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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事件与皇姑屯炸车的复杂关联,深刻揭示毛泽东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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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曾读到海外华人撰写的文章,“毛泽东感恩皇军是真情流露还是幽默玩笑?”。此文与很多海外反毛文章类似,大肆颠倒黑白,添油加醋,污蔑毛泽东是所谓“汉奸”。这些海外文章,也就是典型的国民党思维,借美台舆论煽动极端民族主义,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共的左派革命,也企图彻底否定1949后的新中国。

像抗战的问题其实是非常复杂的。但很多人长期被美国鼓吹的二战史观洗脑,对美国的一切舆论宣传几乎毫不怀疑,再加上很多国民党舆论策划出来的反日宣传,就自觉不自觉地被套进去了,想当然地进入海外华人极右翼分子鼓吹的所谓批判汉奸的思维。这就导致中国整个近现代史的叙事模式都有问题,几乎是钻进死胡同,跳出不来。

针对抗战历史叙事问题,其实是毛泽东最高明。毛的观点,所谓感谢日本的反讽,其实是在反复强调,要辩证地看待日本的侵略者角色。尤其是,也要辩证地看待所谓五千年文明和1949建立的新中国国家角色的关系,这才能形成平衡,真正实现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这时,实现同日本的长期睦邻友好关系,非常重要。

相反地,按海外华人极右翼观点,所谓国民党的套路,使劲鼓吹五千年文明,把中国说成是五千年天国,这就等于变相否定了1949的革命建国,那么此后当然就要复辟中华民国。这时,关于日本的各种侵华叙事,就变成了国民党和右派实现复辟的工具。

尤其是加上美国的特殊角色,使劲助推煽动各种妖魔化日本的侵略扩张历史叙事,同时美台势力又联手妖魔化毛泽东。在这种反常情况下,中国的近现代史当然就理不顺了,几乎到处都是问题,搞的愚民叙事大行其道,很多中国人被反复洗脑,不得不陷入集体造假套路,甚至都开始精神分裂。

作为一个经典案例,这次详细分析从济南事件到皇姑屯爆炸案的历史过程,来供大家参考,好好看看中国的近现代史的真实进程,到底是怎么回事?由此,也就可以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的高瞻远瞩,高不可攀。

济南事件发生于1928年5月,这个事件本身很多人都知道,但它和一个月之后皇姑屯事件的关联,很多人就不知道了。当时的情况,是广东的国民政府,即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开始大举北伐,而此时奉系首领张作霖正在北京当着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安国大元帅,组织安国军对抗北伐。此前,在长江流域的军事争夺过程中,孙传芳等人,本来早已倒向张作霖,但在这个阶段很快被北伐军打垮。所以,军事形势对奉系不利。接下来,山东就变成了双方争夺的关键战场。

而在1927年,两股势力在争夺南京时,就引发了南京事件,导致英美军舰开炮,造成2000多人伤亡。但国民党很快就与英美达成谅解,因此英美方面都支持国民党搞北伐,而当时日本官方在外交协调后也明确表态,不反对北伐。

但到山东这里,问题就出来了。奉系,主要是张宗昌在控制山东,而山东很多城市都有大量日本侨民。随着奉系的军事失利,张作霖、张宗昌和日本都开始担心起来。张作霖、张宗昌是担心在奉系在山东彻底失败,如果无法守住山东,那么接下来安国军肯定也守不住北京。而日本是担心侨民问题,上一轮北伐,日本就曾派兵入驻山东,保护侨民,那时并没出问题,日本驻军很快就撤走了。

这一轮,北伐军数量更庞大,号称有十几万,日本方面因而更担心。于是,奉系和日本双方就达成了某种共识,日本接下来要增派一批驻军到山东守护侨民。从日本的角度看,这是要保护日本侨民,避免出现类似于南京事件那种意外冲突和侨民伤亡。从张宗昌的角度看,这是想借助日本的驻军来保护自己的安全,阻击北伐军。

但人算不如天算,随着战争的推进,奉系节节败退,张宗昌退到济南后,就期待日军直接介入对北伐军的拦截。但问题是,此前日本大使有过表态,不会反对蒋介石北伐。而且,日本作为第三方,它出兵保护侨民还是有依据的,但直接针对广东国民政府的北伐军,这就等于介入了中国的内战,而直接干涉他国内部冲突,缺乏合法依据。因此,日本不得不有所保留,日军根本就不想介入奉系同北伐军的战事。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十几万北伐军压境,张宗昌的部队最后就只能撤出济南。此后济南的治安,也就变成了由日军维护。而接下来北伐军又进入济南,此时蒋介石跟日军就有协商,多次沟通。最初日军解除了在街头设置的路障、工事和武装,改由北伐军维持治安。但好景不长,接下来双方就爆发了武装冲突。

在这个过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双方是各执一词。国民党的说法,是说日军主动挑衅,射杀北伐军士兵,引发冲突。而日本的说法相反,根据当时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方声称是北伐军袭击当地侨民驻地,屠杀了200多名日本侨民,报纸上还公布血腥照片,引发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根据现在的各种信息,能够确定的大致过程,是日本的侨民,居民区,确实首先受到了袭击,至少有12人被杀。此后,引发日军同北伐军冲突。随着形势失控,战事不断扩大,日军还袭击了国民党指派的涉外公使蔡公时的驻地,导致代表团23人中的17人被杀。

根据以往的各种报道,国民党方面称日军屠杀代表团人员,侮辱毁坏蔡公时的尸体。而日军的说法相反,他们并未否认袭击了蔡公时的驻地,但强调当时战事混乱,他们并没有收到国民党提供的外交照会,也不知道驻地人员的具体身份。而日军袭击蔡公时的驻地,是因为当时这个区域有枪战,而驻地有枪手游动射击,引发日军强攻驻地,造成十几人死亡。但日军反驳国民党的侮辱尸体说法,声称日军并不随身携带刀具,只有枪械上的长刺刀,根本不适合割耳朵挖眼睛,因此日军没有侮辱蔡公时的尸体。

无论如何,随着冲突失控,日军最后调来炮兵,开炮轰击北伐军在济南的总部。北伐军撤出济南,这才告一段落。在这个过程里,各种新闻就到处流传,称有六千多平民死伤,甚至是日军在济南屠杀了上万平民,等等。再加上蔡公时,作为涉外公使,被虐杀的新闻,就铺天盖地,传遍了大江南北。

真实情况到底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这就需要严格的考证。但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说辞,日本是坚决否定国民党的宣传,他们声称,开炮并不是轰击平民区,而是轰击北伐军的司令部所在地,日军在济南的打击目标也不是平民,因此不存在大肆屠杀平民的现象。相反,日军强调是北伐军屠杀日本侨民,引发冲突。

无论如何,随着济南的冲突以及国内舆论的不断报道,整个舆论形势就变化了。此前,张作霖只是在军事形势上不利,但随着济南事件的发生,各种媒体报道不断揭露日军暴行,国内反日情绪高涨,舆论形势对张作霖也越来越不利。尤其是,奉系内部也开始分裂了。本来这个时候常荫槐在北京正安排奉系向山东派兵,结果竟然遭到了日军的阻拦。

日本方面声称,由于日军同北伐军发生冲突,这个时候安国军不要进入山东境内,以免恶化日本侨民的安全形势。日本的阻拦态度,导致常荫槐极度不满,转而向张作霖施压,要求张停战,今后彻底避免日本的干涉。但常的建议未起作用,张作霖身边另有其他人反对常荫槐的主张。这个时候,张学良,杨宇霆等人,也极度不满,他们都积极游说张作霖,要求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而张作霖此时骑虎难下,奉系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裂,亲日派和亲国民党的派系,开始水火不容。

最后,张作霖做出妥协,向全国发布了一个公开声明,停战,南北议和。但张作霖并没按张学良等人要求的,声称要一致对外,反而是强调,继续打下去,竟然还波及外国侨民,这就不但愧对国人,而且更是“无以对友邦”。

从这个声明能看出来,当时张作霖不得不作出让步,同时也尽量协调奉系内部两派的严重分歧。一方面,战事不利,奉系内部严重分裂,张学良、杨宇霆、常荫槐等人都反复施压,要求停战,张作霖不得不采纳这些建议。但另一方面,日本又是张作霖的主要盟友,一旦彻底撇开日本,奉系也就难免会随之倒台。因此,张作霖的声明就搞了折中,一边称停战议和,一边又要安抚日本这个“友邦”。

但接下来的事实证明,关键时刻,张学良给张作霖出的点子,是个馊主意。本来奉系内部就有严重分歧,安国军更是多股军阀组合拼凑的势力,缺乏内部凝聚力。随着张作霖发布停战声明,客观效果,奉系内部进一步分裂,立刻是树倒猢狲散。此后,北伐军三路大军逼近北京,安国军内部却无法形成合力,由于缺乏足够的军事实力,停战声明的所谓和谈,都是空话。

随着济南事件的各种新闻不断发酵,北京本地的舆论力量也开始被国民党控制,张作霖根本无法对抗,接下来,这就只能返奉。于是,六月初,张作霖决定正式返奉。一开始频频放烟雾弹,推迟了两天,到6月3号夜,张作霖才乘专列正式启程。结果,第二天清晨,在皇姑屯附近,车站以东的三洞桥,列车突然被炸,张作霖、吴俊升这两名核心人物均被炸死。基本上,奉系内部的亲日派势力,也就到此为止了。

由于亲日派彻底倒台,此后张学良才成功上台,但这其实是意外事件。张作霖事先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更从没有指定让张学良接班。尤其是根据郭松龄反奉的历史记录来分析,由于郭松龄是张学良一手提拔,两人关系密切,张作霖早就对张学良极为不满,甚至一度公开大骂张学良,显然也就不可能把张学良设定为奉系的接班人。张作霖返奉时,吴俊升实际上是奉系的二号人物,如果吴俊升不死,凭借吴的威望,他掌控奉系的可能性远远超越张学良。

教科书上,通常的观点,都认为是日本关东军策划了皇姑屯事件。这也是事件后张学良等人一直在推动的说法。然而,详细的现场分析,以及历史的考证,都表明皇姑屯的爆炸,并不是将炸药设置在三洞桥上所造成的后果,而是炸药本身就放在张作霖的列车上,在经过桥下时引爆,威力巨大,这才彻底摧毁了多节列车车厢和南满铁路桥。

这些新的证据,新的发现,足以证明皇姑屯爆炸案并不是由关东军策划的,而是由当时的反奉反日势力,多方合谋,成功地通过奉系内线渗透到张作霖身边,利用奉系即将溃败因而返奉的时机,在列车上设置了威力极其巨大的炸弹,在经过三孔桥下时引爆,这就一箭双雕,成功地把爆炸案嫁祸于日本。在张作霖被炸事件后,又出现了大量的媒体造假现象,以讹传讹,不断虚构张作霖的反日形象,将皇姑屯爆炸案归咎于日本关东军早有预谋的策划侵华行动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从济南事件到皇姑屯炸车,再到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根据整个过程来分析,关东军在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这个阶段之前,影响力很有限,根本还没有主导权,不可能策划所谓全面侵华。至于后面策划九一八事变,驱逐张学良,也并不是因为关东军早有预谋,所谓先策划炸死张作霖,再策划篡夺张学良的权力,这都是不可能的。

真实的事态发展过程,是济南事件后引发的反日反奉力量,造成奉系内部混乱,而张作霖作为最主要的奉系亲日派领袖意外地被暗杀。事发后,各方力量又一起歪曲事实,成功地将爆炸案嫁祸于日本,这才引发关东军少壮派势力兴起,策划九一八事件进行报复,驱逐张学良。

从这个经典案例,我们就能得出一些非常明显的结论。首先,国民党的大量反日舆论宣传,内容并不可靠。其次,追溯当年英美的舆论宣传,尤其是针对日本二战爆发前的状态,大量的妖魔化宣传,也并不可靠。最后,今天美台势力的抗战舆论宣传,也包括中共内部形左实右的极右翼抗战叙事套路,其实也就是继承了当年国民党和英美的宣传基调,因而同样不可靠。

当然,我们显然也不可能按照日本的舆论宣传基调去理解抗战的历史。但这时,也就凸显出毛泽东的重要性:针对抗战和二战叙事,中国的正确立场,应当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就必须是基于1949后新中国的视角,来正确理解近现代的中日纠葛。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只有基于毛泽东的思考,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概念,辩证地理解近现代东亚大陆政治演变的整个复杂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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