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纽伦堡谈文革？

革爆发六十周年之际，一群来自不同国家和世代的中国人在纽伦堡重新讨论历史、责任与权力。真正值得追问的，也许不是红卫兵是否已经消失，而是制造政治灾难的机制是否已经成为过去。

文／杨肖杰

六十年之后，一群中国人来到纽伦堡谈文化大革命。

图：部分与会者在研讨会现场合影  杨肖杰摄

这件事情本身就有些意味深长。

纽伦堡不是一个普通的德国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纳粹德国的主要领导人在这里接受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纽伦堡审判第一次系统地以战争罪、反人类罪等罪名追究纳粹高级领导人的个人责任。

当然，把纳粹德国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简单类比既不准确，也没有必要。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另一个问题：

一个社会经历大规模政治灾难之后，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的过去？

是让历史成为历史，还是让历史进入公共讨论？

是寻找几个坏人承担责任，还是追问为什么当年的制度允许那些事情发生？

2026年9月16日至18日，“文革60周年研讨会”在纽伦堡举行。来自欧洲、亚洲、美洲和澳洲的学者、作家、媒体人士以及社会活动人士，在这里讨论文革、六四、极权政治、宗教、民族问题、历史记忆以及中国未来。

三天里，有论文，有争论，有烛光，有歌声，也有笑声。

然后，我们走进纽伦堡审判的历史现场。

文革真的已经结束了吗？

从官方历史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早已有了答案。

1981年，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否定性评价。2021年的中共中央历史决议再次称，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革是严重错误，并称十年动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损失和挫折。

按照这个叙事，文革当然结束了。

1976年结束。

问题在于，政治运动可以结束，制造政治运动的机制是不是也同时消失了？

德国之声今年采访研究文革的科隆大学教授文浩时也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实：官方虽然仍然维持对文革的否定性结论，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关于文革的公开讨论空间已经十分有限。

于是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

一件已经被官方宣布为错误的历史，为什么仍然如此难以公开讨论？

如果结论早已有了，那么人们还害怕讨论什么？

“文革不是历史”

我在此次会议上的演讲题目是《文革不是历史，文革仍在继续》。

这个标题容易引起误解。

今天的中国当然不是1966年的中国。

街上没有成群结队的红卫兵，没有到处悬挂的大字报，没有全国性的武斗，也很少有人被押上街头戴着高帽接受群众批斗。

如果所谓“文革”仅仅指这些东西，那么它当然已经结束。

但是，文革真正值得反思的也许从来不只是这些外在形式。

我在会上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一个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判断，可以变成整个国家必须服从的政治路线？

为什么官员明明知道政策造成灾难，却往往不是提出异议，而是继续加码？

为什么媒体、司法、政府和社会组织不能形成有效的纠错力量？

为什么普通人在政治压力之下，也可能开始举报邻居、批判同事，甚至揭发自己的家人？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答案，那么仅仅告诉下一代“红卫兵很坏”，其实并没有解释文革。

甚至还可能制造一种危险的幻觉：

仿佛只要我们以后不戴红袖章，历史就不会重演。

谁在制造灾难？

此次会议上，费良勇提出“邪恶共振”的说法。

这个概念值得注意，因为它把人们的视线从“坏皇帝”转向整个权力结构。

极权政治当然需要最高领导人。

但仅仅一个人无法监控几亿人，也不可能亲自制造每一起迫害。

真正让政治灾难扩散的，是一个层层传导的系统。

最高领导人提出路线。

宣传机构把路线变成真理。

官僚系统把真理变成指标。

地方官员为了证明自己的忠诚不断加码。

普通人开始学习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人应该远离，什么立场必须公开表示。

最后，所有人似乎都只是这个巨大系统中的一个小齿轮。

这也正是讨论文革时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

把所有责任推给毛泽东，其实很容易。

把责任推给“四人帮”，也很容易。

甚至把责任全部推给红卫兵也很容易。

真正困难的是承认：

政治灾难往往不是一个恶人独自完成的。

当反对极权的人也开始非黑即白

光华社社长张冠元在此次会议上讲了另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问题。

他把它称为“反双极”。

他的意思并不复杂。

在极权政治中，世界通常被分成两个阵营：

革命与反革命。

人民与敌人。

忠诚与背叛。

正确与错误。

中间地带被取消了。

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并不会随着一个政治制度的改变自动消失。

甚至反对极权的人，也可能继续使用同样的逻辑：

不完全赞成我的人，就是敌人；

不同意我的政治路线，就是背叛；

谁质疑领袖，谁就是破坏团结。

于是出现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

一个人可能在政治立场上反对专制，却在行为方式上非常专制。

张冠元因此提出“生活化”。

民主并不只是宪法里的几个漂亮词汇，也不仅仅发生在议会和选举中。

它首先体现在我们能不能和意见不同的人继续坐在一张桌子上。

这一点听上去很小。

但文革恰恰告诉我们，当一个社会失去这种能力之后，后果可以非常大。

一个维吾尔女孩的几分钟

研讨会上还有一个场景，比很多长篇论文都更容易让人记住。

一名第二代维吾尔族德国移民来到现场。

她不会说汉语，于是用英语发言，张冠元在旁边翻译。

她没有讲复杂的政治理论。

她只是讲自己的家人。

讲自己为什么难以和故乡的一些亲人保持联系，讲这种失去联系带来的焦虑和痛苦。

会场突然安静下来。

这是政治讨论一个经常被遗忘的事实：

我们习惯谈“国家”“民族”“稳定”“统一”“安全”。

这些词都非常巨大。

可是最后承担政治后果的，总是一个具体的人。

一个母亲。

一个孩子。

一个不能打出去的电话。

一个多年没有消息的亲人。

宏大的政治语言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它很容易让具体的人消失。

为什么去纽伦堡法庭？

会议第三天，我们参访了纽伦堡审判相关历史场所。

在那里，最容易产生的想象当然是“未来谁会受到审判”。

但是，如果纽伦堡只能给我们这种想象，那么其实把它想得太简单了。

纽伦堡审判更重要的遗产之一，是提出了一个现代政治文明中的基本问题：

执行国家命令，是否能够自动免除个人责任？

国家犯罪并不是抽象的。

文件是人签署的。

命令是人发布的。

逮捕是人执行的。

酷刑也是具体的人实施的。

但是，对历史责任的追究同样不能变成另外一场政治清算。

如果用“人民的敌人”代替“阶级敌人”，如果只是把昨天站在台上的人拉下来，再换一批人上去，那么这种所谓“审判”本身就可能重新落入文革式的政治逻辑。

真正的司法与群众批斗的区别，恰恰在于程序、证据、辩护和个人责任。

这也是为什么，讨论文革最终无法绕开法治。

笑声也是一种政治

9月17日晚，在一整天沉重的讨论和烛光纪念之后，会场突然变得轻松起来。

有人唱歌。

有人讲政治笑话。

来自海峡两岸的人一起唱起八九十年代的校园民谣和港台歌曲。

长平讲了苏联政治笑话。

费良勇也加入进来。

张冠元甚至把政治讽刺编进歌曲。

整整一天都在谈迫害、死亡和极权，晚上却是一屋子的笑声。

这个场景让我后来想了很久。

专制政治喜欢庄严。

巨大的广场。

整齐的队伍。

统一的口号。

宏大的音乐。

领袖画像。

它要求人仰视。

而笑声恰恰相反。

人只有在不再恐惧的时候，才敢笑。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幽默并不是政治的反面。

它有时候恰恰是一种祛魅。

当一个领袖终于可以成为笑话的对象，而讲笑话的人不需要担心第二天有人敲门的时候，也许一个社会才真正开始正常起来。

谁来保存这些记忆？

此次会议中，我还承担了摄影和视频记录工作。

镜头里有演讲者。

有老人。

有年轻人。

有争论。

有沉默。

有烛光。

也有大家唱歌时笑得前仰后合的瞬间。

摄影有一个残酷之处：

按下快门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这一刻不会再回来。

文革已经过去六十年。

亲历者正在越来越少。

再过二十年，还有多少人能够亲口讲述自己的经历？

再过五十年呢？

如果没有照片，没有日记，没有录像，没有口述历史，那么留下来的很可能只有一种最方便的版本。

历史从来不会自己保存自己。

总要有人留下它。

六十年后，我们纪念什么？

因此，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纪念文革”这个说法本身也许并不准确。

我们真正需要纪念的不是文革。

而是那些被文革吞没的人。

那些没有名字的人。

被打死的人。

自杀的人。

被关押的人。

失去教育机会的人。

被迫与父母划清界限的人。

因为一句话改变了一生命运的人。

同时，也需要记住那些没有成为英雄的人。

他们可能只是害怕。

只是沉默。

只是随大流。

只是告诉自己：

别人都这么做，我又有什么办法？

这或许才是文革真正留给今天最不舒服的警告。

政治灾难并不总是从恶魔开始。

很多时候，它从普通人的沉默开始。

六十年之后，在纽伦堡谈文革，并不是因为中国和德国拥有相同的历史。

恰恰相反，它们拥有完全不同的历史。

但所有经历过政治灾难的社会，迟早都会面对类似的问题：

如何记忆？

如何追责？

如何区分司法与复仇？

如何让下一代知道发生过什么？

以及最重要的——

怎样让制度不再要求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下一位领导人的善意之上？

三天会议结束以后，人群离开纽伦堡。

展板被拆下。

蜡烛熄灭。

相机也关掉了。

但是六十年前留下的问题，并没有因此结束。

也许只有当一个社会能够自由地讨论自己的灾难，不需要等待官方规定什么可以记忆、什么必须遗忘时，历史才真正开始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