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漢奸攷
2026-10-8
都説汪精衛是近代最大的漢奸，因爲比他地位更高的溥儀皇帝是滿族人，算不得漢奸。汪精衛之前，應該是寫日本刀歌的那幾位，包括秋瑾和司馬光在内。按照小粉紅的邏輯，這幾位即便不是漢奸，也應該都是精日分子了。而在古代，最大的漢奸應該是漢光武帝。他曾賜給倭奴國王一枚金印，可是光武帝是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別説送一枚印章，就是送半個中國給日本，按照這個標準，也算不得是漢奸。漢之前是徐福東渡的傳説，也是中國人東渡日本最著名的早期記載。《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記載：
遣徐福 发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但是徐福也不能算是漢奸，因爲徐福是秦朝人，比漢朝還早，怎麽能稱是漢奸呢？那麽，真正的漢奸，就只能從隋唐和宋明幾個漢人王朝裏面找了。可是要説最早的漢奸，《日本書記》和《續日本紀》這兩部日本史書還正好就派上了用場。例如在一塊和刻版《續日本紀》第九卷中，就清楚地記載了唐代一位叫王元仲的工程技術人員，在养老六年，也就是公元722年，或唐玄宗开元十年，幫日本製造飛舟，並得到天皇嘉獎、在日本做官的故事：
辛卯，……唐人王元仲始造飞舟进之，天皇嘉叹，授从五位下。
這件事，比馬可·波羅在元朝做官早了至少五百年。在王元仲之前，公元660年，唐與百濟發生戰爭。一部分唐軍成了俘虜，後來被轉送到日本。續守言、薛弘恪就是其中的兩位。他們後來在日本擔任音博士等職，並參與了日本早期的文化與制度建設。《日本書紀》持統天皇五年（691年）九月條載：
壬申，赐音博士大唐续守言、薛弘恪、书博士百济末士善信银，人廿两。
如果按照今天某些人的標準，唐朝軍人跑到日本去做官、替日本傳授文字音韻，那當然也是妥妥的漢奸。而在他們之前，還有唐朝派往日本的使節高表仁（632年）、郭務悰（644年）、劉德高（665年）、司馬法聰（667年）、李守真（671年）等人，事跡都見於《日本書紀》：
倭汉沙门知由献指南车。
這個倭漢沙門知由，如果也套用今天的標準，恐怕連內奸和工賊的帽子都跑不了了。而在公元650年前後，唐朝使者出使新羅、日本途中，還發生過一場慘劇。《太平廣記》卷四八一《蠻夷二》記載，唐使在海上遇風漂流，登岸後被當地人捕獲，其中五十多人被殺而食，最後在被擄婦人的幫助下逃脫：
永徽中，新罗日本皆通好，遣使兼报之。使人既达新罗，将赴日本国，海中遇风，波涛大起，数十日不止。随波漂流，不知所届，忽风止波静，至海岸边。日方欲暮，时同志数船，乃维舟登岸，约百有馀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见屋宇，争往趋之。有长人出，长二丈，身具衣服，言语不通。见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拥令入宅中，以石填门，而皆出去。俄有种类百馀，相随而到，乃简阅唐人肤体肥充者，得五十馀人，尽烹之，相与食啖。兼出醇酒，同为宴乐，夜深皆醉。诸人因得至诸院，后院有妇人三十人，皆前后风漂，为所虏者。自言男子尽被食之，唯留妇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为不去。吾请道焉，众悦。妇人出其练缕数百匹负之，然后取刀，尽断醉者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系身，自缒而下，诸人更相缒下，至水滨，皆得入船。及天曙船发，闻山头叫声，顾来处，已有千馀矣。络绎下山，须臾至岸，既不及船，虓吼振腾。使者及妇人并得还。
這一段記載是真是假，且另當別論；至少可以看出，唐代東亞海上交通的環境遠不像今天這樣太平，而中日之間的往來，也遠比一句漢奸所能概括的複雜。再往後，就是王元仲之後的陳懷玉和袁晉卿。公元734 - 735年，二人先後跟隨回國復命的日本遣唐使來到了日本。陳懷玉被天皇賜姓千代連。三十年後，他的後人千代連玉足又因功獲授外從五位下，踏進了日本貴族的門檻：
己亥。改元天平神护。敕曰：正六位上若汤坐宿祢子人。高尾连贺比。千代连玉足。佐佐贵山公人足。长谷部木麻吕。田部宿祢足嶋。佐太忌寸味村。民忌寸古麻吕。鸟取连大分。国觅连高足。文忌寸光庭。美奴连智麻吕。土师宿祢冠。秦忌寸公足。长瀬连广足。维成涧。香山连贺是麻吕。百济安宿公奈登麻吕。金刺舍人八麻吕。正七位上葛井连河守。正六位上桧前舍人直建麻吕。葛井连道依并外从五位下。
而袁晉卿則更不得了，他在日本擔任音博士，前後爲官五十年，還在日本娶妻生子，被賜姓清村宿禰，還曾出任安房守，成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人物。《續日本紀》第三十五卷記載：
庚寅，袁晉卿，賜姓清村宿禰，晉卿，唐人也。天平七年，隨我朝使歸朝，時年十八、九。學得文選、爾雅音，為大學音博士。於後，歷大學頭、安房守。
晚清外交家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邻交志》也记载：
时有唐人袁晋卿，年十九，善声学，习《尔雅》、《文选》，从广成来。圣武令与来使等奏唐、新罗乐，擢为音博士，遂由元蕃头升大学头。
如果袁晉卿活在今天，恐怕不但漢奸的帽子跑不了，還得加上一條文化漢奸。然後就是赴日的技術官員李元懷、皇甫東朝、沈惟岳、袁常照、張道光、徐公卿、孟惠芝、盧如津、李自然等人。其中袁常照本是唐朝官員，因安史之亂滯留日本，後來還成了袁晉卿的女婿。李自然則是一名女子，與日本遣唐使淨足結婚，後來在日本受到朝廷授位，其他人也各有封賞。例如《續日本紀》卷十八《孝謙紀》天平勝寶二年（750年）二月條載：
乙亥，幸春日酒殿，唐人正六位上李元怀授外从五位下。
這些人如果都要按照今天的漢奸標準來清算，那麼唐代赴日的技術人員、學者、僧人、使節，恐怕一個也跑不了。再就是唐僧道榮（729年）、道璿（736年）、崇道（754年）、鑒真（754年）、法進、惠雲、良暇、靈暇、思託、曇靜、法載、義靜等大和尚及其弟子們了。《續日本紀》卷十九《孝謙紀》天平勝寶六年（754年）正月條載：
壬子……入唐副使从四位上大伴宿祢古麻吕来归，唐僧鉴真、法进等八人随而归朝。
鑒真東渡日本，傳戒授律，並參與唐招提寺的營建，使唐代寺院建築與佛教文化在日本得到具體傳承。今天去奈良，唐招提寺依然屹立在那裏。按照現在某些人的標準，鑒真大師恐怕也要被扣上一頂漢奸的帽子。還有《續日本紀》裏大量關於中日交往的記載，尤其是日本寶龜元年（公元770年）五月接待唐使孫興進、秦怤期等人的描述，更是有意思。其中有一段寫道：
庚子，唐客入京。將軍等，率騎兵二百，蝦夷廿人，迎接於京城門外三橋。五月，辛丑朔癸卯，唐使孫興進、秦怤期等朝見。上唐朝書，并貢信物。詔曰：唐使上書，朕見之。唯客等遠來，艱辛行路。宜歸休於館。尋欲相見。丁巳，饗唐使於朝堂。中納言、從三位、物部朝臣宅嗣宣敕曰：唐朝天子及公卿，國內百姓，平安以不?又海路難險，一二使人，或漂沒海中，或被掠耽羅。朕聞之，悽愴於懷。又客等來朝道次，國宰祗供，如法以不。唐使、判官孫興進等言：臣等來時，本國天子，及公卿、百姓，並是平好。又朝恩遐覃，行路無恙。路次國宰，祗供如法。又敕曰：客等比在館中，旅情愁鬱。所以聊設宴饗，加授位階，兼賜祿物，卿等宜知之。庚申，右大臣饗唐客於第。敕，賜綿三千屯。乙丑，唐使孫興進等，辭見。中納言-從三位-物部朝臣宅嗣，宣敕曰：卿等到此，未經多日，還國之期，忽然已至。渡海有時，不可停住。今對分別，悵望而巳。又為送卿等，新造船二艘，并差使，令賚信物，鎮卿等遣迴。又令所司置一盃別酒。兼有賜物。卿等好去。孫興進等奏：臣等多幸，得謁天闕。今乍拜辭，不勝悵戀。丁卯，唐使孫興進等，歸國。
臨別時，日本朝廷甚至專門造了兩艘船，派人攜帶信物送唐使回國。唐使孫興進等人在日本朝廷的正式外交場合中自稱臣。比起一千年後英國特使覲見乾隆時因拒絕行跪拜禮而成為外交爭議，這種民族氣節的標準，倒真是頗有意思。按照現在某些人的邏輯，這恐怕更是漢奸的確鑿證據了。
可是問題就在這裏。唐人到日本做官，是不是漢奸？唐人娶日本妻子，是不是漢奸？唐人接受日本賜姓，是不是漢奸？唐人替日本造船、造飛舟，是不是漢奸？唐僧到日本傳佛法，是不是漢奸？唐朝使臣在日本朝廷稱臣，是不是漢奸？如果把近代民族主义语境中的汉奸概念机械地投射到古代，那么中国与日本数千年的人员、技术、宗教和文化交流，几乎必然会被人为地制造出一部荒诞無比的《汉奸列傳》。
而如果把這個標準繼續往後推，朱舜水、孫中山、周作人兄弟、郭沫若、潘漢年等等，又何嘗不是一個比一個精彩？問題其實不在於這些人到底是不是漢奸，而在於漢奸本來就是一個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政治概念。拿一個近代民族國家的政治標籤，去衡量秦漢唐宋時代的人，甚至拿它去衡量古代的外交使節、僧人、技術人員和文化交流者，本身就是一種歷史錯置。如果什麽人只要去了日本、在日本做過官、娶過日本老婆、讀過日本動漫、接受過日本朝廷封賞，甚至替日本造過東西、誇過日本文化、吃過日本大餐、穿過日本和服、用過日本電器、與日本人同臺競技、同日本首相合過影、甚至感謝皇軍入侵，就可以被扣上漢奸或者精日分子的帽子，尤其是把這當作一種國家行爲和輿論的主流，那麽最後得到的結果恐怕不是在歷史和現實中找出了多少漢奸，抓到多少特務，而是證明了一件事：中國歷史上的文化交流，本身就是一部漢奸史。
如此説來，從徐福、王元仲、續守言、袁晉卿到鑒真，再到後來的朱舜水、孫中山、周作人、郭沫若、潘漢年，。。。。這部《漢奸列傳》，還真是越寫越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