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垮台之後：自由世界準備好了嗎？
中共垮台之后：自由世界准备好了吗？（简体，繁体）
余茂春 (Miles Yu)
英文原文在此：https://hudson.org/foreign-policy/why-we-must-prepare-chinese-communist-partys-collapse-miles-yu
中国带给世界最大的战略挑战，或许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后会发生什么，而是它一旦突然失败、垮台之后，世界将面临什么。
几十年来，西方的对华政策几乎完全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中共将长期存在，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永久因素。因此，我们研究如何遏制其军事扩张、反制经济胁迫、保护关键科技与供应链、保卫台湾，以及与北京争夺全球影响力。
但我们很少认真思考另一种可能：如果中共不是逐渐衰落，而是突然垮台呢？
这是一种危险的想像力缺失。
历史一再证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独裁政权，往往会以惊人的速度突然消失。1989年，东欧六个共产政权在几个月内相继垮台。象征冷战分裂的柏林围墙几乎一夜之间倒下。两年后，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也从世界版图上消失。
正如哈德逊研究所《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好准备》（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报告所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历经危机而存续至今，但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共产党专政政权，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突然崩溃，绝非不可想像。
而它的后果将远远超过中国本身。
中国拥有核武器、世界规模最大的常备军之一、庞大的安全与情报机构、先进的生物实验室、巨型国有企业、重要金融机构，以及深度嵌入全球经济的供应链。一旦中央权力突然瓦解，军事、金融、人道、政治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危机可能同时爆发。
谁来控制核武库？谁指挥解放军？武警、民兵、国家安全部以及庞大的国内监控机器由谁接管？谁确保危险生物设施的安全？谁防止地方军事指挥官或安全首脑割据一方、演变成军阀？
人民币怎么办？中国的银行、国家债务、国有企业、外汇储备以及数以兆美元计的国内资产又如何处置？
政治问题更加棘手。
西藏、新疆会发生什么——种族复仇，还是立即宣布独立？香港何去何从？新政府如何处理台湾问题？近一亿名中共党员如何处置？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时代留下的政治罪行——天安门镇压、宗教迫害、大规模监控、强迫劳动以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如何调查和追究，同时又避免让正义变成复仇？
这些问题不能等到中共垮台之后才开始思考。到了那一天再准备，可能已经太晚。
20世纪政权转型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准备决定成败。
波兰进入1989年转型时，已经具备俄罗斯后来明显缺乏的一项条件：一个有组织、有能力成为替代性政治合法性中心的公民社会。团结工会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知识分子、工人、经济学家、律师、神职人员和政治活动人士组成的庞大网络。
在共产政权真正倒下之前，与团结工会有关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真讨论货币稳定、财产权、市场制度和经济转型。后来的巴尔采罗维奇改革虽然迅猛而痛苦，却并非在政治真空中临时拼凑，而是建立在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社会合法性以及相对清晰的制度方向之上。
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七七宪章”以及长期存在的异议人士网络。他们多年来一直思考人权、政治责任、历史真相以及政府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当共产党政权崩溃时，这些网络立即为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公民论坛提供人才、互信与政治合法性。
东德也是如此。当政权开始解体，反对派与正在瓦解的旧体制迅速成立“中央圆桌会议”，处理自由选举、解散秘密警察、民主转型甚至制定新宪法。1989年12月7日第一次会议召开时，便成立了起草新宪法的工作小组。
这些转型并非没有痛苦。真正的教训是：成功的后极权重建，需要在旧制度倒塌之前，就准备好人才、制度、原则和方案。
俄罗斯展示的则是另一条道路。
苏联崩溃时，俄罗斯没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设计，没有足以承担治理责任的独立公民社会，也缺乏具有广泛合法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制度与稳固的宪政共识。
结果，经济改革与政治上的临时应变纠缠在一起。国有财富迅速落入少数寡头手中，国家制度持续弱化，最终又走向如今的民族主义威权统治。
普京并没有恢复苏联共产主义。他利用的是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留下的制度废墟。
乌克兰同样继承了腐败网络、寡头政治和薄弱的国家制度，此后数十年一直艰难地试图建立一个更加民主、更具问责性的国家。
这些经验提醒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独裁政权的死亡，并不等于民主制度的诞生。
中国一旦发生同样的剧变，规模和后果都将大得多。
因此，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把“后中共时代”规划视为一项战略准备，而不是政治幻想。它提出的问题包括：如何确保危险设施和战略武器安全、稳定金融体系、处理国有资产、重组解放军与安全机构、保护弱势群体、开放秘密警察档案、建立真相与和解机制，最终启动新的制宪进程。
美国在这方面既有特殊责任，也有特殊能力。
1945年之后，美国没有在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战败后庆祝胜利，然后一走了之。美国与盟国以及德、日两国人民一道，解除军国主义体制，重建国家制度，恢复经济，建立宪政政府，最终使两个昔日的军国主义独裁国家成为繁荣的民主国家和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日本战后的占领改革尤其明确地以非军事化与民主化为目标，并协助建立延续至今的宪政秩序。
因此，美国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
这不是要替中国决定未来，更不是要把一个美国设计的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中国的未来，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
但美国、日本、台湾、欧洲、澳洲、韩国、印度以及其他民主国家，都有重大的自身利益确保中共统治一旦崩溃，不会立即演变成内战、核武扩散、金融崩盘、种族复仇，或者另一个独裁政权的诞生。
华盛顿应建立一套常设的跨部门“后中共时代”应变规划机制，并与盟国、中国民主人士、经济学家、宪法学者、异议人士、宗教领袖、海外华人社群以及转型正义专家共同思考各种可能情境。
必须预先准备的事项包括：确保核武器及其他战略武器安全；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稳定金融市场；保护政府和秘密警察档案；防止大规模报复；解散政治警察机构；使军队脱离共产党控制；建立合法透明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程序；追回被侵吞的公共财产；建立真相与和解机制；以及协助中国公民建立新的宪政秩序。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国有资产问题。
俄罗斯的经验证明，没有民主合法性的私有化，很容易从“全民所有”变成“权贵所有”。 如果中国数以兆美元计的国家资产在政治真空中被党政权贵、军方将领、安全部门首脑或既得利益集团瓜分，一个新的寡头体制可能在旧共产体制的废墟上迅速形成。
那将不是自由中国的诞生，而只是另一种独裁制度的开始。
因此，后中共规划的目标绝不是设计一个“美国式中国”，而是尽可能为中国人民创造条件，让他们自己建立一个自由、和平、实行法治与宪政的中国。
冷战期间，西方花了40多年研究如何遏制和战胜苏联共产主义，却令人惊讶地很少认真准备：如果有一天共产主义真的垮台，第二天早晨该怎么办？
我们当年的幸运，在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欧其他国家的人民，早已替自己做了大量准备。
下一次，我们不能再把历史寄托于幸运。
中共可能还会统治几十年，也可能像1989年的东欧共产政权一样，以几乎所有专家都来不及预测的速度突然瓦解。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何时到来。但是历史没有给我们第二次措手不及的借口。
为“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做好准备，不是“政权更迭”政策，更不是鼓吹混乱。恰恰相反，它是为了防止一个独裁政权的终结演变成更大的灾难。
这是自由世界为21世纪最具重大后果的政治突发事件预先买下的一份战略保险。
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后中共设计”报告全文在此自由下载：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media.hudson.org/China+after+Communism+-+Preparing+for+a+Post-CCP+China.pdf
简体中文版
中共垮台之后：自由世界准备好了吗？
余茂春（Miles Yu）
英文原文在此：https://hudson.org/foreign-policy/why-we-must-prepare-chinese-communist-partys-collapse-miles-yu
中国带给世界最大的战略挑战，或许不是中国共产党成功之后会发生什么，而是它一旦突然失败、垮台之后，世界将面临什么。
几十年来，西方的对华政策几乎完全建立在一个基本假设之上：中共将长期存在，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永久因素。因此，我们研究如何遏制其军事扩张、反制经济胁迫、保护关键科技与供应链、保卫台湾，以及与北京争夺全球影响力。
但我们很少认真思考另一种可能：如果中共不是逐渐衰落，而是突然垮台呢？
这是一种危险的想象力缺失。
历史一再证明，看似牢不可破的独裁政权，往往会以惊人的速度突然消失。1989年，东欧六个共产政权在几个月内相继垮台。象征冷战分裂的柏林围墙几乎一夜之间倒下。两年后，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也从世界版图上消失。
正如哈德逊研究所《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为后中共时代做好准备》（China after Communism: Preparing for a Post-CCP China）报告所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历经危机而存续至今，但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共产党专政政权，以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突然崩溃，绝非不可想象。
而它的后果将远远超过中国本身。
中国拥有核武器、世界规模最大的常备军之一、庞大的安全与情报机构、先进的生物实验室、巨型国有企业、重要金融机构，以及深度嵌入全球经济的供应链。一旦中央权力突然瓦解，军事、金融、人道、政治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危机可能同时爆发。
谁来控制核武库？谁指挥解放军？武警、民兵、国家安全部以及庞大的国内监控机器由谁接管？谁确保危险生物设施的安全？谁防止地方军事指挥官或安全首脑割据一方、演变成军阀？
人民币怎么办？中国的银行、国家债务、国有企业、外汇储备以及数以兆美元计的国内资产又如何处置？
政治问题更加棘手。
西藏、新疆会发生什么——种族复仇，还是立即宣布独立？香港何去何从？新政府如何处理台湾问题？近一亿名中共党员如何处置？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时代留下的政治罪行——天安门镇压、宗教迫害、大规模监控、强迫劳动以及其他侵犯人权行为——如何调查和追究，同时又避免让正义变成复仇？
这些问题不能等到中共垮台之后才开始思考。到了那一天再准备，可能已经太晚。
20世纪政权转型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准备决定成败。
波兰进入1989年转型时，已经具备俄罗斯后来明显缺乏的一项条件：一个有组织、有能力成为替代性政治合法性中心的公民社会。团结工会经过多年努力，建立起知识分子、工人、经济学家、律师、神职人员和政治活动人士组成的庞大网络。
在共产政权真正倒下之前，与团结工会有关的经济学家已经开始认真讨论货币稳定、财产权、市场制度和经济转型。后来的巴尔采罗维奇改革虽然迅猛而痛苦，却并非在政治真空中临时拼凑，而是建立在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社会合法性以及相对清晰的制度方向之上。
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七七宪章”以及长期存在的异议人士网络。他们多年来一直思考人权、政治责任、历史真相以及政府统治的道德基础。因此，当共产党政权崩溃时，这些网络立即为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公民论坛提供人才、互信与政治合法性。
东德也是如此。当政权开始解体，反对派与正在瓦解的旧体制迅速成立“中央圆桌会议”，处理自由选举、解散秘密警察、民主转型甚至制定新宪法。1989年12月7日第一次会议召开时，便成立了起草新宪法的工作小组。
这些转型并非没有痛苦。真正的教训是：成功的后极权重建，需要在旧制度倒塌之前，就准备好人才、制度、原则和方案。
俄罗斯展示的则是另一条道路。
苏联崩溃时，俄罗斯没有成熟的民主制度设计，没有足以承担治理责任的独立公民社会，也缺乏具有广泛合法性的国有资产私有化制度与稳固的宪政共识。
结果，经济改革与政治上的临时应变纠缠在一起。国有财富迅速落入少数寡头手中，国家制度持续弱化，最终又走向如今的民族主义威权统治。
普京并没有恢复苏联共产主义。他利用的是苏联共产主义垮台后留下的制度废墟。
乌克兰同样继承了腐败网络、寡头政治和薄弱的国家制度，此后数十年一直艰难地试图建立一个更加民主、更具问责性的国家。
这些经验提醒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事实：独裁政权的死亡，并不等于民主制度的诞生。
中国一旦发生同样的剧变，规模和后果都将大得多。
因此，哈德逊研究所的报告把“后中共时代”规划视为一项战略准备，而不是政治幻想。它提出的问题包括：如何确保危险设施和战略武器安全、稳定金融体系、处理国有资产、重组解放军与安全机构、保护弱势群体、开放秘密警察档案、建立真相与和解机制，最终启动新的制宪进程。
美国在这方面既有特殊责任，也有特殊能力。
1945年之后，美国没有在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战败后庆祝胜利，然后一走了之。美国与盟国以及德、日两国人民一道，解除军国主义体制，重建国家制度，恢复经济，建立宪政政府，最终使两个昔日的军国主义独裁国家成为繁荣的民主国家和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日本战后的占领改革尤其明确地以非军事化与民主化为目标，并协助建立延续至今的宪政秩序。
因此，美国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
这不是要替中国决定未来，更不是要把一个美国设计的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中国的未来，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
但美国、日本、台湾、欧洲、澳洲、韩国、印度以及其他民主国家，都有重大的自身利益确保中共统治一旦崩溃，不会立即演变成内战、核武扩散、金融崩盘、种族复仇，或者另一个独裁政权的诞生。
华盛顿应建立一套常设的跨部门“后中共时代”应变规划机制，并与盟国、中国民主人士、经济学家、宪法学者、异议人士、宗教领袖、海外华人社群以及转型正义专家共同思考各种可能情境。
必须预先准备的事项包括：确保核武器及其他战略武器安全；维持基本公共服务；稳定金融市场；保护政府和秘密警察档案；防止大规模报复；解散政治警察机构；使军队脱离共产党控制；建立合法透明的国有资产私有化程序；追回被侵吞的公共财产；建立真相与和解机制；以及协助中国公民建立新的宪政秩序。
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国有资产问题。
俄罗斯的经验证明，没有民主合法性的私有化，很容易从“全民所有”变成“权贵所有”。
如果中国数以兆美元计的国家资产在政治真空中被党政权贵、军方将领、安全部门首脑或既得利益集团瓜分，一个新的寡头体制可能在旧共产体制的废墟上迅速形成。
那将不是自由中国的诞生，而只是另一种独裁制度的开始。
因此，后中共规划的目标绝不是设计一个“美国式中国”，而是尽可能为中国人民创造条件，让他们自己建立一个自由、和平、实行法治与宪政的中国。
冷战期间，西方花了40多年研究如何遏制和战胜苏联共产主义，却令人惊讶地很少认真准备：如果有一天共产主义真的垮台，第二天早晨该怎么办？
我们当年的幸运，在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中欧其他国家的人民，早已替自己做了大量准备。
下一次，我们不能再把历史寄托于幸运。
中共可能还会统治几十年，也可能像1989年的东欧共产政权一样，以几乎所有专家都来不及预测的速度突然瓦解。我们不知道那一天何时到来。但是历史没有给我们第二次措手不及的借口。
为“共产主义之后的中国”做好准备，不是“政权更迭”政策，更不是鼓吹混乱。恰恰相反，它是为了防止一个独裁政权的终结演变成更大的灾难。
这是自由世界为21世纪最具重大后果的政治突发事件预先买下的一份战略保险。
附：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后中共设计”报告全文在此自由下载：https://s3.us-east-1.amazonaws.com/media.hudson.org/China+after+Communism+-+Preparing+for+a+Post-CCP+China.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