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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争夺新技术革命命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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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争夺新技术革命命名权


——从AI更名SI看命名权的战略博弈与中国的应对


作者:圣劳伦斯河评论

2026年9月23日


一、超级智能登场:一次联大演讲背后的命名宣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宣布,美国政府未来将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更名为“超级智能”(Super Intelligence,SI)。他声称,“人工”这个词会让智能听起来像是“假的”,实际上它不是假的。特朗普还表示,希望全球跟进使用新的名称。


这一声明迅速引发国际舆论关注。它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命名行动。特朗普此前曾在社交媒体上发起投票,让支持者在多个候选名称中选择,最终“超级智能”胜出。先造势、再宣布,再把它放到联合国大会这样的最高外交舞台上,说明这绝不只是术语偏好,而是一次带有鲜明政治意图的命名宣示。


二、更名背后的战略意图:不止于措辞


特朗普给出的更名理由——“人工”让智能听起来像假的——显然过于浅白,不足以解释一位美国总统为何要在联大宣布一项术语变更。要理解这一举动的深层目的,需要从技术命名权与政治影响力的关系入手。


首先,命名权本身就是一种定义权。在技术领域,谁定义了概念,谁就掌握了叙事框架和规则制定的起点。AI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再仅仅是“模仿人类”的初级阶段,而是逐步展现出超越人类部分能力的趋势。特朗普以SI替代AI,确实捕捉到了这一趋势的方向。但问题在于,AI的完整内涵远比SI丰富——人工智能初期发展并非超越人类,更多地是模仿人类、替代人类部分工作;人工智能的高级阶段才是超越人类,但也不可能全面超越,也只是部分超越,因为人类的智能深不可测。特朗普以SI代替AI,只是代表AI的发展趋势,而不是覆盖全部内涵,准确地说是以偏概全。但它突出了AI的强项,美化了AI,似乎显得更有吸引力。超级智能也意味着超级危险。


其次,选择联合国大会作为发布场合,赋予了这项更名行动鲜明的政治色彩。特朗普在联大上不仅宣布了更名,还明确表示“美国完全拒绝任何试图构建全球性方案来控制人工智能的企图”。这一表态与其更名行动形成了一组政治信号:美国不仅要定义这项技术叫什么,还要定义这项技术应该怎么管。通过将AI更名为SI,美国试图给这场新技术革命打上“美国标志”,在国际话语体系中抢占命名者的位置。谁命名了时代,谁就拥有了对这个时代的解释权。


再次,这一行动有迹可循。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展现出对“命名”的异乎寻常的执着——将墨西哥湾改名“美国湾”,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甚至提议将霍尔木兹海峡改称“特朗普海峡”。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谁拥有命名权,谁就在争夺对历史、空间和身份的解释权”。AI更名不过是这一系列命名操作在新技术领域的最新延伸,其逻辑一脉相承:通过命名来宣示主导权。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界对“超级智能”这一术语有着严格的定义。该概念通常与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联系在一起,指的是在所有方面都超越人类的智能形态,目前仍完全属于理论假设。墨尔本大学数字伦理讲师西蒙·科格伦指出,将当前的AI称为“超级智能”是“误导性的”,因为SI通常指的是具有自我改进能力的系统。新加坡国立大学计算机科学讲师本·梁也表示,专业人士更倾向于将“SI”留给更高阶段的AI,“目前的AI还没到那个水平”。


然而,术语的准确性从来不是特朗普的首要考量。SI更名释放的真正信号是:AI的发展趋势是走向超越,而美国将是这场超越的引领者——或者说,美国要确保这场技术革命的命名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三、命名权为何重要:从技术概念到空间政治


特朗普的AI更名行动,为中国敲响了一记警钟: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命名权已不再是学术圈内的术语讨论,而是关乎国家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的战略议题。


命名权是一种政治影响力。技术名称往往对应着技术生态的国际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回顾历史,计算机、互联网等重大技术概念的命名权长期由英语世界掌握,中国在技术跟跑阶段只能被动接受这些命名。如今,中国在AI应用领域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日均Token调用量超过140万亿,较2024年初增长了一千多倍。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关键概念的命名权仍然拱手让人,就等于在话语权的起点上就已经落后。


在空间命名领域,命名权的争夺更为直接。月球地理实体的命名由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负责审批,获得原始探测数据是取得命名权的基本条件。中国自2010年利用嫦娥一号影像数据首次向IAU申报命名以来,已累计获批多个中国元素的月球地名——毕昇、蔡伦、张钰哲、天河基地、织女、河鼓、天津、泰山等。截至2023年,月球上以中国元素命名的地理实体已达35个。然而,与IAU批准的9000多个有效命名相比,中国的占比仍然很低。更重要的是,月球上仍有15个中国相关名称是由其他国家申请的,中国并未直接参与。


命名与主权的关系绝非虚言。有学者指出,“当人类命名一个地形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在宣称这片区域属于他们”。IAU与联合国曾在1971年至1982年间就外太空命名权展开长达十余年的争夺,最终联合国承认了IAU的权威地位。这段历史表明,国际命名权的归属从来不是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国际政治博弈的产物。


在技术命名领域,中国已经开始行动。2026年初,Token的中文译名“词元”正式官宣,引发广泛讨论。有评论指出,“命名虽关键,也只是话语权构建的基础一环”,距离实质性的“解释权”“定价权”仍存在巨大鸿沟。但命名本身就是一个凝聚共识、争夺话语权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所言,“真正的话语权来自‘造词权’,而不是‘译词权’”。


四、中国应更加重视国际命名权


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应当在国家层面建立起系统性的命名能力。国际命名权是一种政治影响力,新技术革命命名、月球上的地理命名、星球命名等等,这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命名,中国应积极主动争取,应成立一个命名组织,专门研究命名。


具体而言,建议从以下三个层面着手:


一是设立国家命名委员会。我国可仿效以色列的“政府地名委员会”,在国务院下设“国家命名委员会”,其职责不应局限于地名管理,而应把关注范围扩展至科技概念、空间地理实体、国际标准术语等各类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命名事务,并能协调外交、科技、宣传等多部门形成合力。


二是主动参与国际命名规则制定。目前IAU的命名决策过程被批评为“不透明”,且存在以拉丁字母和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惯性。中国应积极在IAU等国际组织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推动命名规则向更加多元、包容的方向改革。


三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命名实践。韩国的经验表明,鼓励非政府组织和志愿力量参与国际命名事务,发挥民间力量对他国政府施加压力,是一种有效的补充手段。


五、建立命名学:把命名权竞争上升为学科能力


要在命名权竞争中形成持久能力,仅靠临时性组织和个别行动还不够。中国应当建立一门命名学,并在大学开设相关课程和研究,把命名权竞争从政策层面提升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层面。


命名学不宜被理解为传统语言学下“专名学”的简单扩展,而应建设为一门交叉学科——可称为“命名学”(Naming Studies)或“命名研究”。今天与命名相关的研究分散在多个学科中:专名学研究人名、地名、族名等专有名词;术语学研究专业术语的形成、标准化与传播;地名学研究地名来源、演变与政治含义;生物命名法研究物种命名;品牌命名与营销研究商业命名策略;符号学、社会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研究命名与认知、文化、权力的关系;国际关系与政治学研究命名权、话语权、标准制定权。这些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成果,但长期各自为战。建立“命名学”,就是要把它们整合起来,研究一个共同问题:人类如何通过命名来认识世界、分配意义、争夺权力。


命名从来不只是“起个名字”。它是一种认知行为,也是一种政治行为。特朗普把AI更名为SI,不只是术语调整,而是争夺新技术革命的命名权;月球地名、火星地名、海洋地名的国际申报,背后是空间话语权;Token中文译名“词元”的确定,反映的是技术概念的解释权;品牌名、产品名、标准名,直接影响市场认知和产业生态。谁命名,谁就在定义;谁定义,谁就在制定规则。中国要在国际竞争中争取话语权,就不能只做命名的接受者,也要做命名的创造者和规则参与者。命名学正是培养这种能力的基础学科。


大学如何开设命名学?可以分层次推进。本科阶段先开通识课和选修课,例如“命名学导论”“命名与权力”“日常生活中的命名现象”“品牌命名与传播”。专业核心课可包括:专名学与地名学、术语学与标准命名、命名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空间命名与天体命名、科技命名与AI伦理、命名心理学与认知、计算命名学与知识图谱、命名伦理与法律。硕士、博士方向可设:国际命名治理、技术标准与术语竞争、命名数据库建设、跨文化命名比较、命名与国家安全。高校可以依托语言学、传播学、政治学、管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院联合设立“命名学交叉学科中心”,先招研究生、办期刊、建数据库,再逐步申请独立学科方向。


命名学的研究方向至少可以包括:理论命名学,研究命名的本质、类型、机制与规律;应用命名学,研究品牌、地名、科技、空间、政策命名;批判命名学,研究命名与权力、殖民、性别、意识形态;比较命名学,进行跨语言、跨文化、跨文明命名比较;计算命名学,研究自然语言处理、命名实体识别、自动命名;国际命名治理,研究IAU、ISO、ITU等国际组织中的命名规则与博弈。


当然,命名学不能变成纯政治宣传工具,也不能停留在“起名技巧”层面。它必须保持学术规范,有理论、有方法、有数据、有同行评议。同时要解决学科边界、师资、教材、就业等问题。比较稳妥的路径是:先做交叉研究,再开课程;先设中心,再建学科;先培养人才,再参与国际规则。


六、结语


特朗普在联大宣布AI更名为SI,表面上是关于一个词的争论,实质上是关于一个时代的定义权之争。美国试图通过掌握新技术革命的命名权,为这个时代打上自己的印记。这一举动提醒我们:命名权不是小事。从技术概念到星球地貌,从国际标准到治理框架,命名是话语权的起点,是影响力的基石。


中国在这场新技术革命中已经站在了第一梯队,在命名权这个看似柔软实则关键的战场上,同样需要展现出与之匹配的战略自觉。成立命名组织,专门研究命名;建立命名学,在大学开设课程和研究;主动参与国际命名规则制定;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这些举措共同指向一个目标:让中国从“被动接受命名”转向“主动创造命名”,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治理中掌握更多话语权。命名权是话语权的起点,命名学则是争夺这一起点的基础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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