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中国：失去的三百年

读书札记：郭建龙《失去的三百年》

郭建龙《失去的三百年：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国的开放与封闭（1516—1840）》探讨了从隆庆开关到鸦片战争的三百多年来，中国如何一步步走向关闭。本书在大陆出版，借古讽今，语带讥刺。

蒙古给东西方带来的不同影响：一方面，欧洲被蒙古统治者打开了视野，采取了更加充满野心的商业政策，变得越来越有好奇心和进取精神；另一方面，中国却随着明朝推翻元朝，否定了蒙古人的开放性和商业性，建立了以排外和稳定为基石的政治模式，这种模式必然压制人们的好奇心，剪灭新思想，从而造成中国人内敛的性格，这种性格影响了未来数百年的中国。

1517年葡萄牙国王决定向中国派遣使节，请求建立贸易联系。明武宗开始很高兴，在南京隆重接待了使节皮列士，到北京后却变得很冷淡。原因出在翻译上。皮列士带了两封信，第一封信是葡萄牙国王写给明朝皇帝的，第二封信是舰队指挥官佩雷斯写的。第二封信在广州就翻译成了汉语，中国翻译重新写了一遍，将葡萄牙人的对等词句按朝贡格式都过滤成谦卑之态。但葡萄牙国王的信是密封的，直到北京才拆开解读，并无“过滤”。皇帝感到丢了面子，于是对葡萄牙人冷淡了。

由于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明朝将葡萄牙使节关进大狱。作为老大帝国的明朝虽然已经丧失了海洋优势，无力去帮助其属国，却又想展现皇权的无远弗届，最后只能通过扣押使者、写信威胁的做法来显示自己的实力，用这种最无力的方式去威胁从未知世界里冒出来的海洋新霸主。当这种威胁无效的时候，帝国的官僚只能用掩耳盗铃的方式将马六甲的使者赶走了事，并将葡萄牙使节折磨至死，算是为马六甲报了仇。

中国人作为个体，积极向海洋发展，所以华裔在东南亚的商贸和移民很多。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在远洋政策上是保守的。清朝两广总督策楞认为：海外华人本身就是罪人，被屠杀属于咎由自取，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该离开自己的国家，对于他们受西班牙迫害的遭遇，不需要认真对待。乾隆对此表示赞同。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比西班牙早到菲律宾，但是这些个体都得不到国家的保护，甚至反而会受到国家的迫害，因为中国政府是禁止出海的。但远在地球另一边的西班牙人得到了国王对贸易的鼓励，当他们到达地球另一极的菲律宾时，不用像中国人一样偷偷摸摸地做生意，而是大摇大摆地宣布了对它的占领，将菲律宾变成西班牙殖民地。

为了对抗郑芝龙，清廷采纳了迁界策略，对沿海地区统一实行迁界，将居民内迁三十到五十里——不是一家一户，而是整个城镇、村庄都搬迁。它除了给沿海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之外，还摧毁了中华民族刚刚恢复的海洋外向性。甚至连海外势力都对此感到震惊，据耶稣会士鲁日满的估计 ，因为这道圣旨而死的人数超过一百万。

清廷在中俄边界采取了将原住民迁往南方的举措，这是与南方的海禁和迁界制度类似的方法，目的是防止当地人与俄国人勾结。但事实上，这些政策造成了黑龙江右岸的居民真空，反而不利于政府的占领。相反，俄国人不断地向左岸迁移居民，造成事实上的占领。相比较而言，清廷迁出居民的做法显然会造成两岸的人口压差，也会招致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的愤恨。在条约签订之后，俄国人依然继续地向边疆地区移民。清政府虽然通过谈判拿回了黑龙江北岸地带，但他们不仅没有向这个地区移民，反而继续采取撤出边民的政策，使得这片属于中国的领土迟迟没有形成有效占领，为1840年之后俄国人吞并黑龙江北岸打下了事实上的基础。这种结果是两个文明不同的侵略性造成的。俄国人是外向的，而中华文明总是以华北和长江为中心进行内缩。

明朝虽然在朱元璋时期实现了高度的集权，但随着朱元璋死后统治力的松弛，明朝的官员依然保持着相当的自主判断。在明朝，即便权臣执政时期，依然有大量的言官敢于忤逆皇帝，明末的东林党更是为了节操而不惜献出生命。这时的官僚都有自己的判断力，而地方官员也有一定的选择权。到了清朝，官僚们的自主性消失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汉人受到猜忌，有自主精神的汉官大都被拿下。随着“三藩之乱”的结束，汉官集团除了表达忠心之外，已经不敢表露自己的立场了。而另一方面，对于满族官员，更加原始的制度让他们以奴才自居，对主子的服从更是写在了天性之中。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官员们的能动性和学习精神消失了。因此，虽然明清时期都是集权政治，但明朝官员是有人格的，而清朝官员往往放弃了自我判断，甘心做奴才。

大臣们只敢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机，去将有限的事情告诉皇帝。但更多的事情都过滤掉了。不是没有人知道真相，特别是19世纪之后，帝国的军事实力之孱弱，在沿海的精英阶层中已经是共识了，但这真相在集权制度之下却无法传递给皇帝，供他决策。也就是说，皇帝预设了立场（华夷秩序），只有符合这个立场的信息才能回馈给他，而当这个立场已经与真实世界严重不符时，哪怕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真相，皇帝的决策也依然不会改变。

中俄谈判中，清朝执着于人员遣返问题。这牵扯到清朝和欧洲不同的主权理念。欧洲的理念是，人们有选择去往何处的自由。但清朝的理念是隶属，只要一个臣民曾经属于大清，就永远属于大清，大清人离开大清是一种耻辱和背叛，是一种犯罪行为。政府规定，中国人出海不得超过三年，否则不仅本人处斩，知情人也要受到惩罚。 于是大量的中国跑到海外不回来了。雍乾时期曾经对海外的中国人进行特赦，允许他们回来。但面对反复无常的政府，大部分中国人依然选择不回来。清俄划界时，在双方的实控范围之间有大量荒地，这些荒地由于没有人，本来应该各占一半，但大部分都被划入俄国境内，清朝占领的地区都是确定有人居住的地区。他们重视奴役超过土地。

政府规定华商只准用五百石以下的船，商船禁用双桅，违反者发配充军。使得中国的海船一直弱于海外的船只，缺乏竞争力，只能在南洋一带贸易，无法跨越大洲。东南亚之外很少有中国人到达，主要是政府限制船舶的大小和停留时间造成的。民间实力的减弱，影响的不仅仅是贸易，还包括政府的军事实力。到了鸦片战争时期，由于中国无力建造更大的船只，军事上无力与英国抗衡。可以说，1840年之后的屡战屡败，是清政府求仁得仁的结果。

这些强人皇帝还有另一个特征——排外。他们对外界事物不感兴趣，宁愿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排除外界的影响，一心一意地整顿内务。这时候，皇帝会把外国人的一切作为都看成是“吃饱了撑的”，最好是眼不见为净。（吃饱了撑的说的是谁，大家都知道吧？）

保卫国家秘密这个借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闭关锁国时使用最多的理由，即便在开放性较强的宋朝也曾经利用这个理由禁止部分商品的交换。清朝大臣李卫听说日本雇佣中国人的消息，在他的脑子里很快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论：日本已经秣马厉兵，要进攻中国了。在他的眼里，江浙地区充满了重利轻义的坏人，只要日本人引诱，都会蜂拥而上将情报告诉日本人。李卫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作为心腹，他知道雍正皇帝有闭关锁国的保守倾向，皇帝只要被触动了心弦，自己做得越过分，功劳就越大。康熙晚年时期禁止福建出海的几大借口，除了“海盗”之外，还包括：国家的粮食安全和机密，担心人民把粮食贩卖出洋；担心福建人将国内的秘密泄露给海外。 中国曾经多次开放，比如魏晋时期和明朝晚期。但是，在学习了先进知识之后，往往不能将创新能力保持下去，这就导致在一段时间之后，知识体系仍停留在多年前，没有更多的创新。

在对圆明园的记载上，也可以看出双方的文化差异。在中国人看来，圆明园是一座优雅、充满了情趣的皇家园林。但英国人并不注重所谓的禁区和威严，而是从舒适角度考虑问题。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住着非常不舒服的，陈旧、偏远的园子。不实用的建筑，没有一间超过一层，不配作为一个伟大君王的住所。宫殿处在两个死水塘之间，地势低洼且潮湿，从湿地发出恶臭的水汽，滋生蜈蚣、蝎子和蚊虫，卫生条件堪忧。

马尔戛尼使团发现：中国人最擅长的手术只有五种：针灸（姑且算是一种手术）、修鸡眼、掏耳朵、贴膏药，以及阉割（这才算一种真正的手术）。

清朝的前几任皇帝中，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对待俄国使团，以及乾隆皇帝对待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都要通融得多。但到了嘉庆时期，他对礼仪的强调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皇帝下的圣旨有两个，要求：第一，赐宴；第二，赐宴之前，使者必须叩拜。 皇帝要求得如此具体，一方面是他事无巨细的性格，另一方面则是不够自信。乾隆时期，在礼节上还能够缓和，皇帝大不了说一句外国人不懂礼法。乾隆时期的大臣也更加懂得变通，即便外国人没有行大礼，装模作样一番也就搪塞过去了。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广东的邻省发现了四名传教士，官员抓捕时他们逃走了。这件事最终的结果是行商被罚十二万两白银，理由是他们既然和欧洲人有往来，就应该知道这件事并防止它发生。嘉庆十一年（1806），在两广总督接见一位外国舰长时， 由于舰长惹怒了总督，总督勒令行商潘启官缴纳十万两白银的罚款。

闭关锁国并不是硬性地将所有的贸易断掉，而是在保留了部分对外贸易的名义下，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出台各种互相抵触的政策，在官僚执行过程中，让对外贸易变得困难重重，直至无法顺利地进行，从事实上将国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