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龙应台：《小城故事》背后的故事
2026-9-22
本来是要扔的一本书了。
突然看到一个索引，就又把它捡回来重新翻了翻。龙应台的文笔，还真不是一般地好。只是她也习惯于那种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宏大叙事，拼命煽情，却又往往说得头头是道。当然，也不能说她全是瞎说。否则，怎么能上得厅堂、下得书房，在两岸都卖得动呢？
重翻《大江大海1949》，在南京大屠杀那一段，她提到唐生智，说他指挥无能，使保卫首都的数十万大军在撤退时互相践踏；又提到宋希濂，说部队撤退时竟然没有收到命令，反而在城墙上架起机关枪，不让士兵出城！
说到三万多国民党军队撤离十万大山，经越南转回台湾，她又提到黄杰。按照书中的说法，黄杰与驻越南的法国将领达成协议，武器封存，五百人为一组，却被法国人送进铁丝网围住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好在这三万人，加上老弱病残，最后还是活了下来。至于这样的活下来究竟是喜是悲，也很难说。
但真正让我把这本书重新翻出来的，还是那个索引，就是该书第三部第二十七章《小城故事》。
龙应台写的是崇礼，在她的叙述中，崇礼的天主教徒曾经帮助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撤退以后，却反过来杀害崇礼人，焚毁教堂，并且不准收尸，甚至要留下现场等记者来报道，把杀害崇礼人和烧毁教堂的罪名扣到另一边头上。
看到这里，我愣了一下。这好像是一个被颠倒了黑白的故事。但历史这种东西，不能只凭好像两个字。碰巧今天看到推上有人贴出来一份1946年12月的《中央日报》，标题很直接：《崇礼血案》。
本月九日，察北共军陈宗昆约三旅之众，乘国军恪遵停战令不采任何行动的当儿，突然攻占距张家口九十华里的崇礼县城，盘据三日，到十二日方由国军予以收复。在共军攻入县城的三日间屠杀焚烧无辜的男女老幼千余人，男的多遭剖腹剜心，粹脑裂尸，女的多遭割乳劓鼻，刺刀乱刺。血手所及，连七八十 岁的白发老人和幼稚的儿童，都不免一死，崇礼养老院被放火焚烧，院中老人逃出者仅一人，其余全部变成了焦炭。不满十岁的儿童，被共军挽到街上当皮球来踢，踢来踢去，以被踢儿童的哀号惨叫为乐事，等踢得将死，才用一条麻绳勒死那儿童，儿童死于这踢皮球的魔鬼手里者，数达二十余人。崇礼天主教堂的一位外国老神父，告诉参观劫余崇礼城的人们：“我今年六十多岁，传教已四十年，到的地方很多，两次世界大战我都经过，从没有见过这样惨这样可怕的现象。不但杀了神父（徐神父），而且烧了教堂。更惨的是把二百多个教民，烧死在教堂里，一个十余岁的小孩，曾逃了出来又被投进了火坑，你看多么惨！”共军又不仅杀人放火而已，并且是一面杀人放火，一面抢劫居民所有的物资，连孤儿院二百多个孤儿的衣着也被剥得精光。劫后的崇礼城，到处都是惨死者的尸体，到处都是劫余的灰烬，并且到处都是父母哭子，孀妇哭夫的声音，身历其境的人们，莫不怀疑自身是在做一场恶梦，几乎不相信世间有这种惨无人道比神怪小说里的魔鬼更凶残的吃人活魔。中共本是靠杀人的血手来夺取政权，其到处伸出屠杀的血手，本不足怪，但过去的屠杀还多少留着自己辩护的口实。说某也国特、某也土豪劣绅、某也顽固分子，所以要杀。现在则不然。现在屠杀到了养老院中的苦老人和黄口的孺子，连任何借口都不要了。过去读史者，都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而惨怛坠泪，后之读史者，倘读此次共军在崇礼的屠杀暴行，则将无泪可挥。中共或者还以为这种屠杀手段，足以夺取政权，亦未可知。但事实上，中共越是伸长杀人的血手，就越发加速其自身的崩溃。最近中共到处进攻都终于失败，就是中共残忍成性，人民愤恨达于极点的结果。人民的向心力，决非屠杀所可招致，屠杀不能引起人民的归心，只能造成人民“与汝偕亡”的心理。中共如果要在政治舞台上活跃，那就必须放下血淋淋的杀人屠刀。而今中共一只手想抓政权，另一只手却握着血淋淋的杀人屠刀，以“顺我者生，逆我者死”恫吓人民，人民那有不倔起自救的道理？孟子说“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后必有灾！”我们以此警告中共。中共倘仍执迷不悟，则必有自食其果的一日。我们过去还以为中共终有自动放下屠刀，为人民留一条生路，为国家留一线生机的一日。今观于中共在崇礼县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不能再存中共能自动放下屠刀的希望了。但我们虽已绝望于中共的自动放下屠刀，而在人民已不甘坐待中共屠杀的今天，我们深信中共手里的屠刀，纵不被夺，也将铸成自杀的大错。（京中央日报）（民国三十五年十二月）。图：被共匪焚毁的西湾子主教座堂旧照：
这些文字今天读起来，已经很难不让人产生强烈的情绪。但我反而不敢直接把报纸上的每一个数字、每一个细节都当作已经完全核实的历史事实。因为这毕竟是1946年的《中央日报》。它不是一份今天意义上的中立调查报告，而是国民党时期的官方报纸；更何况，报道本身还带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宣传色彩。文章最后甚至直接把崇礼血案上升为对中共政治合法性的攻击。
我又顺着报纸里的一个名字往下查。其中的陈宗昆，应为陈宗坤之误。因在《冀热察军区创建之初的三战三捷》一文中，有下面这一段，在地点、职位和时间点上都完全对得上：
12月8日，崇礼战斗正式行动。这日风雪交加，气温下降到了零下40度，只穿了一件单薄棉衣的十三旅战士在旅长黄鹊显、政委陈仁棋、参谋长李荣顺等的带领下，冒着刺骨的寒冷，百里急行军，按时到达了指定的位置。与此同时，察北军分区司令员陈宗坤和政委梁正中也带领骑兵三团从独石口赶到崇礼附近。
陈宗坤少将 （1915-1982）
于是，一个原本看起来很简单的小城故事，开始变得复杂起来。
而我之所以对西湾子这个地方特别敏感，是因为不久前我刚刚去过那里。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地崇礼，如今已经是一座颇为现代的旅游城市。那次我和朋友去了张家口附近，无意之间来到西湾子，看到今天的天主教堂。并在不久前写的一个博文《从草原天路到官厅湖畔》中提到过，因此对这个改开之后新修的教堂印象深刻：
今早散步，沿河而下，参观了西湾子天主教堂。一位67岁的西湾子村民介绍，最早的教堂建于1726年，名为归正堂。后来又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建成了一座规模更大、更宏伟的教堂，当时有不少外国传教士长期驻留于此。教堂历经义和团运动而保存下来，却在文革期间被拆毁，教士墓碑也未能幸免。改革开放以后，当地信众筹资约两千万元，重建了如今这座教堂。。。。对面的山脚下，矗立着一面巨大的水泥宣传墙。正面是一幅双手背后的毛泽东画像，下方写着毛主席万岁几个红色大字；背面则是毛泽东戴着红军帽的画像，看上去像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旧物，不过也不排除后来重新修建或翻新的可能。画像与对面的教堂相望，形成一种颇具时代意味的景观。
我当时没有多想。因为教堂前面的《西湾子教会的建堂历史》，对于那段历史的描述更加简单，只说教堂在战争年代不幸被毁于战火。
一句话，把一场巨大的历史灾难轻轻带过。
可是今天重新翻到《小城故事》，又碰巧找到1946年的《中央日报》，我才突然发现：原来这座我曾经站在门前拍照的教堂，背后竟然有这样一段历史。一座1932年建成的大教堂，十几年后毁于战火。而究竟是谁烧的？当时死了多少人？那些人究竟是怎样死的？今天还能找到多少当年的记录？
更有意思的是，同一个故事，在不同年代已经有了不同的版本。1946年的《中央日报》，是一种说法。后来龙应台《大江大海1949》里的《小城故事》，又是一种说法。当地的居民，也是一种说法；而今天教堂前的介绍牌，则只剩下一句毁于战火。四种说法，四个时代。
教堂对面耸立着的巨幅伟人像，是一个伟大时代的象征
我站在今天重建的西湾子教堂前，看见的是一座新建筑。可是那座1932年的老教堂，以及1946年冬天发生在那里的一切，已经永远消失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建筑可以重建，教堂可以重建，城市可以重建。可是记忆一旦被烧掉，就很难再原样找回来。所以我又把这本本来准备扔掉的书又捡了回来。
不是因为龙应台一定说对了，而是恰恰相反。是因为她让我重新注意到了一个我曾经亲自走过、却并不知道背后真实发生过什么的小城。
小城的故事，原来看起来，并没有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