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成为多余：AI时代的劳动、救济与权力困境

当人类成为多余：AI时代的劳动、救济与权力困境

文/沙星

恩格斯说: “劳动创造了人”。这句话常被理解为个体层面的人成其为人，但它同样适用于更宏观的尺度。人类作为一种物种，正是在持续的劳动中，与自然、与自身建立起稳定的共生关系，从而定义了自己。劳动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物种存在的方式。

因此，AI 时代的真正挑战之一，并不只是“失业”，而是当大多数人不再需要劳动，变成多余的人时，人类这一物种将以何种形态继续存在。如果劳动退出，人类是否还具备继续延续的意义与必要，这个问题并不夸张。

有人会说，自然界中大量动物并不从事人类意义上的劳动，却依然繁衍不息。这是一个误解。动物每天都在“劳动”: 觅食、筑巢、迁徙、育幼。人类的劳动，本质上也是一种广义的、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化的觅食。

前所未有的情形是：演化劳作百万年的人类突然不再需要觅食，不再需要劳动。这种突变对人类演化轨迹的冲击，几乎无法预测。一个始终在自转与公转的行星，骤然停止自转，不会静止，而只会被抛向未知的远方。人类社会也一样。

“给多余的人发钱”是一个解决方案。但不只关经济学意义上的可行性，更是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考验。

在美国，这件事至少在操作层面具备一定现实基础, 依托于长期存在的慈善体系、教会网络和非营利组织。在大洛杉矶地区这些机构组织每天为几十万人提供免费餐食。即便进入 AI 时代，这一规模从“几十万”扩大到“几百万”，虽然困难重重，但可能依然有序。

中国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历史上，“好善乐施”更多停留在道德口号与非常时期的临时动员中。官设粥棚、赈灾施粥，史书中不乏记载，但也不乏在粥中掺沙、让灾民“吃不饱但饿不死”的冷酷算计。这种逻辑，是权力缺乏制约下的常态。

在 AI 时代，如果中国需要对数量庞大的不再劳动的人进行系统性救济，过渡期内极可能一地鸡毛。新冠封城期间，武汉、上海等地暴露出的组织失灵、信息失真与基层执行乱象，是一次预演。若不能正视并吸取这些教训，未来的风险只会被放大。

中国根本问题在于公权力缺乏监督和约束。在这样的环境中，哪怕只是掌握一点资源和话语权，也足以让某些人迅速膨胀，进而无法无天。 比如， 中国青年报记者依仗公权力庇护， 肆无忌惮，连哈佛博士"中华第一才子"(欢迎证伪)，都敢污蔑，都敢杀。

因此，在全面进入AI时代之前，中国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是单一的技术或福利方案，而是权力结构本身的清理与重塑，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刀刃向内，自我革命， 清理门户"。必须彻底铲除公职人员中像共青团中青报匪徒那样的败类。

如果不能对体制内长期滋生的滥权-- 公权力欺凌百姓--现象进行彻底整治，那么任何关于“全民救济”“基本收入”的宏伟设想，都可能在现实中变形、走样，甚至反噬社会稳定。对这一问题，如果不能未雨绸缪建立预案，那么技术进步带来的，未必是解放与升华，而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