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姑屯事件到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真实历史角色

这篇文章，准备深入发掘一下皇姑屯爆炸案的内因以及此后的中日冲突历史轨迹。由此，也可以揭露张学良的真实历史角色。首先要指出，以往的官方教科书结论，所谓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桥上制造爆炸案炸死张作霖的说法，明显是错误的，与现场证据不符。

从皇姑屯爆炸案的现场录像进行最直观地分析，官方结论预设的所谓南满铁路桥上的大爆炸，实际上难以造成桥下多节车厢严重毁坏。无论如何，在最开始的阶段，刚发现皇姑屯爆炸案的重大疑问和线索的时候，我就曾怀疑过张学良的角色，张学良是否也参与其中？但当时还找不到确凿证据，此后随着新线索的不断发掘，张学良事先知情的嫌疑就变得越来越大。

由于现场证据明确表明，爆炸中心就是位于张作霖的专列车厢的临近车厢，而不可能是发生在南满铁路桥上，否则无法对多节车厢造成这么大范围的破坏，这实际上等于是彻底排除了日本关东军的嫌疑。因此，皇姑屯爆炸案的真实情况，应当是事先早就有人在列车的车厢某处设置了大量的炸药，进而在穿越桥洞时引爆炸药，威力极其巨大，这才成功摧毁多节车厢，同时也炸塌了南满铁路桥。

目前能确认的证据，很重要的一条线索，苏联特工很有可能参与到了炸车行动当中。此外，根据1928年张作霖被炸后的一些媒体报道，日军在炸车事件发生当天巡逻时，曾遇到三个携带苏制手雷的嫌犯，进而抓捕，但一人逃脱，另两人被击毙。事后在尸体上发现了两封信函，这跟当时广东的国民政府有关。日本据此认为国民党有嫌疑，参与了炸车事件。

但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之下，日本的说法没人相信，媒体普遍认为是日军策划炸车，杀死张作霖。因此，后来媒体又出现了另外的说法，有些人声称，这三个人是被日本方面收买蒙骗的贫困劳工，有人付钱，让他们换装，带着炸弹和伪造的信函，去爆炸现场附近游荡。结果遇到日军抓捕，一人逃脱，另两人被杀。根据这一说法，意外逃脱者后来还获救，对外披露，他们是被人蒙骗了。

考虑到皇姑屯事件发生之前的状况，尤其是在济南事件发生后，国内舆论，国民党方面，已经普遍形成了对日本的极度敌视气氛，那么，在皇姑屯爆炸案发生后，舆论气氛也必然是一边倒。因此，日本针对国民党有嫌疑参与暗杀张作霖计划的说法，不可能被当时的国内媒体接受。

然而，如今根据现场证据仔细分析下来，威力巨大的大爆炸其实不是在桥上设置炸药造成，而是精心设计，炸车毁桥，实际上是嫁祸给日本。那么关东军当然就没有嫌疑。既然关东军没有嫌疑，那日本方面也就不可能恶意造假，掩盖当天的事发情况。

由此反推，日军在爆炸现场附近击毙两名嫌犯的报道，应该不是有人伪造现场，而是真实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分析，当时日本的说法，认为国民党参与了炸车事件，就不是没有依据的伪造现场的结论。

由此也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推论，张作霖被炸事件，苏联特工，国民党，双方很有可能事先都知情，甚至是不谋而合，参与到了爆炸案的策划之中。否则，国民党不可能提前派出小分队，在爆炸点附近守候。这些人，要么是炸车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要么是后备队员，在爆炸发生前后严密监视现场情况，以防张作霖意外逃脱。

但在确认了这一点之后，还有个重要的疑问。这就是奉系的内线，到底是谁在谋划，配合暗杀计划？由于爆炸点是设置在张作霖专列的车厢内部的某处地点，假如没有可靠的奉系内线人员，暗杀计划也不可能成功实施。

而且，这个内线人员得同时具备几个特点：首先，他必须有强烈的反日倾向，其次，他与苏联特工和国民党，都有联络，交际广泛，具有双面特性。不止于此，这个内线还必须对张作霖非常熟悉，受到高度信任，这才有可能把大量炸药运到张作霖车厢附近，最后成功引爆，同时炸死张作霖和吴俊升这两名当时奉系的最高领导人。

那么，反复分析下来，像这样的人物，当时只能有一个，这就是张学良。只有张学良同时具备这几个特点，比如，强烈反日，其次，跟苏联有来往，同时又靠近国民党，再次，张学良作为张作霖的儿子，也是重要将领，在奉系内部享有接近张作霖的特权。这个结论当然非常惊人，但确实是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合适人选。

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只有得到张学良的支持，至少是默许，炸车事件，才有可能成功。而且，根据这种思路和解释框架，也确实能够更好地解释近现代历史的几个重大事件。从皇姑屯炸车，到中东路事件，到九一八事变，最后到西安事变，张学良此后的各种自相矛盾的言行，似乎都会迎刃而解。

首先，中东路事件的发生，实际上同皇姑屯炸车事件密切相关。张学良参与策划皇姑屯的炸车事件，这是源于奉系在对抗北伐的军事失利后，内部亲日派势力与民国派势力的对立态势，逐渐不可调和。张学良，当时实际上是奉系内部亲民国派系的头号领导人。然而，张学良事实上并没有被张作霖指认为接班人，尤其是相对于当时奉系的二号人物吴俊升，张学良缺乏统领奉系的威望和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张学良急于靠近国民党，接受三民主义，要求东北易帜，这就驱使奉系的亲日派感受到内部压力，再加上国民党北伐的军事压力，驱使张作霖吴俊升这些人与日本进一步走近。尤其在济南事件后，由于奉系兵败，无法抵挡北伐军进北京，张作霖秘密地派特使与日本进一步接触，企图确立更牢固的对日关系，以便在自己返奉后，同日本形成更紧密的同盟关系，借此对抗国民党的北伐。

而张学良作为奉系高层决策者，当然掌握上述最高机密，他深知这一点。而且，张学良同时与苏联和国民党都有情报沟通。因而，张学良在张作霖决定从北京返奉时，终于下决心支持奉系内部的反张势力策划炸车事件。只有在张作霖和吴俊升都被炸死后，奉系内部的亲日派势力彻底倒台，张学良接下来才有可能以亲民国派领袖的形象上台。

实际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最初并没有接班，奉系内部本来是推举张作相接替张作霖的职位，但张作相又谦让，让张学良接班。这也就是张作相请辞，让位。此后，张学良跟蒋介石联手，迅速推动东北易帜。但在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连续出现了几次重大的误判。

第一个重大误判，是中东路事件。这个误判的起因，应当是源于张学良认为自己支持或默许苏联特工参与到炸车事件当中，而自己控制的奉系内线，是为苏联出了力，张学良因而在成功上位后开始自我膨胀。东北易帜后，张开始向苏联要价，企图彻底收回中东铁路。

按照张学良最初的判断，苏联不会因此而强硬，毕竟，张学良此前是与苏联合作一起除掉奉系亲日派势力，为苏联对抗日本的远东政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张学良没想到的是，斯大林却异常强硬，出人意料地决定使用武力解决中东铁路问题。这就导致张学良骑虎难下，而连续多月战事不利，最终东北军惨败，张学良只能让步。

第二个重大误判，是九一八事变。同样，由于携手国民党除掉了奉系亲日派势力，张学良是个关键人物，张也因而不断自我膨胀。在东北快速易帜后，张学良对自己在国民政府内部的地位，开始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张学良没想到的是，苏联坚决不让步，奉系在中东路事件中惨败，这严重破坏了东北军的威望，而关东军又长期受到张学良反日政策的刺激，加上皇姑屯爆炸案的栽赃，最终诱发了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发生时，张学良本人正带领大量精锐部队在关内作战，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争夺领导权。此时东北军的主力部队并不在东北地区。但没想到的是，关东军突然在东北发力，开始彻底驱逐张学良的势力。由于此前蒋介石多次告诫张学良不要抵抗，避免和日本发生冲突，加上皇姑屯事件的复杂前因后果，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张因而不得不下令不抵抗。

但随着事态的持续发展，蒋介石始终拒不出兵，也不支持张学良武力对抗日本，这就造成张学良干净彻底地丢掉了整个东北地区。随后，由于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地盘，接下来张学良就被蒋介石不断排挤，派到西北地区参与剿共。张学良因而对蒋介石极度不满。

回顾整个历程，无论是策划皇姑屯事件，还是进入关内参与中原大战，张学良都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自己就应当是当之无愧的国民党党内二号人物，甚至堪称蒋介石的党国接班人。但蒋介石对张学良，却始终恩威并施，并不是非常重视，甚至变相排挤，打压。张学良因而恼羞成怒，这最终又导致西安事变的发生。

西安事变的具体情况，张学良实际上又出现了重大误判。直到最后，张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多次不择手段，实际上是死期将至。这才决定护送蒋介石回南京，以便保命。此后，虽然张在形式上是遭到蒋介石长期软禁，但由于皇姑屯等事件的因素，张蒋二人都心知肚明，因而相互配合。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没必处罚张学良，蒋的所谓软禁实际上是保护张，利用张学良当传声筒，制造各种虚假信息，掩盖事件的真相。

综上所述，由于张学良的这种特殊历史角色，对于张留下的众多历史记录，尤其是口述史，我们必须要秉承高度怀疑的态度。张学良的描述，有很多前后相矛盾之处，比如先指责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又否认蒋介石指示自己对日不抵抗，也包括对西安事变原因的描述，等等，其实都是张意识到自己已走上绝路之后，转而开始维护蒋的领袖形象，这是为了保全自己性命。

但对于皇姑屯事件，张学良永远不可能说实话，不可能让真相曝光。张学良描述的所谓历史真相，实际上是难以避免地进行了重重伪装，充斥着各种谎言。张学良的所作所为，他那些欲盖弥彰的口述记录，甚至都早已成为近现代中国历史叙事中的头号伪史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