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读者对中国政局几种常见假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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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要介绍笔者根据自己对权力运作的了解对中国政局几种常见假说的看法。从辛亥革命后说起。
（一）孙中山如果没有和袁世凯合作，那么中国会不会在那时变成民主法制国家。
如果没有和袁世凯合作，肯定会好很多。因为当时满清肯定是要灭亡的了，孙中山再怎么缺乏权力，好歹也是在主导局势的，结果他主导了一个半月就辞职了。如果继续主导下去的话，袁世凯是没有机会的。当然孙中山本身能否维持一个民主法制国家，是有疑问的。
因为孙中山本人提出所谓五权分立。和世界主流三权分立宪法（行政、立法、司法）相较，其将西方学说之行政权析出“考试权”、立法权析出“监察权”，形成“五权分立”。这种学说其实是有严重问题的。后来依照此理念建立的中华民国，先是北洋政府的混乱分裂，后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独裁称帝，最后更是直接丢失在大陆地区的统治地位。目前中国台湾地区通行的宪章，实际上是在1946年由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在原先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念下修改的政协宪草，是“以五权之名，行三权之实”。“当时这一修改由于多有悖离孙文五权宪法的架构，成为国共诸多摩擦的成因之一。尤其是3月初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对该政协决议的不满和修改建议成为国共关系恶化的开始[16]。”此后国共关系因为这一宪法草案不能通过而破裂，但在破裂后，蒋介石又通过了这一宪法草案，只是很快又以戒严的名义搁置，直到蒋经国在1987年才取消戒严。这一“以五权之名，行三权之实”的宪章才被正式在中国台湾地区落实。
孙中山在国民大革命早期也意识到了五权分立的困境，所以开始联俄容共，这其实就已经是很明确反对五权分立了，因为苏联肯定不是三权分立的。只是孙中山在随后很快就去世了，所以没有修改这些表述。
也就是说，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孙中山直接担任总统，袁世凯没能称帝，但五权分立下的民国政府仍然走向了类似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局面，最后又有类似蒋介石的人物称帝，然后被共产党推翻了。
（二）宋教仁如果没有死，中国会不会走向民主法制。
这个难度仍然是很大的，因为宋教仁没有一天实际主导过中国政局。他是否能解决一系列复杂的挑战应对各路军阀，是有疑问的。
（三）没有联省自治运动，北洋政府会不会走向民主法制。
有一定的可能性，但非常低，因为五权分立下的北洋政府本身就很容易陷入联省自治运动这种全面解体的模式。当然如果少一些人添乱的话，那么即使解体了，可能也不至于出现蒋介石这样再次称帝的人物，后续多少会好一些，同时日本也不至于全面侵华。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要鼓励这些添乱的人。
（四）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那么中国的革命会走向何方。
没有中国共产党这种说法本身是不存在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就有了，肯定会传播到中国的。在联省自治运动后又出现了蒋介石这样的皇帝，而且是极右翼的皇帝，类似现在的新保皇党。在这种局面下，时间一长，如果没有外力帮助的话，国民政府是无法维持统治的。也就是在蒋介石称帝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最后取得政权还是有必然性的，除非国民党主动将中国变成一个新朝鲜。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外部干预。当时由于杜鲁门没有干预。如果杜鲁门干预了，那么美国确实也可以帮助国民党维持统治。所以全世界的保皇党大都卖国，因为不卖国的话他们大都难以维持。
（五）如果西安事变没有释放蒋介石，那么中国的革命会走向何方。
西安事变本身是周恩来主导的。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主持者仍然是周恩来，毛泽东还是在西安事变后趁周恩来去了重庆才夺权的。这种情况下发动的西安事变之所以最终释放了蒋介石，是美苏联合干预的结果。当时国际上都不认同扣押蒋介石，因为国际上都不希望中国走向民主法制。如果不释放蒋介石的话，那么中国就会丧失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抗日战争会更加艰难，更多的国土会沦丧。
（六）如果解放战争以国民党胜出会如何。
解放战争如果是国民党胜出，那么中国就会变成和现在的俄罗斯差不多的格局，发展是无从谈起的。国民党退到台湾后，将旧部全面清理了，而且有美国的干预，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将其等同于其在大陆地区的表现。
（七）毛泽东如果留在江西苏区，没有参加长征会如何。
当时留在江西苏区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只有陈毅最后活了下来。毛泽东如果留在苏区，那么活下来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因为毛泽东自身还是有一定军事才华的，但其几乎不可能称帝，预计在建国后会延续其在江西苏区时的地位。
毛泽东固然有一定的军事才华，但是从江西苏区到贵州遵义的战役不是他指挥的。从贵州遵义到陕北这段是毛泽东领导的，但红一方面军真正被剿灭的可能性极低。因为当时地方军普遍并不想打红军，真正对付红一方面军的中央军数量又极其有限。目前宣传的四渡赤水在军事上似乎是很好的，没有和地方军、中央军有多少冲突。可实际上即使和地方军有一两场战役，根据过往的战绩，红一方面军在贵州地区被剿灭的可能性也相当低。如果出了贵州，其他的地方军就更不想打了。
此外，红军到达陕北时其实有四大主力部队，毛泽东领导的是红一方面军。“出发时八万六千余人，到了陕北只剩下七千余人；红二方面军出发时一万七千余人，到达陕北一万三千三百余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八万余人，到了陕北只剩下三万三千余人；红二十五军出发时2980余人，他们最早到达陕北，完成长征，兵力3400余人。”（详见孙伟的《红军长征与长征精神》）
也就是说，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本身损失就比较大。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红一方面军最终到达陕北时的损失可能会更大一些，但对红军的大局影响并不大。考虑到毛泽东光在延安整风就导致了上千人的非正常死亡，让其领导其实是非常不划算的
总结来说，如果毛泽东留在苏区，那么中国很可能会在建国后走上类似古巴的原版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毛泽东是斯大林主义，在国际上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是有很大争议的。在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之后，毛泽东就和苏联交恶了。）对于中国这种大国来说，这种体制肯定还是比民国要好，也比毛泽东称帝时期要好得多，后期也有进一步发展为北欧的社会主义的可能。
（八）毛泽东如果没有发动大跃进（或文革）会如何。
这种假设是荒唐的，毛泽东信奉的是斯大林主义。他本身就是在被汪精卫抛弃后，由斯大林的代理人扶持进中央的。斯大林主义的核心就是定期清洗。所以毛泽东肯定会不断发动各种运动搞大清洗，死很多人。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在毛泽东死前，权力还是比较稳固的。至于死后，毛泽东、斯大林这些人并没有那么在乎的。
（九）毛泽东如果没有在1976年9月去世，而是多活几年，那么中国政局会如何发展。
如果毛泽东没有在1976年9月去世，而是多活几年，那么中国会变成另一个朝鲜，毛远新会接班。
华国锋是毛泽东妥协后的选择，因为即使在文革末期，中共高层主要分为三派，周恩来相关派系，叶剑英相关派系，毛泽东相关派系。当时华国锋是在周恩来相关派系的力挺下才上任的，担任的也是国务院总理，明显就是周恩来的接班人。至于毛泽东死了，接任主席，那是后来的事。而且在毛泽东死后华国锋就抓捕了四人帮，所以华国锋显然和周恩来相关派系的关系更大，只是这方面的历史被刻意淡化了。但无论怎样淡化，时间线是无法抹杀的，也就是华国锋是先接任国务院总理，半年后才接任主席的。
至于后来的华国锋失去权力，主要是叶剑英相关派系搞的，周恩来相关派系又更倾向于胡耀邦。但是周恩来相关派系并没有强逼华国锋辞去军委主席。从利益上说也不可能。从华国锋相关派系的谈话也可以看出，其实当时主要逼华国锋辞去军委主席的就是邓小平。
如果毛泽东多活几年，华国锋是迟早会被毛泽东换掉的。因为他根本斗不过毛泽东。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就想打倒周恩来，只是斗不过，就没办法，毕竟周恩来以前是他的上级，毛泽东是个后来篡位的。而毛泽东对华国锋就根本不存在这些问题，华国锋当时能接周恩来的班，主要是周恩来死后仍有很强的势力，有余威，还能引发四五运动。可是再过几年的话，这些势力都会被毛泽东给清理掉。那么华国锋到时位置肯定就不保。
毛泽东是信奉定期清洗的，他身边的所有人都会定期换的。那么如果华国锋像其他人一样被整倒了，他会捧谁出来？只能是邓小平或者毛远新。邓小平是他的嫡系，极少数肯定不会彻底翻案的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保皇党被肃清本质上是华国锋、陈云还有叶剑英等干的，将镇压演变为肃清的主要就是叶剑英，不是邓小平。邓小平相反还力排众议，反对彻底否定毛泽东。）如果毛泽东在整倒华国锋后很强势，还把所有政敌，包括叶剑英都搞垮了，那么毛泽东就会捧毛远新。如果毛泽东比较弱势，叶剑英仍然在，那么毛泽东就会捧邓小平。因为邓小平也是叶剑英认可的人，而叶剑英是不认可华国锋的。
周恩来在临终前支持邓小平是典型的离间计。正是他支持邓小平，所以毛泽东在周恩来死后允许表面上更支持毛泽东的华国锋担任国务院总理，同时重新开始批邓小平。最终成功让华国锋接班了，在毛泽东死后一个月就把四人帮全部铲除，抓捕了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和妻子江青。如果周恩来不支持邓小平，那么毛泽东肯定就会去支持邓小平了。要知道邓小平本身就是毛泽东的嫡系，只是毛泽东这个人本身奉行朝鲜模式，对嫡系都是要定期清洗的。
虽然后来邓小平又复出了，华国锋还是下台了，但是接任的就是胡耀邦。邓小平直到1987年才开始担任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华国锋、胡耀邦这段历史，如果中国就是从保皇党到极右翼，从来没有反帝党，那么中国的局势显然就会更加恶化，更像俄罗斯。胡耀邦的政治遗产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的，一直就传承下来了。
（九）如果华国锋没有在1980年失去权力，那么中国政局后续会如何发展。
如果华国锋没有在1980年失去权力，那么市场经济改革是肯定不会发生的，农村的经济改革也会很少。华国锋信奉的其实是原版的马克思主义，类似古巴那种。这种路线如果没有出现保皇党，没有毛泽东，那么还问题不大。在已经出现保皇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改革，那么，在华国锋卸任后，继任者将中国变成朝鲜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当时华国锋下台是中央上下一致的意见，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三年，基本就没有遇到多少实质性的阻力，主要是人们在经历文革后，绝不希望这样的事再次发生。
（十）如果胡耀邦没有在1987年失去权力，那么中国政局后续会如何发展。
胡耀邦在1987年失去权力其实本身是极其意外的。胡耀邦自始至终就没有多少反抗，在几天内就主动交权了。这很可能是胡耀邦本身没有意识到极右翼邓小平的危害性。如果他反抗的话，那么邓小平就会下台。如果胡耀邦没有失去权力，按照他原来的安排，在1988年和极右翼邓小平一起退休。中国就会进入只有反帝党没有极右翼的时代。
（十一）如果六四事件没有发生，那么中国政局后续会如何发展。
六四事件本身是邓小平一手策划的，其背景是十世班禅和胡耀邦接连死亡。这种局势下，六四事件不发生才是奇怪的，毕竟赵紫阳只是邓小平的下属。
（十一）如果没有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那么中国政局后续会如何发展。
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背景是1991年的皇甫平事件。在皇甫平事件斗争失败后，邓小平南巡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皇甫平事件由于原先毛泽东相关派系下场搅局，又有江泽民力挺，所以本身如果没有反帝党全力反对，是很难成功的：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王忍之长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出议题：“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2] 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批判道：“‘社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锋芒指向邓小平的话“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
12月24日，邓小平与中央领导人谈话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到上海视察，讲话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月15日至4月22日，上海《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周瑞金与报社评论部负责人凌河、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的施芝鸿，根据邓小平讲话精神，以“皇甫平”（即黄浦江边的评论之意）为笔名，相继在《解放日报》发表《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四篇文章。文章认为：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将坐失良机、要破格提拔坚持改革开放路线的人。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统一思想认识，推进改革开放》，公开支持“皇甫平”。
3月15日，针对3月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人民日报》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4月20日，《当代思潮》发表《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文章说：“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3] 6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段若非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重提阶级斗争，文章说，无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就面临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
5月20日，《改革》杂志转载皇甫平两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7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讲话，表示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召开“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问题交换意见。
7月11日，《真理的追求》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8月下旬，《求是》杂志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8月20日，《当代思潮》发表《为何不能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直接批判皇甫平用语“新的思想僵滞”。
8月31日，《解放日报》发表《论干部的精神状态》。9月1日晚，江泽民看到央视《新闻联播》提前播报的《人民日报》第二天的社论提要，当晚下令，要《人民日报》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4]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文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11月，《求是》发表《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工作》。《高教理论战线》发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武器》，并发表系列文章：八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历史经验》。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上海视察，指责皇甫平搞乱党内外思想。
12月，《解放日报》头版发表文章《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
1992年1月5日，《理论动态》发表邓力群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5]。
1月至2月，邓小平南巡，认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历时两年的“姓社姓资”争论由此以改革派的胜利结束。6月，江泽民发表支持邓小平的讲话，薛暮桥受此鼓舞，在7、9、12月接连发表三篇文章。10月12日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中国的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0月13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副研究馆员（档案领域副高级职称，相当于副教授）解万英在书桌上的《求是》扉页写下“共产主义必定胜利”，跳楼自杀。[6]10月19日，原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1月，王忍之在落选中央委员后被调离中宣部部长职位，高狄被调离《人民日报》社社长职位。1993年，周瑞金升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华东分社社长。
1993年3月29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
简单来说，在1991年2月，邓小平到上海亲自指挥皇甫平事件，当时朱镕基是上海市的主管领导，没有拼死阻拦。在1991年4月，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1991年6月，皇甫平事件被人民日报反击，局势开始扭转，1991年9月1日，皇甫平事件即将被新闻联播播报，即将彻底扭转，被江泽民下令删去社论中的“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此后皇甫平事件再度掀起。1991年10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上海视察，指责皇甫平搞乱党内外思想。1992年1月5日，《理论动态》发表邓力群以“华之俏”为笔名撰写的《反和平演变三论》[5]。（华之俏隐喻华国锋，以邓力群和华国锋的关系，大概率得到了华国锋的支持。）可此时已经无力回天，邓小平南巡，大局已定。
也就是唯一的机会，是江泽民当时不下令新闻联播删去“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句话。之后就算反帝党全员出马公开反对，也无力回天了。1993年李鹏还莫名其妙得了心脏病，因此修养了4个月。
在邓小平南巡重新成为中国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之后，此后的国企下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胡锦涛上台，这还高度有赖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新威权主义，导致反帝党保守派的支持率大涨，否则搞不好就是温家宝这个保皇党改革派上台了。
（十二）如果习近平没有上台，那么中国政局后续会如何发展。
习近平上台本身有一定的必然性，不是一次两次事件引发的。当时很多人担心，互联网上亲资本主义，亲欧美的声音越来越多，担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李克强在当时的关键问题在于，他显然没能很好地回答，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这其实是很致命的。而习近平当时能回答这些问题，虽然说答案非常老土，就是文革那一套，但是起码是回答了问题，所以习近平得到更多支持，这其实是不意外的。
但是其实呢，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李克强没能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但不代表这就真的是一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事实上如果你当时看的更广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问题。比如我在2015年的时候就意识到，中国实际上城市人口，受高等教育的人口非常少，农村人口和新进城的人口占绝大多数，所以中国长期的这种小农经济的思潮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而且从更宏观的角度，由于中国有两千年的帝制历史，整个社会整体必须由左派政党执政的情况也是很难改变的。法国直到现在，大革命两百年了，那还是很左的，因为之前有上千年的帝制历史。而法国的帝制历史，那和中国更是没得比。所以中国这种长期左派执政的势头在可见的未来都是不会变的。
而中国互联网当时的声音，只不过是一小撮人的观点，那些人在中国农村地区通网，智能手机普及之后，很快就没有市场了，这个转折点就在2012年以后。
所以说，当时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根本就不是问题。李克强虽然没能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本来就会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更多人接入互联网而自然解决。
李克强的思路，其实就是法学家经济学家治国的思路，就是制度改革，通过制度现代化，来解决贪腐，贫富差异等问题，这些方向总的来说是很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