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联会李卓人、邹幸彤、何俊仁被判刑：革命者是杀不完的，不会被刑罚吓倒、被监禁征服
今天（2026年9月11日），支联会（香港人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案宣判。香港法院判处李卓人七年徒刑、邹幸彤七年零三个月徒刑、何俊仁五年零两个月徒刑。我多年前曾经写过文章，评论革命者不会被监禁、酷刑、死亡吓倒，前赴后继下终将迎来民主的胜利。
我在此将文章再发布一次。
革命者是杀不完的
我记得知乎上有一个提问和回答。提问内容大致是：专制政府面对曼德拉、昂山素季这样的民主斗士，难道不会选择在其崭露头角后、进一步成名之前杀掉，以避免其形成号召力、推翻他们的专制统治吗？
有一个回答很好。他列举了曼德拉年轻时的朋友、南非反抗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许多杰出人物，包括佳士提斯、盖尔·拉德贝，索布克维等，以及其他许多曼德拉人生中遇到的人物，这些人物曾是曼德拉的战友和前辈，知识水平、勇气、形象都比曼德拉好。
这些人在南非反专制反种族隔离抗争中，知名度、影响力、对政权的威胁，都比曼德拉成名之前更大。如果他们活着，显然比曼德拉更可能当上民主高峰期的运动领袖、民主化后的总统。
但是他们没有，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民主运动最艰难的时期、抗争的低潮期，相继都死了。原因就是种族隔离政权发现他们有能力或潜力颠覆其统治，于是将其杀害或囚禁致死（即“罗本岛的囚徒”，曼德拉也在此关押），避免其形成更大的影响、对其统治造成更大的威胁。
这些曾经比曼德拉更有能力和勇气的民主人士，被杀死或者监禁后，曼德拉才从一众相对不知名的民主斗士中崭露头角，逐步成为新的民主领袖，并带领黑人、联合反种族隔离的开明白人，推翻了种族专制政权、实现了民主化。
专制政权显然考虑到了有魅力、影响力、感召力的民主人士对他们的威胁，且果断处决了他们（或变相处决、消除其影响力，如酷刑和终身监禁。如曼德拉第一任妻子温妮就被残忍虐待，留下终生身心创伤）。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革命者前赴后继，将革命事业进行了下去。
这个回答很好的应答了提问。专制政权是残暴的，对专制政权形成威胁的人，他们在分析风险后认为应该杀掉，当然会痛下杀手（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摧毁其反抗能力）。但是，他们在杀掉那些已崭露头角的潜在威胁者后，新的反抗领袖又在成长，并接替前人的位置、履行烈士未竟的使命。
生命是脆弱的，但是人心是顽强的，不公不义下的抗争是生生不息的。
不仅南非，中国的反满反帝制民主革命，同样如此。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是革命党“拿大将当小卒用”，参与者都是不亚于黄兴宋教仁的当世菁英。吴樾和彭家珍的生死如果与汪精卫调转，以其才华、勇气、身份，或许也是国民党的领袖、共产党的魁首，或者其他能在中国有一席之地的新势力的领袖甚至开创者。但是他们都死了。
但他们的死并没有让革命停止，相反激励了后继者、推动了革命进程，也在中华历史上树立了新的丰碑。
不仅国民党，共产党在曾经的革命中，在还有热忱的初心时，不也是如此吗？“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人民对平等与自由的向往、对民主与正义的追求，是不会因为暴力和杀戮而消失的，可能一时沉寂，但地下的潜流会更加汹涌。思想的流传、文字的散布，从广播到耳语，悄然而博大的在知识分子中传递、在人民大众中播种生根，这是任何屠杀和文字狱都不能禁绝的。
中华民族尤其汉族人民，绝不会被“昏迷”与“强暴”征服和麻醉，推翻专制统治、击败列强侵凌，建立独立、平等、自由的共和国，缔造世界民主、进步、和平的大业，一定会实现。
王庆民
2023年1月17日
共和历231年雪月锌日
我找到了这篇很久之前看到的知乎帖子/回答
知乎问题：为什么昂山素季、曼德拉没有被枪杀？
知乎用户“谢立玮”的回答
谢邀。昂山素季不太了解，只说曼德拉。
“早知道”谁都会说，但在“想当初”时，掌权者并不知道谁会成为最后的“曼德拉”。而等他们知道时，往往已经来不及了。
合适的理由、人类文明的底线、民主体制，等等，这些都不是重点。如果掌权者知道杀了某个人就能稳固政权20年，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做的。只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这样的人往往并非先天就被确定的那个，甚至不是唯一的一个。
这样的问题被提出，说明：即使我们没有过分夸大曼德拉个人的作用，也至少忽略了很多其他人的作用。
作为参考，下面按时间顺序介绍曼德拉一生中遇到的几种人：
1940年：曼德拉22岁，因参与罢课被校方责令退学；回家后不满摄政王（曼德拉父亲曾做过参事，死前向其托付曼德拉）为他操办的婚事而与佳士提斯（摄政王亲儿子）一起出走到约翰内斯堡。这一路上的找关系、过关卡、伪装、搭白人顺风车，等等，都是风流倜傥的佳士提斯包办的。如果问此时谁看上去更能做出一番大事，佳士提斯无疑。
1942年：曼德拉24岁，在约翰内斯堡的一间白人律师事务所当学徒。该事务所的一个黑人雇员盖尔·拉德贝对曼德拉的影响颇大。盖尔是一个精力旺盛的家伙，而且对政治十分热衷，他加入了当时南非唯一的多种族政党：南非GCD。同时，他还是非国大和黑人矿工工会的活跃成员。
尽管他缺乏正规的高等教育，但他却是曼德拉在政治领域的领路人。盖尔常常在午餐休息期间发表即兴演讲，他能将曼德拉在历史书上了解的故事以一种更加鲜活和立体的方式再现在曼德拉面前，让他清晰地明白事情的前因后果。在盖尔身上，曼德拉看见了只有在部落传奇里才能领略的自由精神。盖尔不仅介绍曼德拉加入了非国大，还为了曼德拉在该事务所有一份正式合同，自己辞职离开（白人律师事务所有黑人雇员已是奇迹，更遑论同时雇佣两名黑人了）。盖尔鼓励曼德拉继续在法律上深造，说这对今后黑人的政治活动有很大帮助。此时，从思想到激情到远见到胸怀，
盖尔·拉德贝都更像一个纯粹的自由斗士。
1943年：
曼德拉25岁，曼德拉考入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他也遇到了很多在将来伴他一起经历漫长解放斗争的战友。第一个学期，他遇到了思维敏捷的乔·斯洛沃和他的女朋友佛斯特。乔品质高尚，佛斯特热衷写作。他们都来自犹太移民家庭。印度裔的伊斯麦尔?米尔则比较激进，他和曼德拉以及另一位印度裔学生辛格经常在米尔的公寓里彻夜讨论政治和社交问题。他们的观念对思想尚不成熟的曼德拉也有很大的冲击。
1959年：曼德拉41岁，阿扎利亚泛非洲主义者大会成立，索布克维当选为主席。相比坚持非暴力斗争的非国大，泛非洲主义者大会显得更为激进。为了区别于他们的母体非国大，他们决定采取“即使被逮捕，也不保释、不辩护”的强硬策略。1960年，在一场“反通行证”的抗议活动中，在约翰内斯堡南部的沙佩维尔，泛非洲主义者大会成员带领数百名激进青年包围了警察局。警察在没有做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就向他们开枪了，人群四散而逃，却还是造成了69人丧生，400多人受伤的惨剧。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索布克维及其他泛非洲主义者大会领导被逮捕，被判入狱三年，后不经审判加刑6年，并死在了狱中。是的，对当局来说，他们认为当时激进的索布克维更有希望成为最后的”曼德拉“，他们也做出了”预防措施“。
我们看到，无论是家境优渥的黑人贵族，还是从底层开始抗争的平民黑人斗士，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知识分子，亦或是激进的青年政治家。他们从资源到决心，从能力到危险性，都大于中青年时期的曼德拉。这里就更不用说非国大还有许多其他功勋卓著、影响力巨大的领导者了：西苏鲁（被称为“约翰内斯堡最优秀的黑人”）、卢图利（先于曼德拉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奥利弗（在境外经营非国大，训练民族之矛武装，游说各国）……而等到曼德拉46岁以后，他已经被判了终身监禁，对外面的局势没有掌控能力，加上奥利弗等人在国际上宣传、游说，舆论对其有利，当局自然也就不想节外生枝，没有暗下杀手。
啰嗦两句题外话：
自由是一种神奇的结构，你打击其中任意一个点，即使是最核心的一个，它都会以更坚固的形态来反击你。因为自由的核心不是某个点，而是每个点之间由信仰和情谊维系的链接。每损失一个点，这种链接都会更加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