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作利梦碎首城居

秦川久握度支权，暗纳千金卖政笺。

忽报霜台收紫绶，铁窗孤对十一年。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九日早晨七点五十分，天还灰着。机关大院传达室的老头正往搪瓷缸里倒开水，手机屏幕一亮——中纪委网站弹出一条消息，字号不大，措辞干巴巴的：“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祝作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老头推了推花镜，嘀咕一句：“祝主席？祝老师？”他把“祝作利”在嘴里嚼了嚼，觉不出什么滋味，便把手机扣在桌上，继续看报纸。

三十一个小时以后——二月二十日下午两点——省委大楼走廊里有人小跑着送文件，“免职”两个字已经印好了。勤务员撤走了六楼拐角办公室门上钉着的名牌，木螺丝松脱，在托盘里叮地响了一声。没有人特别注意。这几天天气很冷，玻璃窗上凝着哈气，大家谈论的还是暖气不足和即将召开的全会。

三十一个小时。从消息传出到免职决定下达，不过三十一个小时。真快啊。像一阵风刮过去，连树叶子都没来得及响。

其实他早就该料到。那天在大会上，有人读文件，读到一半，忽然声音低了下去。他坐在台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头，觉得那些后脑勺都长着眼睛。散会的时候，一个老下属走过来，和他握手，手心里全是汗。他回到办公室，把门关上，坐在那把宽大的皮椅里。椅子是前年换的，进口的真皮，坐上去整个人都陷进去。他摸了摸扶手的边缘，皮面光滑而凉。他想起二十年前，在省直机关那间小办公室里，他用的是一把硬木椅子，坐久了硌得慌。那时候他每天看文件看到深夜，台灯的光照在纸上，字是黑的，纸是白的，清清楚楚。

他的恩师——那个教了他三年中学语文的老先生，后来得了癌症，到西安来看病，想让他帮着安排一下住院。他在电话里回绝了，说这不合规矩。事后他还把这当作廉洁的例子，在年轻干部座谈会上讲过。老先生那年秋天就去世了。他托人送了个花圈。现在想起来，花圈上那条挽联，写的是什么来着？记不清了。

他在发改委坐了七年，管项目审批。那支笔很沉——全省的天然气调峰、煤化工贴息、园区立项，都要过他那张核桃木办公桌。二〇一〇年秋天，他为陕西靖边一家实业公司批了天然气城市调峰项目。他想起那套房子。北京，首城国际，五万定金，是他儿子祝航的名字。后来装修、家具、税费，一笔一笔，像水滴穿石，悄无声息地把他凿空了。七百三十二万。他从未碰过那些钱，可它们却像影子一样贴在他身上，越贴越紧，直到他连呼吸都带着铁锈味。

审批权。他曾经以为那是责任，是信任，是组织把一支笔交到他手里，让他为千万人写一个“准”字。可后来他发现，那支笔也能写别的字——比如“给”，比如“批”，比如“你懂的”。他不再写“准”了，他开始写“默许”，写“关照”，写“酌情处理”。字还是那些字，可笔锋软了，像被水泡过的纸，一碰就破。

他忽然笑了，笑声很轻，像雪落在枯枝上。

窗户外面，雪下大了。对面的楼顶上已经积了一层白。楼下有人走过，缩着脖子，脚步很快。他忽然想起刘娄中学那间教室，冬天的早晨，他生炉子，冻得手指发僵，拿不住粉笔。学生们在底下哈着白气读书。那时候他二十三岁，觉得一辈子当个教书匠也挺好。后来考上了大学，临走那天，学生们站在校门口送他。有个扎辫子的小姑娘，递给他一个鸡蛋，还热着。他揣在兜里，一路捂到了县城。

下午两点。来了几个人，穿深色外套，说话客气。他站起来，整整衣领。茶几上有份当天的报纸，他瞟了一眼，头版是某地春耕的消息。一个人说，走吧。他点点头。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回头看了一眼书房。抽屉的夹层里那张卡，他犹豫过要不要处理掉。最后还是留下了。就像那套北京的房子，装修的时候，行贿人问他要什么风格，他说，简单点吧，别太显眼。结果那吊灯，还是太大了些，亮起来晃眼睛。

电梯门合上的一刻，他想起那天在台上，看到底下黑压压的人头。那些后脑勺中间，有一个是他的儿子。儿子那天坐在第三排，始终没有抬头看他。

后来宣判那天，是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庭上念那些数字，五百九十六万，一百三十六万，七百三十二万——这些数字念了很久。他站在那里，看着法官的嘴唇一张一合，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刘娄中学的讲台上，他给学生念课文，也是这样一张一合的。那时候他声音洪亮，整个教室都听得见。现在他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一下一下的，很慢，很重。

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他摇摇头。没什么要说的了。他想的是，那三十年，是怎么从指缝里流走的。像沙，你攥得越紧，它漏得越快。到头来，手心里什么也没剩下。

外面又下雪了。十一年刑期，他算了一下，出来的时候，他七十一。那个年纪，不知道还能不能看见老家的槐树开花。他记得那树上有个喜鹊窝，每年春天，喜鹊都回来。叽叽喳喳的，吵得很。

小史公曰：祝作利起自寒微，历仕陕省要津，秉发改委“一支笔”之权，进退百业、予夺巨资，初亦以此自许清流。然权柄若无制约，纵有金石之操，亦难免沦为阶下之囚。故治国理政，必先铸牢制度之笼，方使权者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半步。

有词《梧桐影感叹：

名易更，墙难朽。金穴暗移雏凤巢，冰霜岂避秦城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