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阶级斗争污名化的悖论（金陵钟）

摘要：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范畴，是剖析人类阶级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方法论，其本质是基于生产关系的宏观社会矛盾分析工具，而非主观化、泛化的政治斗争手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曾长期出现阶级斗争理论异化现象：将科学的阶级矛盾分析扭曲为“斗争哲学”，将宏观的社会阶层对抗窄化为党内斗争、人际斗争、群众运动式整肃，衍生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等极端实践，最终造成阶级斗争概念的严重污名化，形成“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却背离阶级斗争理论本义”的独特悖论。1978年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转折，并非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本身，而是对理论异化、实践偏差的根本性纠偏。本文立足马克思主义原典，厘清阶级斗争的科学内涵，剖析中国革命建设时期阶级斗争污名化的生成逻辑与悖论本质，阐释改革开放历史纠偏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结合当代舆论生态与学术争议印证思维惯性的延续危害，为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科学把握社会矛盾运动规律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级斗争；污名化；斗争哲学；思维惯性；历史反思

一、引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悖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理论本土化、实践科学化、发展时代化的历史过程。阶级斗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揭示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破解社会矛盾、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思潮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纵观百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存在一组长期被忽视却影响深远的核心悖论：理论层面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将阶级斗争学说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支撑；实践层面却长期背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科学本义，通过泛化、窄化、主观化的扭曲解读，将科学的社会分析工具异化为政治整肃、人际对抗、运动治理的手段，最终导致阶级斗争概念彻底污名化。公众与社会对“阶级斗争”的认知，不再是马克思笔下基于生产关系的宏观社会矛盾运动，而是等同于政治运动、人身批判、思想改造、人际倾轧，形成“谈阶级斗争即色变”的社会认知。

这一悖论的核心矛盾在于：以践行马克思主义为名的实践，最终消解了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的科学性与正当性；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目标的探索，最终造成经典理论的本土化异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终结了长达数十年的阶级斗争泛化实践，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绝非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而是对理论污名化、实践极端化的彻底纠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归科学轨道的关键标志。厘清这一悖论的内在逻辑、生成根源与历史启示，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破除理论认知误区、把握新时代社会矛盾的重要前提。

二、正本清源：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科学本义

破解阶级斗争污名化悖论，首要前提是回归马克思、恩格斯原典，剥离后世附加的主观化、极端化解读，还原阶级斗争理论的科学内核与核心边界，明确其与“斗争哲学”的本质区别。

（一）核心本质：基于生产关系的宏观社会矛盾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产生源于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私有制与社会分工，阶级对立的核心是不同社会群体在生产资料占有、劳动分配、社会地位上的根本差异，阶级斗争的本质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运动的具象化体现。《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里的阶级斗争，是宏观层面、结构性、历史性的社会矛盾运动，而非个体层面、人际层面、主观层面的对抗冲突。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从社会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维度界定阶级与阶级斗争，将其视为客观的社会历史规律，而非人为制造的政治手段。阶级斗争的主体是不同社会阶级、阶层的整体对抗，而非个体与个体、党内同志与同志、群众与群众的对立；斗争的根源是客观的经济剥削与社会不平等，而非主观的思想差异、认知分歧、个人立场；斗争的目标是变革落后生产关系、解放社会生产力、消灭阶级分化与剥削，而非惩罚个体、改造思想、肃清异己。

（二）核心特征：客观性、结构性、目的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阶级斗争理论具备三大核心特征，完全区别于后世异化的“斗争实践”。其一，客观实在性。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不能主观制造，也不能主观抹杀，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其二，宏观结构性。阶级斗争聚焦社会整体的阶层矛盾、制度矛盾、生产关系矛盾，不针对个体思想、个人品行、人际差异，拒绝碎片化、个体化的斗争解读。其三，历史进步性。阶级斗争的终极目标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推动社会形态更替、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而非单纯的对抗、批判、毁灭。

（三）核心边界：拒绝泛化斗争与思想专政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严格区分“社会阶级矛盾”与“思想认知差异”“人际利益分歧”。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出“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灵魂深处的革命”，更反对将阶级斗争泛化为全民性、日常性、运动式的整肃活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思想差异、认知分歧属于社会意识的多样性范畴，并非阶级对立的依据；党内思想交锋、工作分歧属于政党自我完善的范畴，绝非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这一边界界定，从根本上否定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极端斗争哲学。

三、异化与污名化：阶级斗争理论的本土化扭曲与悖论生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出现的阶级斗争污名化，并非理论本身的缺陷，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经典理论的片面解读、机械套用、极端化实践造成的理论异化。这种扭曲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本义，形成“理论坚守与实践背离”的核心悖论，最终让科学的阶级斗争理论沦为极端政治运动的工具。

（一）内涵窄化：从宏观社会规律异化为微观人际斗争

在传统实践中，阶级斗争的科学内涵被彻底窄化、碎片化。原本聚焦生产关系、社会结构、阶层对立的宏观历史规律，被简化为无处不在的微观斗争：将党内工作分歧、思想认知差异等同于阶级斗争，将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观念分歧上升为阶级对立，将个人生活作风、思想动态纳入阶级斗争的审查范畴。这种解读彻底割裂了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的本质关联，消解了理论的科学性与客观性，让阶级斗争从“社会规律分析工具”变成“主观定性的政治标签”。

由此衍生出“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错误认知，将整个社会纳入持续的斗争状态，从社会层面延伸到党内、人际、思想层面，形成全民参与、全面覆盖的斗争格局，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结构性、历史性特征。

（二）实践泛化：从社会变革动力异化为政治整肃工具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实践，彻底颠覆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功能。马克思主义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进步、变革生产关系的积极动力，而异化后的阶级斗争，成为维护政治秩序、开展思想改造、肃清异己力量的整肃工具。各类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名义，突破法治边界、背离客观事实，对普通群众、干部、知识分子进行人身批判、思想清算，造成大量无辜人员遭受冲击。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是这种异化实践的典型体现。该提法将阶级斗争从客观的社会经济领域，强行拉入主观的思想精神领域，认为人的思想、灵魂存在阶级杂质，需要通过持续的自我批判、相互斗争实现思想改造。这种实践完全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否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将阶级斗争变成纯粹的思想专政、精神整肃，让无数人陷入精神与肉体的双重困境，形成“人人自危、处处设防”的社会状态。

（三）认知污名化：科学理论与极端实践的深度绑定

长期的泛化、极端化实践，最终造成阶级斗争概念的彻底污名化。在大众认知中，“阶级斗争”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不再是分析社会矛盾的方法论，而是等同于政治运动、人身迫害、思想禁锢、人际倾轧。人们对阶级斗争的认知，只剩下残酷、极端、专制、破坏性的负面印象，完全遮蔽了其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推动社会变革的科学价值。

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悖论：我们始终宣称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却通过错误实践让这一核心理论彻底失去社会公信力；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开展实践，却让大众将理论本身与错误实践深度绑定，最终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权威性。简言之，本土化的实践扭曲，反噬了经典理论的本义，造成理论坚守与实践异化的双向悖论。

四、悖论成因：阶级斗争理论异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源

阶级斗争污名化悖论的生成，并非偶然的历史失误，而是理论认知偏差、革命路径依赖、时代环境局限、制度实践缺陷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探索过程中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交织的产物。

（一）理论认知偏差：教条主义割裂理论整体逻辑

部分实践者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碎片化、教条化解读，脱离唯物史观整体体系孤立看待阶级斗争理论。忽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根本逻辑，片面放大阶级斗争的动力作用，将“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绝对化为“阶级斗争万能”，衍生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极端论断。同时，无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适用边界，混淆阶级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性质，错误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依然存在全方位、高强度的阶级对立，为泛化斗争提供了理论借口。

（二）革命路径依赖：战争思维向建设时期的错位迁移

革命战争年代，阶级斗争是推翻反动统治、夺取政权的核心手段，是符合时代需求的正确实践。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阶级对立、民族压迫”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时代主题从革命夺权转向建设发展。然而，长期的革命斗争形成的路径依赖，让部分治理思维未能及时转型，依然沿用战争年代的斗争思维、对抗逻辑处理建设时期的社会问题，将矛盾一律归结为阶级矛盾，将分歧一律上升为阶级斗争，造成实践与时代的严重错位。

（三）社会认知局限：对社会主义矛盾规律的探索不足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新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未详细阐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矛盾规律。在探索过程中，我们缺乏成熟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无法精准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无法清晰界定阶级矛盾、社会矛盾、思想矛盾、人际矛盾的边界，导致大量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被错误定性为对抗性阶级矛盾，最终造成阶级斗争的无限泛化。

五、历史纠偏：1978年转折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重大决策，是破解阶级斗争污名化悖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回归科学轨道的历史性转折。这一决策绝非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而是对理论异化、实践偏差的彻底矫正，具有深刻的理论、历史与现实意义。

（一）实践纠偏：终结极端斗争哲学，回归社会发展本质

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终结了全民性、运动式、泛化的阶级斗争实践，摒弃了“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极端思想改造模式，破除了“斗争万能”的错误逻辑。国家治理重心从“阶级斗争”彻底转向“经济建设”，尊重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严格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将人际分歧、思想差异、工作矛盾从阶级斗争范畴中剥离，彻底杜绝了借阶级斗争之名开展政治整肃、人身迫害的错误实践，让社会秩序、政治生态、思想环境重回正轨。

（二）理论正本：剥离实践污名，还原阶级斗争科学本义

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解绑，有效破解了“理论科学、实践扭曲”的悖论。通过否定极端化的斗争实践，剥离了大众对阶级斗争的负面污名认知，重新厘清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适用范围、核心内涵与实践边界。新时代的理论认知明确：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不再是社会主要矛盾，且仅局限于特定领域、特定范围，绝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全民斗争；阶级斗争是客观的社会规律，而非主观的治理工具。这一认知回归，让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摆脱了污名化困境，重获科学价值与理论公信力。

（三）范式升级：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转型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革命范式向建设范式的根本性转型。这一转型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实际的深度结合，摒弃了片面、极端、主观化的理论解读，确立了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为后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立足中国实际、回应时代需求、遵循客观规律。

六、新时代反思与当代启示：破除斗争思维惯性，回归历史与理论本真

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阶级斗争污名化的悖论史，不难发现：极端化的“斗争哲学”虽在1978年被制度层面终结，但其塑造的思维模式并未彻底退场，而是作为一种深层的思想惯性长期延续，深刻影响着当代大众认知、公共舆论与社会思考方式。刚刚走出十年动乱的特殊历史环境，让整整一代人形成了非黑即白、对立排他、凡事诉诸对抗的简单政治斗争思维，这种思维定势并未随着时代转型彻底消解，反而潜移默化传承至今，成为当下社会认知偏激、舆论撕裂、历史反思浅表化的重要思想根源。

这种思维惯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公共讨论中普遍存在的放弃逻辑求证、偏爱极端结论、排斥辩证分析的认知惰性。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环境中，碎片化、情绪化、刺激性的观点远比严谨、辩证、厚重的理性分析更具传播力。多数网民习惯于直接接收现成结论，不再追问事件背后的深层逻辑、历史背景与现实条件，只要观点新奇偏激、足够抓人眼球，便会被快速转发、广泛认同。不少内容生产者精准抓住这种大众心理，刻意制造对立话术、极端判断与二元叙事，以简单粗暴的情绪输出替代复杂深刻的事理分析，靠偏激观点博取流量与喝彩。这种舆论生态，本质上是旧时代斗争思维在网络时代的变体：不再是政治运动式的人身批斗，却是舆论场里的标签化、对立化、审判式思维，以“恶”的心态审视差异、否定他人、简化复杂现实，既阻碍个体理性认知与人性完善，也破坏客观辩证的历史总结与社会反思。

更值得警惕的是，斗争思维惯性带来的最大危害，是历史反思的错位与逃避。当下我们对特殊历史年代的梳理与总结，仍存在诸多局限，尚未形成全面、坦率、彻底的历史复盘，未能清晰区分历史主责者与被动参与者、制度性灾难与个体性弱点、结构性偏差与人际性纠纷的不同历史责任。在整体历史归因、根源剖析、责任界定尚不充分的前提下，舆论场却频繁出现一种错位反思：回避制度层面、时代层面、顶层层面的根本性问题，回避真正需要深刻批判与总结的历史病灶，反而将批判锋芒尽数对准历史受难者，过度放大普通人在特殊年代的人性弱点、生存缺陷与人际矛盾，热衷于挖掘个人恩怨、人际纠纷与私人八卦，津津乐道于弱者的不完美。

这种反思方式，看似尖锐深刻、敢于批判，实则是一种廉价且怯懦的历史逃避。它无需直面沉重的制度问题、无需触碰深层的时代症结、无需承担任何反思代价，只需挑拣弱者的瑕疵博取大众共鸣，是典型的“安全式批判”“流量式反思”。这种浅表化、八卦化、人身化的历史解读，正在不断稀释严肃的历史反思，将沉重的民族历史记忆，消解为娱乐时代的舆论狂欢。当历史复盘陷入细碎恩怨与个体八卦的漩涡，当结构性、整体性、制度性的历史真相被遮蔽，我们最需要的、真正能够警示未来的历史镜鉴，便会渐行渐远，最终让数十年的历史灾难只留下情绪对立，而无法生成理性的时代进步。

与此同时，阶级分析工具的污名化残留，也造成了当代学术认知与社会现实的深刻割裂，北大张丹丹“灵活就业是福利”的争议言论正是典型样本。在斗争思维被全面否定、阶级分析被普遍污名之后，学界与公共话语普遍走向另一个极端：刻意回避一切结构性、阶层性、劳资性的矛盾分析，只用个体选择、主观效用、自由取舍的抽象模型解释复杂的劳动问题。将平台资本规避用工责任、制度保障缺失、劳动者议价权弱势形成的被动生存困境，简化为“自由换保障”的个人自愿选择，把数以亿计灵活就业者风里来雨里去、无社保、无工伤兜底、无稳定权益的生存压力，包装成一种“个人福利”。这种脱离现实的学术叙事，之所以引发全民反感，本质是精英理论逻辑与底层生存逻辑的彻底割裂，是回避结构性矛盾、沉迷抽象模型、丢失唯物史观现实立场的必然结果，也是斗争思维矫枉过正、科学矛盾分析法缺位的当代恶果。

立足新时代回望百年探索，破解阶级斗争污名化悖论、摆脱历史思维惯性，关键在于坚守辩证统一的理性立场，走出双重认知误区。一方面，坚决摒弃旧时代泛化、极端化、人际化的斗争哲学，彻底告别非黑即白、对立排他、动辄上纲上线的斗争思维，拒绝将社会问题、观念差异、人际分歧政治化、对抗化；另一方面，坚决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方法，不因为历史实践的扭曲，就全盘否定阶级分析、结构分析、矛盾分析的理论价值，不回避当代社会客观存在的劳资关系失衡、权益保障差异、阶层结构分化等现实问题。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既不是重启运动式斗争，也不是遮蔽结构性矛盾，而是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以历史整体为视野，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看待舆论不盲从偏激结论，看待历史不沉溺个体八卦，看待现实不迷信抽象模型；始终保持独立思考与辩证判断，深究事理背后的本质逻辑、立足具体的时代背景、贴合真实的社会民生，在舆论喧嚣中守住理性标尺，在历史复盘中学得真正教训。唯有如此，才能彻底走出斗争思维的历史惯性，还原阶级理论的科学本义，让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分析法真正服务于现实问题破解、社会公平建构与历史认知正本清源，为新时代社会发展提供清醒、理性、务实的理论支撑与历史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