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龙应台：《兵不血刃》之下的白骨
2026-9-24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这本书的第四部第三十一章，是一篇叫《兵不血刃》的长文，为了写作这一章，一再声称不关心大国崛起、只关心小民尊严的龙应台，做了很大的铺垫，从台北的街道命名讲到上海的街道命名，从台湾的小孩取名讲到香港的小孩取名，又从1942年前苏联列宁格勒的围城讲到1945年河北永年的围城，一样的宏大叙事，一样的跳跃式思维。
不是我特喜欢的那种。
所以这本书，我开始的时候真想扔掉。可是再往前翻，就是颇为讽刺的认仇作父颂扬战争胜利者的第三十章《人民大街》了：
以及此前此后的若干其他章节。相反，我更喜欢她在2016年CND的一个直抒胸臆的删节版《龙应台：长春围城令人不寒而栗》。龙应台在文中写道：
决定去一趟长春，因为长春藏着一个我不太明白的秘密。最晚的班机，到达长春已是五月十三日凌晨一时。即使是深夜，即使昏暗的街灯照在空旷无人的广场上，看起来有点辽阔、冷落，你还是看得出长春与众不同。宽阔的大道从市中心四面八方辐射出去，广场特别多，公园特别大；如果你曾经走过莫斯科，走过柏林，走过布达佩斯，长春给你的第一印象就会是，嗯，这个城市有首都的架势、京城的气派。长春的五月，风还带着点凉意，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围巾绕在孩子脖子上，孩子迎风露出来的小脸，像北方的苹果。我站在人民广场的边边，仰头看着广场中心那个高耸的碑。二十七米半高的花岗岩石碑伸向天空，顶端，是一架战斗机，俯视着整个城市。碑的底部中俄文并列，中文写的是苏军烈士永垂不朽，落款是长春市各界人士。俄文刻着二十三个名字，是苏军在进攻东北的行动中牺牲的飞行员。苏联红军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进军东北，占领城市之后最早动手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哈尔滨、长春、沈阳等等城市的要冲，兴建苏联红军烈士纪念碑。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接受日本人统治十四年之后，当苏联红军以解放者的姿态进城，并且在长春和沈阳中心建起那些高大的战机、坦克纪念碑时，长春和沈阳的人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在那纪念碑上落款，说长春各界人士共同纪念？事实上，在纪念碑落成、长春各界人士在向红军致敬的同时，红军正在城里头烧杀掳掠。。。。
如果只谈苏军进入长春后的暴行，那是另一段历史。然后，当历史的镜头转向1948年的长春，才是辽沈战役之前，国共双方围绕长春展开的一场惨烈较量。
她所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大量学术研究、口述历史、媒体报道、纪念碑和纪念馆？为什么长春不像列宁格勒那样，成为国际上广为人知的历史城市。她还写到自己在台湾和大陆做民意调查，发现很多人并不了解长春围城；到了长春，她又发现，城市里能够看到的是解放的纪念碑和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纪念碑。于是她感叹：长春人自己似乎也不知道这段历史。根据龙应台的介绍：
长春围城，。。。饿死的人数，从十万到六十五万，取其中，就是三十万人，刚好是南京大屠杀被引用的数字。我百思不解的是，这么大规模的战争暴力，为什么长春围城不像南京大屠杀一样，有无数发表的学术报告、广为流传的口述历史、一年一度的媒体报导、大大小小纪念碑的竖立、庞大宏伟的纪念馆的落成，以及各方政治领袖的不断献花、小学生列队的敬礼、镁光灯下的市民默哀或纪念钟声的年年敲响？为什么长春这个城市不像列宁格勒一样，成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城市，不断地被写成小说、不断地被改编为剧本、被好莱坞拍成电影、被独立导演拍成纪录片，在各国的公共频道上播映，以至于纽约、莫斯科、墨尔本的小学生都知道长春的地名和历史？三十万人以战争之名被活活饿死，为什么长春在外，不像列宁格勒那么有名，在内，不像南京一样受到重视？于是我开始做身边的“民意调查”，发现，这个活活饿死了三十万到六十万人的长春围城史，我的台湾朋友们多半没听说过，我的大陆朋友们摇摇头，说不太清楚。然后，我以为，外人不知道，长春人总知道吧；或者，在长春，不管多么不显眼，总有个纪念碑吧？可是到了长春，只看到“解放”的纪念碑，只看到苏联红军的飞机、坦克车纪念碑。我这才知道，喔，长春人自己都不知道这段历史了。
这样的感慨，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龙应台之前，早已经有人写过，1989年，大陆出版了一部反映第二次国共内战东北战场的纪实报告文学，张正隆的《雪白血红》。
这本书因为披露了长春围困战中大量平民饿死等敏感历史细节，后来遭到查禁，作者也受到批判。张正隆并没有回避林彪以及东北野战军的军事胜利，但他在写长春围城时，却留下了这样一段颇为沉重的话：
长春则是50万人民支援城外的10万部队，但他们不是夫。他们没有枪，算不得战士，但是，被逼进死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他们，抢空投大米，发动粮食战，以人的强烈的求生欲望，配合城外，苦苦地进行著一场无形的封锁与围困。城里多张嘴，国民党就多一份压力。城里添具白骨，就多一颗射向国民党军心土气的子弹。洞箫，残月，家乡小调，城外四面楚歌。城内，街头风雨中号泣、倒毙的孩子，烈日下和静夜中蓬啪炸裂的尸体，就是炸响在国民党心头的软性原子弹。
接下来，他用了一个极其刺眼的比喻。这句话，与龙应台后来《兵不血刃》的标题，形成了某种奇异的呼应：
没有长春的垒垒白骨，有这座名城的兵不血刃吗？
我想，这或许也是龙应台这些年在大陆受到争议的原因之一。
而在张正隆之前，还有一本书，日本作家、学者远藤誉于1984年，在日本出版的《卡子，没有出口的大地》。不过也是在十多年以后，这本书的英文版和中文版，才能够得以面世。
远藤誉（Homare Endo）1941年出生于长春。她的父亲大久保经营新京制药厂。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以后，她一家经历了苏军进入长春后的社会动荡；国民政府接收长春后，制药厂又被接管。1946年，她五岁时在共军进攻长春的战斗中被流弹击伤。到了1947年，长春再次被包围。停电、停水、断煤气，随后是越来越严重的饥荒。远藤誉在书中回忆，一家人从酒糟吃到野菜、榆树叶和树皮，街头不断出现饿死者的尸体。1948年9月20日，她跟随家人以及其他日本居民，步行逃向长春城外的卡子。
她后来写下的，是一路上所看到的尸体、饥饿和死亡。根据相关报道，远藤誉后来认为，长春围城导致的死亡人数虽然无法精确统计，但数十万人这一规模是无法回避的。她引用的数字包括中国大陆官方的12至15万人、国民党方面的60至65万人；她自己则根据1947年长春人口变化等资料，推测约为30至35万人。这与龙应台文中所采用的约30万人数字大致相近。不过数字可以争论，但死亡本身，不应该因为数字无法精确，就从历史中消失。这也正是我重读《兵不血刃》时，最强烈的感受。
龙应台真正提出的问题，其实不是到底死了多少人，而是：为什么有些人的死亡被记住，有些人的死亡却被遗忘？为什么有些历史拥有纪念碑、纪念馆、小说、电影和每年一度的纪念仪式，而另一些历史，却长期只存在于幸存者的记忆、禁书和尘封的档案里？以及为什么这些文字没有进入更广泛的公共记忆？
有时候，历史应该归于历史，文学应该归于文学，政治应该归于政治。历史需要事实和证据；文学可以有文学的表达；政治也可以有政治的立场。但如果政治需要不断重新安排历史的记忆和文字的表述，那么那些死去的人，最后连死法都可能被重新定义。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把这些事情分开。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一点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