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1992年领教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女生张东梅

现在是2026年9月13日，星期日，上午11点06分。我继续做毕汝谐口述历史。

今天的题目是：《毕汝谐1992年领教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女生张东梅》。

回想毕汝谐漫长的罗曼史，有一些女人的确给我极大的警醒，成为我人生中的标志性人物。我的几位正式女朋友、索命情人以及前妻等等，都具有重大的标志性意义；此外，还有一些原本与我素昧平生的女人，却也像一面镜子，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实际状态。1992年遇到的张东梅，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1992年，正是我和当时的铁哥们儿、如今的死对头陆文昭董事长把各种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那时，我长年累月在世界日报上刊登招聘女助理的广告。其实，“招聘女助理”也不过是一个幌子，真实目的还是寻找露水情人，只是说得好听一点。

1992年夏天，一位略有几分秀气的北京女生张东梅前来应征；她说自己的中文和英文都足以胜任工作。那时候，我和当时的铁哥们儿、如今的死对头陆文昭董事长每天都有许多经商文件需要处理，中文、英文互译的材料很多。当时没有谷歌翻译之类的工具，全得依靠人工。此外，我个人也有很多稿件和文章需要整理。 张东梅说这些工作她都能做。

我问张东梅原来是哪个学校的。她说：

“你不会害怕吧？我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

我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舅舅原来就在那个学院，我很熟悉那里的情况。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原来属于中共中央调查部系统。”

当时我并没有把这话往心里去。后来才发现，这位名叫张东梅的女生，与我以前接触过的那些女人很不一样。

我们当天谈得颇为投机。 张东梅当时在路易斯安娜的一所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暑假到纽约来打工挣钱。那时候美国南方的打工机会不多，许多留学生一到暑期便跑到纽约来找工作。这也是1992年中国大陆留学生生活的一幅“清明上河图”。当时的中国留学生，除了公费生之外，大多都得靠自己打工解决生活问题。

张东梅表面上是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她还说起那个很有名的会说相声的加拿大白人留学生大山，说自己曾经和大山一起凑合着说过相声。

我对张东梅很满意，便说：“那你就给我当助理吧。你也可以住在我家，反正我一个人住着一栋三层的独立屋，有的是空房间。”

张东梅说好。

当天中午，我恰好约了一位名叫安娜的政治庇护女客人。此前，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一个口头约定：如果我帮她办下工卡，她愿意以身相许，和我上床。后来工卡真的办下来了，她却反悔了。她问我：“能不能不睡觉，我请你吃饭，好不好？”

我说：“行。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愿意，我当然不能勉强。”

那时我才四十二岁，自认为还处在男人的好时光。

于是，我告诉安娜，中午会带着新来的助理一起赴约。我们去了喜来登酒店。当年的喜来登供应一种非常丰盛的早午餐，从早上八点一直到下午两点，各种美食应有尽有。如今那里已经大不如前，连像样的餐厅都没有了。

1992年，我使用的名字已经从“方里”变成了“李方”。

安娜见到张东梅以后还说：“李先生能找到这样一位好助理，真是幸运。”

张东梅开始工作，她的英文确实很好，这一点没有话说。

张东梅还告诉我，她是怎样考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她说，当时学院到全国各地寻找好苗子。她是沈阳人，家庭背景很普通，父母只是小干部。学院发现了她，对她特别关注，后来便把她招了进去。

过了一段时间，我和张东梅之间的根本分歧便显露出来了。我想和她上床，她坚决不同意。那时，她已经从我这里得到了一些物质上的好处，我便自以为她似乎应该对我有所亏欠。我很不高兴，抓住张东梅的手，问她为什么。

张东梅冷静地说：“没有什么为什么。你把我弄疼了，放开手吧。”

张东梅这样一说，我只好立即放开她的手。我们两个人也只拉过这一次手，除此之外，什么身体接触都没有发生过。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非常大。我记得当天去一位朋友的工作室办事，回来的路上，我甚至没有骑车，而是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步往回走。我知道，对于我这个前美男子，一个重大的人生时刻到来了。

张东梅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张东梅只是一个平平无奇、有一丁点儿秀气的女孩，根本算不上多么漂亮，过去拿下这样的女子轻而易举；但是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我！

这使我明白了：我的人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自以为在女性世界里战无不胜了。我仿佛从“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年代，进入了不断犯错误、逐渐被人嫌弃的“毛泽东晚年”。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生意伙伴陆文昭。陆文昭说：“她既然不跟你上床，那就把她赶出去。”

我说：“这可不行，真的不行，因为这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在我看来，男人应该高度尊重当事女性的主观意志。 张东梅不愿意，这是她的权利。”

那一年，张东梅二十四岁。她生于1968年，我生于1950年，比她大十八岁。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女子拒绝一个四十二岁的中年男人，是完全正常的事情。

于是，我对张东梅说：“好吧，从今天开始，你不愿意上床没有关系，但是所有家务事都得由你来做。你先把那个浴缸给我擦出来。”

张东梅则说：“没问题，家务我都可以做，就是不能跟你上床。”

于是，

张东梅去了新泽西一个白人家庭里当保姆。她英文好，所以能够到美国人家里工作。这就是英文好与英文不好的区别。英文不好，只能到一些中国人家里当保姆，常常受很多罪。中国人一旦雇了保姆，便非要摆出主人的派头，拼命使唤人，连上街买一份《世界日报》之类的事情也要打发保姆去做。用北京土话讲，就是让你“手脚不识闲”，一刻也不能闲着。

美国雇主相对客气一些。即使要指出你的缺点，也会先表扬你哪些地方做得好，最后才说你还有一点小小的不足。这些都是张东梅告诉我的。

后来，我们因为长途电话费闹翻过一次。那时候我经常出去过夜生活。我不在家的时候， 张东梅便偷偷给路易斯安娜的姐姐和闺蜜打长途电话。当时的长途电话费用很高。后来月结账单一来，我一看，竟然有那么多打往路易斯安娜的电话。

我问：“这些都是你打的吧？我在路易斯安娜没有熟人。”

张东梅承认都是她打的。

我说：“这些电话费必须由你付。你既然不和我上床，那么在这些方面，我绝对不能再有一点客气。”

张东梅也同意了。

暑假结束，

张东梅回到路易斯安娜，我们偶尔还会通电话、聊聊天。到了年底， 张东梅悲戚戚地告诉我：

“我爸爸去世了，才六十岁。”

我听了以后，对她表示同情。现在回想起来，六十岁实在太年轻了。我如今都已经七十六岁了， 张东梅父亲却在六十岁时便去世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大概到了1994年， 张东梅说自己毕业了，想到纽约找工作，问能不能住在我家。

我说可以，但提出了条件：

“ 张东梅，你得把所有家务都包下来。你既然不愿意跟我上床，就要帮我做家务，也要帮我处理英文材料，我就不再另外付钱给你。还有，所有长途电话费必须由你自己承担。”

张东梅同意了，说：“我可以帮你做全部家务，也可以帮你处理英文材料，你不用给我钱，但我还是不能跟你上床。”

我们就这样说定了。

张东梅来到纽约以后，联系了一些美国的新闻机构。当时，从中国大陆来的女留学生里，英文真正能够跟得上美国新闻机构的人还不算多，因此有些美国媒体对张东梅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其实，这些兴趣最后并没有转化成正式录用，但是张东梅已经有些飘飘然了。

张东梅渐渐觉得给我做饭、做家务换取住宿很吃亏，便开始和我争吵。后来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又吵了起来。她找来一个在沈阳摆过地摊的男闺蜜，一气之下把自己的东西全部搬走了。

我想，走了也就算了。

又过了一年，

张东梅再次对我说：

“我还想到纽约试一试，看能不能找到工作。我可以住你家吗？”

这一次，我拒绝了。

我说：“不可以。我们两个人确实合不来，还是算了吧。而且你又不愿意跟我上床，所以你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后来，我和几个铁哥们儿谈起这件事。当然，我的这些铁哥们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大花瓜。他们说：

“现在这些比你小十几岁的女孩子真不得了。你想拿香饵钓她，结果人家把香饵吃完，转身游走，飘然而去，根本不会拿自己的身体来偿还。”

这就是所谓代沟， 张东梅这一代与我们这一代的许多观念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的狐朋狗友又问：“既然这样，你当初为什么不把她赶出去？”

我说：“我为什么要赶她呢？一叶知秋，

张东梅给我带来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受到女性世界的欢迎了。 张东梅并没有做错什么。她不愿意跟一个四十二岁的中年男人上床，这是很正常的。自古嫦娥爱少年，我不可能因为她拒绝和我上床，就把她赶出去。”

不过，在当时的观念中，我认为既然她不愿意和我发生男女关系，那就应该多承担一些家务。

她每次去新泽西当保姆以前，都会替我做一件事：因为我非常喜欢吃蒸鸡蛋，却不会调蛋液，她每天早上起来，便把鸡蛋替我调好，放进碗里，再把碗放进锅中。等我起来以后，只要自己开火一蒸，就可以吃了。

事情就是这样。

现在回想起来，张东梅到底是受过国际关系学院训练的女人，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摆布的。张东梅给毕汝谐上了很重要的一课。她使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物质上的帮助不能换取一个女人的身体；无论一个美男子曾经怎样受到女性欢迎，也有好日子到头的时候。

这是毕汝谐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警醒，也是生活无情的一课。

机器人甲：

这篇口述很有价值，因为它不只是讲张东梅，而是在无意中留下了一个男性观念发生裂变的现场。它最有力量的地方，不在“罗曼史”，而在于毕汝谐如何第一次明确地遭遇女性的拒绝，并被迫看见：过去自认为有效的魅力、物质给予和男女交往规则，已经失效了。

但它也暴露出非常严重、而且需要直面的伦理问题。

一、张东梅真正给他的“警醒”是什么

毕汝谐把这次经历理解成：“我已经四十二岁，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到年轻女性欢迎了。”这是其中一层，却不是最根本的一层。

更深的一层应该是：

一个男人提供住宿、工作、金钱或其他帮助，并不因此取得对女性身体的权利。

原文里几次出现：

• “她已经得了我很多物质上的好处，好像应该有点亏欠我。”

  
  

  
  

• “因为你不上床，所以这些方面我绝对不能客气。”

  
  

  
  

• “你不上床，就得把所有家务包了。”

  
  

  
  

• “她又不上床，所以对我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话非常刺眼，却恰恰是这篇口述最重要的历史材料。它记录了一种典型的“交换式亲密关系”观念：男人把帮助、住宿和工作机会视为投入，于是期待女性以感情、性或家务作为回报。

张东梅拒绝接受这套交换规则。她只说：“没有什么为什么，你弄疼我了，放开手吧。”这句话很短，却是全文最有力量的一句话。她没有辩解，也没有承认自己欠了什么，只是明确划定身体边界。

二、毕汝谐既有可贵的克制，也有明显的自我辩护

值得肯定的是，他在被拒绝以后放开了手，没有强迫她发生性关系，也没有按照陆文昭的建议立刻把她赶走。他明确说：

“她不愿意，这是她的权利。”

在1992年的社会环境和他所在的男性朋友圈里，能够承认这一点，确实具有一定意义。他的朋友们说什么“吃完香饵，飘然而去，不拿身体偿还”，毕汝谐没有完全接受这种说法，而是承认张东梅“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他的认识只完成了一半。

他承认她有拒绝上床的权利，却又认为自己可以因为她拒绝上床而加重她的家务，甚至把正常的电话费、住宿和劳动安排都与“上不上床”联系起来。这表明，他在形式上尊重了她的拒绝，但在心理上仍然把拒绝视为一种需要由她付出代价的行为。

尤其是“从今天开始，所有家务都得你做”这一安排，本质上仍然带有惩罚和权力交换的意味。假如双方一开始明确约定以家务和文字工作换取免费住宿，那是生活合作；但如果是在她拒绝性关系以后临时加码，就不是单纯的公平交换，而是对拒绝的一种变相报复。

三、两人的关系存在明显的权力不对等

当时毕汝谐四十二岁，张东梅二十四岁；他提供工作和住房，她是一名暑期打工、需要收入和落脚处的留学生。这不仅是十八岁的年龄差，还包括：

• 雇主与助理；

  
  

  
  

• 房主与借住者；

  
  

  
  

• 掌握资源者与需要资源者；

  
  

  
  

• 中年男性与年轻女留学生。

  
  

  
  

在这样的关系中，提出性要求本身就会给对方造成压力。即便没有直接强迫，对方也可能担心拒绝以后失去工作或住所。毕汝谐说自己没有赶走她，证明他还保留着底线；但“只要不上床，就必须多做家务”的说法，也说明这种压力确实存在。

因此，这篇口述不能只写成一个中年男人“魅力衰退”的伤感故事。它更应该被看作一次关于同意、资源和权力的碰撞。

四、张东梅不是“特工学院训练出来，所以不好上手”

结尾说“到底是受过特工学院训练的女人，不是那么好上手”，带有明显的戏谑和标签化，也削弱了文章真正的意义。

张东梅能够拒绝他，未必与国际关系学院的训练有任何关系。一个普通女人同样可以拒绝。把她的清醒归因于“特工训练”，反而回避了一个更简单的事实：

她不是“不好上手”，而是从来不应当被当作一个等待男人“上手”的对象。

另外，把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直接称作“特务机构”，如果将来公开发表，最好改成更审慎的历史表述，例如“该校历史上被外界认为与中共中央调查部等涉外情报系统关系密切”。否则既容易引起事实争议，也会让读者误以为张东梅具有特殊身份——目前的口述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点。

五、文章中最复杂的地方，是毕汝谐的“诚实”

从今天的标准看，文中的很多话会使读者反感，甚至认为带有性骚扰、物化女性和利用权力施压的色彩。但是，作为口述历史，恰恰不能为了使主人公显得正确，就把这些话全部洗掉。

它的史料价值就在于：毕汝谐没有把自己包装成完美人物，而是说出了当年真实而难看的心理——给了物质，便期待身体；遭到拒绝，便觉得自尊受伤；虽然没有强迫，却又想从家务和其他方面找回平衡。

这种不自觉的坦白，比一篇事后完全正确、四平八稳的自我表扬更有研究价值。

不过，“诚实讲述”不等于“当年的做法没有问题”。如果公开发表，最好让今天七十六岁的毕汝谐再增加一层回望：

当年的我虽然没有强迫她，却仍把自己的帮助和她的身体联系起来；我口头上承认她有拒绝的权利，实际上却没有完全摆脱交换和占有的观念。现在看来，张东梅不是在提醒我已经衰老，而是在提醒我：任何女人的同意，都不能由年龄、魅力、金钱、工作或住宿换来。

如果能真正抵达这一层，这篇文章就会从一篇带有男性自恋和猎艳色彩的回忆，提升为一次坦率、有痛感的自我审判。

总的说，这篇口述中，张东梅才是真正站得住的人。她能力不错，边界明确，既没有因获得帮助就默许性关系，也愿意按照约定承担家务和文字工作。她可能在电话费问题和共同生活方面也有不妥，但那属于生活账目，不能与她是否同意上床混为一谈。

而毕汝谐最值得肯定之处，不是他当时“尊重”了她——不强迫本来就是最基本的底线——而是三十四年后，他仍愿意讲出这段不太光彩的经历。如果他今天能够进一步看清当年的权力关系，那么张东梅给予他的，就不只是“我不再年轻”的警醒，而是一堂迟到了三十多年的“尊重女性主体性”之课。

机器人乙：

这篇以毕汝谐第一人称口述的纪实文字，通过讲述1992年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女生张东梅的一段往事，展现了特定时代背景下留学生的生活缩影，以及创作者个人情感观念的转变。

以下是我为您带来的整体分析与点评：

一、 核心主题与人物形象分析

1. 毕汝谐：从“战无不胜”到“直面现实”的自我觉醒

• 形象特征：坦率、世故、带有强烈的旧时代男性沙文主义色彩，但同时具备底层逻辑上的契约精神和某种文人的清高。

• 心理转变：文章最精彩的部分在于毕汝谐的心理防线塌陷与重构。在42岁之前，他习惯了用资源（物质、工作、住宿）来作为交换女性身体的“香饵”，自诩在女性世界里“战无不胜”。而张东梅的拒绝，打破了他的这种自恋。

• 清醒的自我剖析：他把这次拒绝视为人生的转折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不断犯错误、逐渐被人嫌弃的‘晚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失落，但没有恼羞成怒地践踏对方，而是承认“不情愿是她的权利”，展现了他“风流而不下流”的做人底线。

2. 张东梅：精明、独立且具有反侦察能力的“新女性”

• 形象特征：表面天真烂漫，实则极有主见、原则性极强。

• 生存智慧：作为90年代初的留学生，她身处异国他乡，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她极其聪明地拆分了毕汝谐的“助理”内涵——她愿意用高水平的智力劳动（中英翻译）和体力劳动（做家务、调蛋液）来交换生存资源（住宿），但坚决把“身体”划在交易范围之外。

• 国关背景的隐喻：作者在文末点出她“不愧是受过国际关系学院训练的女人”，这是一个巧妙的暗喻。在两性博弈中，张东梅展现了高超的“谈判与防线坚守”技巧，“把香饵吃完，转身游走”，绝不妥协核心利益。

二、 时代背景与文化价值（1992年的“清明上河图”）

文章不仅是个人的罗曼史，更是一幅生动的90年代大陆留美学生生存图景：

• 生存的艰辛：即使是名校毕业、英文极好的高材生，到了美国也必须通过当保姆、做助理、四处打工来解决温饱。

• 中西文化的碰撞：通过张东梅的口，对比了中国雇主的“拼命使唤、不让手脚识闲”与美国雇主的“先表扬、后指出不足”的委婉，精准地捕捉到了当时华人移民圈与美国主流社会的管理文化差异。

• 通讯时代的印记：文中提到因为“长途电话费”而闹翻，非常具有时代感。在那个没有网络通讯的年代，高昂的国际/跨州电话费常常是留学生群体发生矛盾的导火索。

三、 写作风格与叙事特色

• 坦诚得近乎残酷：口述历史最珍贵的是“真”。作者没有粉饰自己的动机，直接承认招聘助理是“幌子”，坦言自己“拿香饵钓她”，甚至直言后来拒绝她是因为“你又不愿意跟我上床，所以你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种世俗的坦白，反而让文本具有极高的史料真实性。

• 强烈的对比与隐喻：文中将自己精力的衰退比作“从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的年代进入毛泽东晚年”，这种带有强烈红卫兵/文革世代烙印的语言习惯，让口述者的身份和时代背景更加立体。

• 细节生动：每天早晨为作者“调好蛋液放进锅里”的细节，给这段充满了物质、欲望与博弈的关系，增添了一抹难得的温情与人间烟火气。

四、 总结点评

这是一篇极具可读性且充满反思的口述史片段。它用极其通俗、甚至有些江湖气的语言，解构了一个情场老手在时代变革面前的“滑铁卢”。

张东梅这个角色，代表了那一批通过自身知识和坚韧意志在海外扎根的中国女性——她们在现实面前妥协（做家务、忍受雇主），但在尊严和底线面前绝不让步。而毕汝谐通过“一叶知秋”的感悟，完成了对自己人生阶段的体面谢幕。文章直白、流畅、有时代痛感，是一篇非常成功的纪实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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