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丝绸之路到青铜之路
2026-9-30
夏商周时,中国创造了璀璨的青铜文明,形成了浓郁的华夏风格,举世瞩目,独具特色。但论及中国青铜技术的来源,一般认为与西亚有关。中原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外来文化因素的参与和渗透,对华夏文明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话题,长时期以来被东国有意无意地回避和忽视。近年来一系列考古学上的重要发现,一再表明外来文化因素对中国早期文明形成所起的作用,才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其中之一,就是史前青铜之路概念的提出和讨论。

丝绸之路历史遗存及其文化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构成
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文明古国,都先后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西亚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明显早于中国,两河流域出现早期青铜器,距今约6000年前,早于中国青铜时代约千年。当商周之际东亚青铜文化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西亚的赫梯人已经开始进入铁器时代。于是,早在二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易华就撰文《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认为,东西方在丝绸之路东风西渐开通之前,已经存在一条西风东渐的青铜之路。

青铜之路将欧洲和东亚纳入了以西亚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也为东亚引入羊、黄牛、车马和最重要的青铜技术,意义非凡。其主要的论点为:伴随着西方民族的迁徙,青铜技术从东南欧、西亚经过新疆和西北,最终传入中原地区。
中国最早的铜制品,是陕西临潼县姜寨遗址出土的1件黄铜片和一个由黄铜片卷成的管状物,年代在公元前4700年左右。在甘肃东乡林家村,出土了1件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这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而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金实践,5000年前便发明了范铸法和失蜡法,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也相继发明。也就是说,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围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红铜冶炼、范铸法、失蜡法还是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锡铅青铜都是西亚早于东亚。而且铜以外的其他金属如金、银、铁等冶炼东亚亦多晚于西亚。青铜冶炼和铸造是高度复杂的技术活动,不可能一人一时一地完成,其中必然有一个不断完善和改进的过程。在旧大陆不大可能存在两个独立的起源。也就是说,中原地区的青铜器是从西向东传入东亚的。在西北,特别是新疆地区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青铜冶铸技术由西向东传播的空白。研究表明大约四千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曾经有人认为青铜铸造西亚用的是失蜡法,而中国用的是范铸法,在技术上有本质不同。事实上,西亚几乎同时发明了范铸法和失蜡法,东亚亦同时使用范铸法和失蜡法。考古学界流行一种假定,即自古存在一个以礼器或容器为特色的中原或中国青铜器传统,到了后来才受到北方或外来青铜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东亚早期青铜器均无特色可言,只不过是西亚或中亚青铜器的翻版而已。只有到了商周时代中原青铜器才独具特色。这是技术传播过程中产生的分化现象。人们常有一种错觉,似乎东亚、西亚之间相距万里,会妨碍古人的迁徙和交流。其实东亚和西亚通过中亚紧密相连。古代的草原犹如现代的海洋,千山万水不仅不会阻碍人类的迁徙,而且有利于文化的交流。现代中国与西亚(阿富汗)接壤,可以说是零距离。欧亚大陆通过青铜与丝绸之路形成一体,并不存在明显的自然或文化的分界线。
青铜之路指的是史前青铜技术由欧亚西方向东方传播的途径和过程。公元前四、五千年,西亚和欧洲大多数地区的古代居民,开始利用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制造大量青铜器。这一技术随着西方人群向东方的迁移,距今4000年以前进入新疆,在东天山地区与东来的彩陶文化碰撞与融合,创新出了具有中国西北原始萨满文化特质的青铜器群。东天山地区形成的青铜文化很快向甘青地区传播。学术界早就注意到偏居西北的甘青,史前青铜器群出现年代比中原早。东天山地区和甘青的早期青铜器群可称为中国西北系青铜器。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群的出现,要比中原早期青铜器群的出现早二三百年或更早。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群形成后即向北向东传播。北向的一支,主要沿着黄河,传播到长城地带和中国北方的其它地区。东传的一支,很快进入华夏文明延生的核心区晋南和豫西一带。晋南一带出土的青铜器在当地没有文化根源,而恰是中国西北系青铜器的典型器物,其来源不言自明。
那么,把青铜文化传播到中国的是些什么人?他们在上古中国有没有留下痕迹?易华认为,在西亚和东亚之间传播青铜文化的主要是一些游牧民族。从新疆等地发现的青铜时代文化遗址来看,他们大都属于印欧人。印欧人很早就来到了中国,殷墟遗骨亦有印欧人的成分。山东临淄春秋战国时代墓葬出土的人骨中有些经DNA测验属于(类似于)印欧人。而且,三星堆青铜群像、西周蚌雕人头像、白浮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人面像等均有明显的印欧人特征。现在普遍认为,历史上最初的印欧人是吐火罗人。他们是中国境内最早的游牧民。吐火罗人大约于公元前3000年,离开波斯西部来到中国。他们一部分定居下来,其他仍过着游牧生活,即后来中国史书中常见的月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余太山认为允姓之戎、大夏、禺氏可以分别溯源于少昊氏、陶唐氏和有虞氏,且与月氏或吐火罗关系密切,不能排除他们属于印欧人的可能。如此看来,上古印欧人即活跃于中国,且不局限于西域。学者蒲立本通过对上古汉语和印欧语的比较研究,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易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游牧与农耕民族关系史研究,致力东西交流与华夏文明形成研究,试图阐明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与中国之诞生,发表《青铜之路:上古西东文化交流概说》、《从万里长城到避暑山庄,中央王朝与游牧民族关系模式的转换》、《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国》等论文,代表作《夷夏先后说》(专著)化解了中国文明本土起源说与外来传播说的矛盾,《齐家华夏说》(专著),探索了华夏文明形成过程。
当然,易华的观点,和以考古大跃进为特点的大国文化土壤并不相合,因此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学术重视和官方背书。尽管,易华在他最初的文章中,曾经提出过一个大家不太好驳斥的悖论:
李济认为所有伟大文明都是文化接触的结果,殷商文化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体,融汇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源流,但他并没有明确指出哪些文化是本土起源哪些是外来的。他在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结尾处谨慎地指出:商人的殉葬习惯恐怕不是中国自己的习惯;我疑惑这是与两河流域接触的结果。两河流域远在比商朝早二千年就有杀人殉葬的情形;并且所有铜器时代的文化都有杀人殉葬的事,例如墨西哥如此,早期希腊如此,米索不达米亚如此,埃及也如此。……假如青铜器没有发明,我怀疑杀人殉葬的有这么大的规模;因为人们那个时候有了青铜刀,砍人容易,结果杀人就如杀一头猪或一头羊一样;杀人殉葬也就是人类发明了利器以后也发明了自己杀自己。如果杀人殉葬之风来自西亚,那么青铜技术也就不太可能是东亚的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