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一八谈起

每到九月十八日，我们都会说一句：勿忘九一八。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随即进攻北大营和沈阳，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并成为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起点。九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应该记住。但如果认真想一想，“勿忘”其实包含着几个更深的问题：我们究竟要勿忘什么？为什么不能忘？怎样才算真正没有忘？记住又是为了什么？如果这些道理成立，那么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其他巨大灾难呢？

一、勿忘什么？

勿忘，首先是勿忘事实。谁做了什么，为什么发生，造成了什么后果，应当有档案、证言和研究作为依据，而不能让历史随着时间变得模糊。但仅仅记住“1931年9月18日”这个日期还远远不够。历史书上的几十万、几百万乃至几千万，看久了很容易成为抽象的数字，而每一个“1”都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姓名，有父母妻儿，有自己的家，也有原本准备继续过下去的一生。

所以，勿忘历史，更应该是勿忘人。一个民族保存历史，不只是保存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兴衰，也应该尽可能保存普通人的命运。否则，几十年过去以后，留下的可能只是几个宏大的历史名词，而那些真正承受历史的人却消失了。

二、为什么不能忘？

过去我们常说“勿忘国耻”。但是，如果“勿忘”的目的只是让后代继续仇恨另一个民族，这样的记忆并不足够。今天的日本普通人并不是1931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记住侵略战争的责任，与把仇恨延续给今天的人，是两回事。

历史真正不能忘，是因为死亡无法重新来过，而被忘掉的错误却可能再次发生。所以纪念九一八，不应该只问“谁伤害过我们”，还应该问：军国主义为什么能够兴起？一个国家怎样一步步走向战争？宣传、权力和群体心理如何使无数普通人卷入其中？如果我们只记得谁是侵略者，却没有理解灾难形成的机制，那么我们记住的只是结论，还没有真正吸取历史的教训。

三、怎样才算真正没有忘？

一年响一次警报、举行一次纪念，并不等于真正没有忘记。真正的“勿忘”需要很多具体工作：保存档案、照片、影像、日记和书信，记录幸存者与亲历者的口述，让研究者查阅资料、核对事实；对于存在争议的问题，也应该允许后来的人根据新的证据不断研究和修正。

教育下一代也不应该只是让他们背诵几个日期和结论，而应该让他们学会问“为什么”。为什么错误能够发生？为什么有时能够延续很多年？为什么真实的信息不能及时传递？为什么反对的声音不能阻止错误继续扩大？保存历史最重要的目的，不是把过去凝固起来供后人瞻仰，而是让后人有机会从中学习。

四、为什么一定要追问“为什么”？

因为纪念历史最终面对的并不是过去，而是未来。纪念地震，不只是为了哀悼，还要改善建筑标准、预警和救援；研究战争，不只是为了记住侵略者，还要理解战争为什么能够发生；研究政策和政治运动造成的灾难，也不能满足于找到一个责任人，而应该进一步研究什么样的政治、社会和信息机制会使错误不断放大。

这一点其实也可以从中共自己对历史的总结中看到。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明确提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并分析了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等问题。如果纪念不能帮助我们发现造成灾难的条件，不能使社会减少下一次灾难发生的可能，那么“勿忘”便很容易只剩下一句口号。

五、那么，其他灾难呢？

这就带来了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如果九一八不能忘，是因为受难者不应该被历史抹去，因为事实应该保存，因为灾难发生的原因应该被研究，那么同样的原则是否也应该用于1949年以后中国人经历的重大灾难？

1959—1961年的大饥荒就是无法绕开的历史。究竟造成多少超额死亡，人口学研究由于资料和计算方法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一些研究估计约为1650万至3000万，也有更高的估算，因此不宜把某一个数字当成最终定论。但是灾难规模极其巨大是明确的。1981年中共历史决议也承认，“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等因素，使1959至1961年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

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则是另一场性质不同的灾难。关于死亡和受迫害人数，各项研究也有不同估算；但大批人员受到迫害、正常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并不存在这样的基本争议。1981年的中共历史决议将文化大革命称为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并称其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89年又留下了另一道至今没有完全愈合的历史伤口。那年春天，以北京学生为主体的抗议活动逐渐扩大，工人和普通市民也加入其中；5月20日北京实施戒严，6月3日晚至4日，军队进入北京市中心并使用武力和实弹，造成平民和军人伤亡。死亡人数至今没有各方共同接受的数字：中国政府当时公布2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36名大学生；其他来源提出的估算则从数百到数千不等。由于缺乏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完整调查，负责任的态度不是挑选一个最符合自己立场的数字，而是承认确切死亡人数至今仍有争议。

还有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所有这些事件当然不能简单混为一谈：日本侵华是外国侵略；大饥荒涉及政策错误、自然灾害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机制；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运动；六四涉及政治抗议、戒严以及军队武力镇压；唐山和汶川首先是自然灾害。原因不同，责任不同，性质也不同，所以没有必要拿死亡数字给灾难排一个大小次序。

但是，它们之间仍有一个最简单的共同点：死去的人都是人。一个在侵华战争中失去孩子的母亲值得我们记住，一个在1960年前后饥荒中失去孩子的母亲也值得记住；一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受难者值得留下姓名，一个1989年失去生命的人也不应该从历史中消失；自然灾害中消失的生命同样值得纪念。

于是，“勿忘九一八”最终把我们带到一个比九一八本身更大的问题：我们究竟选择记住什么样的历史？如果别人给我们造成的苦难必须世世代代记住，而发生在自己社会内部的苦难却可以慢慢淡去，那么“勿忘”就可能变成选择性的记忆。

真正成熟的历史记忆，或许应该遵循一个更加一致的原则：不以制造灾难的人是谁，决定受难者是否值得被记住；也不因为一段历史令人难堪，就决定它是否值得被保存和研究。别人犯下的罪行，我们有勇气记住；自己走过的弯路和犯过的错误，我们也有勇气面对。

因此，九一八九十五周年，我们当然仍然应该说：勿忘九一八。但“勿忘”的最终目的不应该是保存仇恨，而是保存事实，保存人的记忆，寻找灾难发生的原因，并把这些经验交给后来的人。无论灾难来自外敌、自然，还是来自我们自己的错误，都不应该轻易遗忘。

不是为了让后人永远生活在历史的伤口里，而是让他们知道伤口怎样形成，并尽可能不让同样的伤口再次出现。

这，或许才是“勿忘”二字真正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