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史学工作者对姜克实抗战研究的评论（胡述安）

下面的文章是笔者在《知乎》网站发现的，无法追踪到原作者及首次发表的地方与时间，只能尽可能地保持原来面貌加以转发。作者应该是历史工作者，但不能确定是专业历史学家，或者是工作于宣传部门、党史部门、教育部门，或者是一位纯粹的爱好者。看得出来，作者对姜克实的研究方法以及由此产生的结论是基本认同的，对过去官方宣传的抗战历史的结论产生了巨大的动摇。作者感到，如姜克实得胜，＂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构建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将被彻底推翻。＂＂中国目前的抗战史研究（我不敢说还有党史研究）将面临灭顶之灾的威胁。＂这样作者就不可能完全认同姜的观点，比如说认为＂口述史重要，能反映历史真相＂，＂朝鲜兵、台湾兵、伪军大量参加了侵华战争。＂当然作者提不出什么具体的证据，只拿有搞口述历史的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来说事。无论如何，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腰站阻击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下面是一位常年研究杨成武与八路军一分区史的老先生所写的关于于抗战史中日伪军损失统计问题的文字，请有心人阅读：

解读姜克实《狼牙山作战（二）》一文_YANXIN_新浪博客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在我谈到狼牙山五壮士的几篇文章中，包括谈到1941年的夏秋季反扫荡的几篇文章中，从来不谈日伪军方面的人员损失，因为这些内容是你根本就无法知道的。从战争中的现实状况来讲，处在弱势、退却、失败的一方，是根本无法知道处于强势、进攻、胜利一方的损失情况的。相反，强势、进攻、胜利的一方却可以根据你丢弃的尸体和伤病员、根据你的俘虏和逃跑人数，大致掌握弱势、退却、失败一方的人员损失情况。

此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八路军的战斗力普遍低下，穿上军装就上战场的农民，训练不足，远远不是训练有素的日军的对手。如果两军当时在战场上相遇，即使八路军有几倍于日军的优势，仍然不敢说可以在战场上占据优势。

我举1940年八路军出尽风头的百团大战为例。在一分区涞灵战役的战场上，攻打涞源县城的一团两千余人，防守的日伪军四百余人，八路军五比一的兵力优势。此外八路军还得到数百名涞源县民兵的人力支持，这些民兵直接参战，和一团战士一起进攻。尽管这样，一团最后还是不能得手，最后不得不放弃攻城。

即使在涞灵战役中得胜的两处战场，三甲村，八路军一个团加一个营，参战人数两千五百余人，攻打一个只有一百五十人的日伪军据点，日伪军放弃了抵抗，八路军才最后得胜。东团堡，三团两千余人打一百七十人的防守日军，也是十几比一的兵力优势，最后东团堡虽然打下，全歼了敌人，但三团剩余的人员已编不满一个营。

以中国军队每消灭一个日军，自己就要付出几个人代价的现实状况来看，狼牙山五壮士被宣传的“消灭敌人五十多”，八路军方面起码要有两三百人员的损失才对。但实际上没有，只有五名战士，按照逻辑推理，“消灭敌人五十多”的结果就很难成立。

还是那位老先生的文章：谈谈姜克实教授的狼牙山抗战及史学研究观_YANXIN_新浪博客

请原谅我的孤闻寡见，我不是专业搞史学研究的出身，所以从不知道姜克实教授的大名。我是在几天之前，承蒙一位朋友的介绍，才看到姜克实教授有关狼牙山作战的研究文章的。实话实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读姜教授的抗战方面的史学文章。姜教授这几篇文章，还有他其它几篇抗战研究文章，都发表在一个《爱思想网》上面。

我记得当时我就注册留言，说明这些文章研究方法的不足和我的补充。之后，我又拜读了姜教授在《共识网》上的有关发言，谈中国大陆史学研究的。我是专门研究晋察冀抗战史中的一分区部分的，姜教授研究的狼牙山抗战就属于这一部分。当然我是从八路军部分、而姜教授是从日本史料部分，对狼牙山抗战进行研究的。

以我的认识，一张完整的历史拼图，只有八路军部分是不够的，还要有日本人的那一部分，这二者拼对的毫无缝隙，历史拼图才算完整。可惜，现实中的历史拼图是永远拼对不完整的，因为晋察冀抗战史料同姜教授发掘到的日本史料方面有着巨大的史料差异。我给姜教授的留言中，就试图对这个史料差异做一个合理的解释。我还给姜教授写了个字条，说明在这三篇狼牙山抗战文章做小部分的评注之后，还要对姜教授的史学观点做一个综述，请姜教授“海量宽容”。

这一回反过来，黑体字是姜教授或有关姜教授的，宋体字是我写的。先看姜教授的简历：姜克实，日本冈山大学日本近代史专业，教授。1953年天津生，1969年北京101中毕业。下乡，当兵，从工10年，1978年入南开大学。1983年复旦大学研究生在学中赴日留学，1991年获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早稻田大学，冈山大学任教至今。是现在日本国内唯一的担任日本近代史教育的外国人。专门为日本近代思想史。提倡方法，立场的越境。对历史认识，战争认识，日本的近代化，亚洲主义，小国主义研究均有理论造诣。最近对史学理论，历史记录方法问题亦有关心。擅长史料阅读，考证。主张实事求是，不说空话。已有日文专著8册，论文近百篇。姜教授的家世中，有一点与我相近，母亲都毕业于日本人时代的“女高”（我母亲毕业于吉林女高），当过日语教员。

再看姜教授有关史学研究的主要言论：“日本民族是一个认真、严谨的民族，很富有做学问的性格，其坚实的实证精神更有国人学习的必要。我觉得中国的学问太浮夸、浮躁，近代史和党史很多都是讲故事式的文章，包括现在一些有名的网站的文章。搞历史怎能东论西论、不出示证据呢?”“搞史学若不认真搞实证、不会搞实证就等于失去了生命。所以一切要从史料说起，而论文中的每一句话，都要有根据。研究者更是要对自己说的一切负责。”

要多搞点"证"少搞些"论"。没有实证，怎么去论呢。史料搞到了，论也就好做了。而且论证要扎实，不要浮夸。讲历史要做到对每一句话负责，根据在哪都要说清楚，更不要受政治的摆弄，讲什么阶级立场、民族立场、党的观点。史论中也不要使用形容词。先把近代史、党史从宣传和神话中解放出来是最重要的。我最近努力做的事就是这点。且不要迎合大众趣味和媒体趣味，讲故事、说评书不是历史学家要做的事。另外也不要再去搞什么口述历史了，越述越神。平型关、台儿庄都是让口述给吹神的。又不是没有档案资料，为什么不读读档案，做一些实证研究呢。共产党也是讲实事求是的，但党史研究直到现在，似乎也不欢迎讲实话。

首先要指出，姜教授上面的这些观点中，就包含着对我的严厉批评。我并不是搞史学出身的人，俗话说：隔行如隔山，难免会出错。我知道我史学研究中的方法不规范，存在的错误一定不少。我来谈谈我与姜教授不同的两个观点和认识。

1、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中国大陆的八年抗战，中国东三省的十四年抗战，绝不像“中国军队同日本军队打仗”那样简单。在这场被称为“抗日战争”之中，不仅有大量朝鲜籍人、台湾籍人被卷进了日本军队之中，还有数量更加巨大的中国伪军在帮助日本军队打仗。我仅以晋察冀抗战为例。1939年以前，中国伪军只起到为日军带路、防守外围及交通要道这样次要的作用。1940年是一个伪军大发展的一年，伪军逐渐在日军的历次大扫荡中起到越来越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到了抗战最困难的1943年，围困一分区周边各据点的敌对力量，绝大部分都是伪军，而不是日军。也就是说，此时所谓的“抗日战争”，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战争——不愿做亡国奴的八路军对日本军队豢养的伪军之间的战争。在建国以来的众多革命回忆录、抗战回忆录中，由于当年观念的局限性，基本上都将当年的抗日战争描绘成“八路军对日本军的战斗”，但实际上不是。现实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八路军对日本军的战斗”只占其中的一少部分，更多的时候是中国人自己之间的战斗。我给姜教授留言，要补充的就是这部分内容。

2、姜教授是科班史学研究出身，学风严谨，值得称颂。但如果完全按照姜教授掌握的日本方面的史料为准，结果将是灾难性的：自新中国建国以来构建的中国抗战史研究将被彻底推翻——因为不符合日本方面发现的史料。而“日本民族是一个认真、严谨的民族，很富有做学问的性格，其坚实的实证精神更有国人学习的必要。我觉得中国的学问太浮夸、浮躁，近代史和党史很多都是讲故事式的文章，包括现在一些有名的网站的文章。搞历史怎能东论西论、不出示证据呢?”所以，以谁为准？这还用说吗？我对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前景感到不寒而栗。因为依照姜教授的观点，中国目前的抗战史研究（我不敢说还有党史研究）将面临灭顶之灾的威胁，起码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如果以姜教授所讲的史学研究标准为衡量标准，那么我这碗史学饭也吃不下去了，应该马上下岗。

姜教授说：“不要再去搞什么口述历史了”，“又不是没有档案资料，为什么不读读档案，做一些实证研究呢”。中国大陆进行抗战史研究，在历史档案不完全的情况下，很大一部分就是靠“口述历史”。崔永元进行了许多年，获得了上亿元人民币支持的抗战史的收集整理工作，基本上搜集的范围就是来自民间的口述历史。我所做的一分区史的战争史研究不必说了，依据的回忆录、回忆文章、战争年代的日记笔记，也都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我看了一下其他各国，也都非常重视民间的口述历史。中国抗战的老对手日本，日本五大新闻社之一的《毎日新闻社》2014年8月6日发出“お知らせ”（通知），要搞“千の证言　戦后７０年を机に「记忆の伝承」”（千人的证言  在战后70年中的“记忆的传承”）。《每日新闻社》在征集理由中说：1945年8月15日。以许多宝贵的生命的牺牲作为代价，从在人们的心中留下大的伤痕的战争结束开始，明年正好迎来第70年。因为知道这场战争的人们正在减少，所以（对于这场战争的）“记忆的传承”的重要性在渐渐增加，也被问起作为和平国家的姿态。每日新闻社和TBS电视台，将战后70年作为节目，面向2015年夏季，广泛征集在战争年代艰难存活下去的人们的证言，并开始进行传讲给下一代的共同节目“千人的证言”。将经历战争的人们的话语、文字作为录像记录下来，尝试着成为走向和平国家未来的“指路牌”。再看在二战中遭受损失最大的前苏联。2015年10月8日，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andravna Alexievich），她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纪实文学，记录了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切尔诺贝利事故等人类历史上重大的事件。已出版的著作有：《战争的非女性面孔》、《最后一个证人》、《锌皮娃娃兵》、《死亡的召唤》、《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等。因为对这个时代苦难与勇气的写作，她获得了20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她搞的史学搜集与写作方式也是不入姜教授法眼的“口述历史”。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非专业人士”，即并非“搞史学专业的出身”，加入到历史回顾的搜集和研究圈子，这些人并非都具有姜教授所说的史学研究者的最低标准。我想，不妨让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的这些人发展下去，一旦发现这中间存在着什么致命的缺陷，姜教授不妨再站出来，予以纠正。古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乃事业有成。此话出自（汉）杨雄《法言·重黎》，意思是西汉的刘邦能广泛采纳大家的谋略，因此发挥了群英的才能，使大业兴旺。我想，对大批外行人参入到史学研究的领域，姜教授不妨以海量之胸怀，宽容待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