策、影响整个企业的工作文化，他们更习惯信任一位熟悉美国主流社会的管理者。
有时，我甚至觉得，某些企业宁愿选择一位白人美国女性担任这样的职位。这是我当年求职过程中的个人感受，不能据此断定某家企业的真实动机，但它促使我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一个人拥有管理经验，了解美国商业环境，又具有国际背景，仍然不容易获得进入核心管理层的机会？
这里面可能存在文化偏见，也有企业对领导者的实际要求。两者有时交织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
人力资源管理尤其如此。
一位高级人力资源主管，不只是处理招聘、薪酬和员工福利。他必须理解业务部门为什么着急，财务主管为什么控制成本，技术负责人为什么担心人才流失，企业最高领导者又为什么需要调整经营方向。
他还要能够与不同部门的人讨论棘手的问题，在利益不一致的时候寻求解决办法，让管理团队相信他的判断。
如果一位候选人只反复介绍自己过去管理过多少员工、负责过多大的预算，却无法让面试官感受到他理解企业眼前的困难，那么履历再漂亮，也未必能够打动人。
我自己的体会，是必须走出原来熟悉的文化环境。
我主动与美国同事、导师和管理者建立长期的职业联系，观察他们怎样讨论问题，怎样表达不同意见，怎样在会议中作出决定，又怎样在分歧中维持合作。
这不是参加几次培训就能完成的事。许多过去习以为常的表达方式、交往习惯，甚至对权威和责任的理解，都需要重新审视。
有时很不舒服，甚至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但正是这些不舒服的经历，让我逐渐看到了原来没有看到的世界。
我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中国文化。相反，我开始懂得，真正的跨文化能力，不是让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能够理解不同的人，知道怎样与他们共同完成工作。
对于一个希望进入美国企业管理层的华人来说，这种能力的重要性，我是亲身领教过的。
图注：专业能力获得认可，并不意味着领导力自然得到信任。理解不同部门的需要、与管理团队有效合作，是高级管理岗位的重要要求。
四、华人的文化舒适圈，正在悄悄限制一些人的职业前途
许多华人来到美国以后，仍然喜欢与华人朋友交往。
这很自然。
大家说同一种语言，吃相似的食物，知道彼此成长的社会背景。聚在一起，不必费力解释一句话背后的意思，也不用担心自己说错英语。孩子上学、房子买卖、找工作、看医生，朋友之间互通消息，常常十分方便。
尤其对于第一代移民，这样的圈子不仅提供信息，也给人情感上的依靠。
我完全理解这种需要。
但如果一个人在美国生活十年、二十年，除了工作时不得不接触美国同事，日常交往、职业交流和重要的人际关系，几乎都局限在熟悉的华人圈子里，那么问题就来了。
他可能很了解华人朋友怎样看待工作，却不了解美国同事怎样理解责任。
他知道自己专业领域的最新技术，却未必知道其他部门为什么反对某项方案。
他能够在华人朋友面前侃侃而谈，到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会议上，却可能变得沉默，或者只顾解释自己的技术，不知道怎样把话题转到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上。
时间久了，一个人虽然身在美国企业，却可能始终站在美国职场文化的边缘。
这种距离，不一定会反映在工资单上。一个人可能已经拥有很好的收入，住着宽敞的房子，开着不错的汽车，觉得自己的移民生活相当成功。
直到某一天，他失去了工作，才突然发现，除了自己的技术和原来的公司经历，他并没有建立起足够广泛的职业关系，也不熟悉另一些岗位所需要的沟通与合作方式。
当然，华人社区不是问题的根源。许多华人团体在专业交流、创业和互相扶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把熟悉的圈子当成唯一的圈子。
文化舒适圈可以让人安稳，却不能代替一个人在新社会里应有的成长。
尤其困难的是，改变行为习惯远比学习新技术费力。
学习一门编程语言，可以买教材、上课程、做练习。可是，怎样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自然交往，怎样在会议中适时提出问题，怎样表达不同意见而不伤害合作关系，怎样让别人愿意与你共同承担一项任务，这些本领没有那么容易通过考试获得。
它们需要长期接触、观察和实践。
一个人必须愿意离开熟悉的人群，主动认识不同背景的同事，认真听他们谈论工作和生活，了解他们关心什么，学习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
这种交往不能只停留在交换名片、参加聚会，更不能只是需要别人帮助找工作时才想起联系。
真正有价值的职业关系，是在平时的合作、交流和相互帮助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我们常说华人技术好，却不大愿意谈另一面：有些人专业能力很强，但不善于与别人打交道，不习惯主动提问，也不愿参与自己职责以外的事情。
如果再遇上外部环境中的刻板印象，这些行为上的弱点就可能使处境更加不利。
我认为，华人专业人士应该勇敢地正视这个问题。
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低人一等，而是因为一个人既然选择在美国发展，就有必要认真了解这里的工作方式。不能一面希望美国企业给予自己更大的机会，一面又拒绝学习如何与身边的人有效合作。
五、印度裔高管的崛起，值得华人认真研究
美国高科技行业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一些印度裔专业人士不仅在工程和技术岗位上表现出色，还成功进入大型科技公司的最高领导层。
微软的萨提亚·纳德拉（Satya Nadella）、谷歌母公司Alphabet的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便是其中广为人知的代表。
他们的成功不能代表所有印度裔专业人士，更不能据此断定印度裔比华裔更有领导才能。
但这些人的职业道路，确实值得华人研究。
印度拥有复杂的语言和文化环境，英语在部分学校、大学和专业领域广泛使用。一些接受英语教育的印度专业人士，进入美国企业时，已经具备较多使用英语学习、讨论和工作的经验。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印度人都从小精通英语。印度社会内部的教育条件差别很大，印度裔移民同样需要适应美国职场。
不过，语言和职业表达上的准备，确实可能帮助部分人更快参与美国企业的日常交流。
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裔专业人士之间也存在职业互助、导师指导和经验传承。一些人不仅分享职位信息，还交流怎样参与管理、怎样表达自己的意见、怎样从技术岗位走向更广阔的商业领域。
当然，华人也有优秀的专业社团、导师和互助网络。问题不在于哪个族群更团结，而在于这些关系究竟帮助成员成长到什么程度。
如果大家聚在一起，只是交换招聘消息、抱怨裁员、讨论哪家公司待遇好，当然也有用处。
但如果我们很少讨论怎样改善自己的沟通方式，怎样理解美国企业的经营需要，怎样与不同部门建立合作，怎样从优秀工程师成长为管理者，那么这个圈子能够提供的帮助，就仍然有限。
技术专家与企业领导者，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工作。
工程师可以集中精力解决一个技术难题。企业领导者却必须同时考虑客户、员工、成本、风险和长期经营。
一个方案技术上再漂亮，如果成本太高、客户不接受、其他部门无法执行，也不能算成功。
从专业人员走向管理者，需要学会站在别人的位置上看问题。
这并不是印度裔独有的优势，而是所有希望进入高级管理层的人都必须发展的能力。
华人拥有深厚的教育传统和大量优秀技术人才。如果我们能够在专业本领之外，更有意识地培养商业判断、跨文化沟通和领导能力，就不必把自己的职业前途局限在技术岗位上。
图注：印度裔科技高管的职业发展提供了值得研究的案例：技术是重要起点，商业判断、沟通与领导能力则帮助人才承担更广泛的责任。
六、AI时代，过去经理承担的责任，正在落到普通专业人员身上
今天讨论华人的职业竞争力，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变化。
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企业需要多少员工，也在改变每一位员工需要做什么。
过去，一名工程师可能主要负责完成上司分配的任务。经理负责协调不同人员、安排工作进度、判断方案优劣、处理部门之间的分歧，并对最后的结果承担责任。
现在，一个专业人员可以借助多种AI工具，完成过去需要几个人配合才能完成的工作。
表面看，这是工作效率的提高。往深处看，它也改变了企业对普通员工的要求。
当AI能够帮助你写程序、整理资料、分析数据、比较方案时，企业还需要你做什么？
首先，你必须知道应该解决什么问题。工具可以给出答案，但问题是否问对了，仍然需要人的判断。
其次，你要能够分辨AI产生的结果是否可靠。几份看起来都很漂亮的分析报告，哪一份真正符合企业的需要？哪里有遗漏？哪里存在风险？这些都不能只凭工具自己决定。
还有，你必须能够与其他人合作。
一个技术方案可能涉及财务、产品、销售、客户服务和法律合规。即使AI帮助你完成了大部分分析工作，你仍然需要与这些部门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解释自己的判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你要对结果负责。
过去，有些专业人员习惯于等待明确指令。上司告诉我做什么，我就把那部分技术工作做好；至于整个项目是否成功，那是经理的事情。
这种工作习惯，在AI时代可能越来越难以适应。
当一个人借助AI能够独立推进更多工作，企业自然也会期待他拥有更多判断能力、合作能力和责任意识。
这正是我们以前常说的软实力（soft skills），但它早已不只是锦上添花的个人修养。
对许多岗位而言，这些能力已经直接影响工作成果。
我尤其想提醒那些从小习惯由父母安排、遇到困难总有人替自己作决定的年轻人：进入美国企业以后，不能继续把自己当成一个只需要完成作业的好学生。
优秀的员工不仅要把事情做对，还要知道为什么做、怎样与别人共同完成，以及出了问题由谁负责。
当然，不能把缺乏责任感归咎于所有独生子女，也不能说这是中国年轻人特有的问题。不同家庭、不同个人之间的差异很大。
但如果一个年轻人长期受到过度保护，缺少独立判断和承担后果的训练，那么进入需要主动负责的职场，确实可能遇到困难。
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今天华人专业人士最需要补上的，不一定是另一张技术证书。
有时候，真正决定你能走多远的，是别人是否愿意与你共事，是否相信你的判断，以及当事情不顺利时，你是否敢于站出来承担责任。
图注：人工智能提高了个人完成工作的能力，也使独立判断、跨部门合作、有效沟通和承担责任成为重要的职业要求。
七、走出文化舒适圈，才有可能真正掌握自己的职业命运
写到这里，我想到万维的许多读者。
我们当中不少人已经退休，自己不必再为求职奔波。但是，子女还在工作，孙辈正在长大。美国社会发生的这些变化，终究会影响到我们的家庭。
我们这一代华人，普遍重视教育。
为了孩子读书，父母愿意搬家、节省开支、付出大量时间。孩子考上好大学，拿到硕士、博士学位，进入谷歌、微软、亚马逊这样的公司，往往被视为一个家庭多年努力的成果。
这种重视教育的传统，是华人社会值得珍惜的长处。
可是，今天我们也应该重新想一想：除了帮助孩子获得好成绩、好学历、好工作，我们有没有帮助他们学会在不同文化中生活和工作？
他们是否能够自然地与不同背景的人交往？能否认真倾听别人的意见？遇到分歧时，是否懂得商量？面对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是否敢于作出判断并承担责任？
这些本领，不是进入职场以后才突然需要的。
家庭教育、学校生活、朋友交往，都会影响一个人怎样认识自己与别人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希望下一代在美国社会真正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就不能只把眼光放在成绩单和工资单上。
还有一点，我想特别说给那些已经在美国工作多年的华人专业人士听。
不要以为自己拥有一份高薪工作，就已经完成了文化适应。
也不要因为英语有口音，或者过去不习惯与美国同事深入交往，就认定自己永远做不到。
口音不是能力的尺度，文化背景也不应该成为职业发展的枷锁。
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走出去。
离开熟悉的圈子，并不意味着疏远华人朋友，更不意味着否定自己的文化。一个人完全可以珍惜中国文化，同时与美国同事、其他族裔的专业人士建立真诚而长久的关系。
真正需要放下的，是那种只愿待在熟悉环境里、不愿改变自己行为方式的习惯。
我自己经历过这个过程，知道它有多么困难。
许多时候，改变一个长期形成的习惯，会让人感到别扭。主动进入陌生的社交环境，听别人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观点，也未必总是愉快。
但是，当你逐渐理解了另一个文化中的人怎样思考、怎样合作、怎样建立信任，就会发现，自己的世界比原来宽阔了许多。
那种成长，远不止于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回到《世界新闻网》报道中的几位博士。他们的失业有各自的原因，未来也未必没有新的机会。我们不应该拿他们的困境作简单的道德判断，更不能断言他们缺乏跨文化能力。报道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据。
然而，他们的经历提醒我们，一个人的职业安全，不能永远寄托在过去的学历、公司名气和技术优势上。
中美科技竞争会继续，人工智能还会改变许多岗位。企业的兴衰、行业的冷热，也不是个人能够左右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华人专业人士既要正视外部可能存在的偏见，也要认真检查自己能够改变的部分。
专业知识当然重要。没有真本领，再好的沟通也只是空谈。
但如果一个人只守着自己的技术，不愿了解身边的人，不愿学习不同的工作方式，不愿承担更大的责任，那么他的职业道路，很可能比自己想象的狭窄。
我始终相信，真正能够帮助一个人在美国长期发展的，不是某一项永远不会过时的技术，而是不断学习、理解别人、与人合作，并在变化中重新承担责任的能力。
技术可以帮助你获得一份工作，文化适应与合作能力却可能决定你能否走得更远。
对于华人来说，今天需要突破的，不只是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挑战，还有那道长期存在、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文化边界。
走出舒适圈并不容易。
但一个人只有愿意改变自己能够改变的部分，才有可能在无法选择的时代变化面前，保有更多主动权。
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移民最值得留给下一代的经验。
新闻资料来源：《世界新闻网》，2026年10月8日，《曾经年薪几十万 现投120份履历全拒 华女博士在家带娃》。文中职业经历与职场观察为作者个人经验及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