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和“民”的区别看《商君书》的专制主义起源

最近《商君书》比较火热，它作为一部重要的文献与理论性著作，提出了“驭民五术”，被认为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剥削、压榨、利用和统治中国人民的理论武器。但这套理论为什么会产生？非常值得探究，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历史、走向未来也很有启发。商君书所提出的所谓“驭民五术”，显示出对于中国民众极大的恶意，甚至仇恨。这种恶意本质上来源于少数征服者民族对于中原多数被统治阶层的控制、防范、利用和敌视心理。

一、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与“驭民五术”

一种思想或理论不可能从天而降，必然有其社会层面的原因。我们不能把商鞅简单看作一个一拍脑门就写出极端邪恶著作的歹毒无耻之徒。他的统治策略与想法，在社会上必然先有了相应的历史土壤与深层来源。他将社会现状概括升华，写成文字献给君主，才会被君主采纳。

为此，我们需要结合“人”与“民”两字的字源区别进行探究，从而分析“驭民五术”的成因。

回顾《商君书》中的“驭民五术”：

壹民：统一思想。

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首务在弱民。削弱百姓以强盛国家。

疲民：为民寻事，使民无暇顾及他事（如秦始皇大兴土木修宫殿陵寝、修长城、征发兵役）。

辱民：使之无自尊自信，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在恐怖与内耗之中。

贫民：剥夺余财，使民人穷志短，忙于生存而无法提升知识与追求。

(注：若以上五者皆无效，则实行物理铲除/杀害。)

从这五点来看，《商君书》的思想极其恶劣，打着“国家强大”的正义旗帜来收拾百姓。即便某些国家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为其寻找合法性借口，这种思想本质上依然非常险恶。

二、探究秦国背景与征服者心理

探究商鞅本人及其背景：商鞅系魏国国君后裔，本姓姬（可称姬鞅、魏鞅或公孙鞅）。他早年学习法家、兵家、杂家思想，曾任魏国相国公孙痤的门客。公孙痤临终前建议魏王重用商鞅，若不用则杀之。商鞅后来因变法得罪秦国旧贵族，最终惨遭车裂，但其政策在秦国被延续了下来。

从商鞅个人的成长经历中，很难直接找到他对普通民众怀有深刻敌意的根本原因，因此必须从秦国的社会与历史背景来寻找线索：

秦人来源：秦人起于西北边陲，长期与西戎进行残酷斗争，文化与生活方式高度游牧化/胡化。

孔子“儒者不入秦”：孔子周游列国而不入秦，是因为在关东诸国与儒家眼里，秦国地处西北、与戎狄杂处，是未开化的“虎狼之邦”。

商朝遗产与殉葬习俗：秦人保留了商朝严酷的人殉制度（如秦穆公殉葬177人），与重礼仪而不重人殉的周文化不同。

对周民的统治：周平王东迁后，秦国收复了被戎狄占领的原周朝核心区域，接管了留守的“周民”。

因此，秦国统治结构中存在两种人：作为征服者的秦人（游牧/胡化部落）与被统治的周民/关东诸国百姓。

三、“人”与“民”的字源考证与阶级对立

“人”与“民”在古汉语中有着本质区别：

“人”的本义：古文字形如同一个骑在马上的骑士，代表着游牧民族、征服者与统治阶层（即“骑兵”）。

“民”的本义：甲骨文中“民”字像一只眼睛被刺伤的战俘（即盲人/奴隶），代表着被征服的农耕民族与被统治阶层（即“农民”）。“民”与“盲/氓”通假，流氓即流民。

这种字源区别一直延续到后世（例如清朝的“旗民不通婚”，“旗”指八旗统治者，“民”指汉族被统治者）。

正因如此，《商君书》提出的是“驭民五术”而非“驭人五术”。其本质是骑在马上的少数游牧征服者，针对被征服、被刺瞎双眼的敌对农耕民族（民）所采取的极端控制与剥削手段。

结语

今天追溯这段历史，并非为了挑拨民族矛盾，而是为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糟粕。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认清其历史局限性并予以批判和弃用，做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