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成辩护成罪犯
持衡敢为罪囚言，直辩疑冤触吏权。
四载缧绁终得雪，青袍不负护法人。
赵艳凤在轧钢厂的宿舍里住着，四张上下铺的铁架子床，被褥灰扑扑的，像是积了一层铁末子。窗外传来軋钢机有节奏的撞击声，轰——轰——轰，震得玻璃纸贴的窗户簌簌作响。空气里飘着机油和铁锈的气味，暖烘烘的，叫人昏昏沉沉。
老姨李桂荣推门进来的时候，没有敲门。她站在门口，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外头的阳光白得晃眼，映得她脸上没一点血色。
“走，”李桂荣说，“回你家去。”
赵艳凤正坐在床沿上剥橘子，橘皮上的白络一绺一绺地掉在膝盖上。她抬起头看了老姨一眼，没问为什么。那个眼神像是在水里泡了很久的东西，浮上来了，又沉下去了。
自行车在轧钢厂通往县城的小路上颠簸。路两旁的杨树叶子落了大半，灰秃秃的枝丫横七竖八地伸向天空。李桂荣坐在后座上，攥着赵艳凤的衣角，攥得很紧，指节发白。风吹过来，带着田野里烧秸秆的烟味。
赵艳凤的家里，炉子烧得热乎乎的。她母亲正在灶前择韭菜，韭菜根上还沾着泥。李桂荣一进门就把赵艳凤推到旁边，凑到姐姐耳边说话。两个女人的声音压得极低，像老鼠在墙根底下啃东西，窸窸窣窣，断断续续。赵艳凤听不清，也不去听。她转身走进里屋，关上了门。
屋里有一面小圆镜子，镶着塑料的红边。她坐在镜子前面，看见自己的脸，颧骨上有一小块擦伤，结了薄薄一层血痂，像是谁用手指在上面按了一下。她伸手摸了摸，不疼。镜子里的眼睛很大，却没什么光，像两口枯井。
外屋的话声突然停了。然后是脚步声，有人朝她这边走来。
赵艳凤猛地站起来，拉开房门就往外冲。她跑得那么急，险些被门槛绊倒。她一头扎进李桂荣怀里，没有倒向自己的母亲。她的手臂环着老姨的腰，脸埋在老姨的棉袄上，棉袄上的味道——肥皂、煤烟，还有汗——她全都吸进去，吸得肺都满了。
“老姨——”她喊出来，声音像是从很深的地方硬扯上来的，带着钩子，“我对不起你呀！”
然后她松开手，退了一步。嘴唇上起了一层白沫，像螃蟹吐的那种，越涌越多。四肢开始抽搐，膝盖一软，整个人像一袋湿水泥一样瘫下去。头磕在水泥地上，砰的一声，很闷。
李桂荣尖叫起来。赵艳凤的母亲手里的韭菜掉了一地，绿生生的，沾着泥点。
邻居围过来的时候，赵艳凤已经不动了。嘴角的白沫凝住了，眼睛半睁着，眼珠朝上翻，只露出底下的一弯白。有人探了探鼻息，摇摇头，说去叫卫生所的人吧。但大家都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敌敌畏的瓶子滚在床底下，标签上的骷髅头图案冲着外面，像在笑。
后来公安局的人来了，穿着深蓝色的制服，帽子压得很低。拍照的拍照，问话的问话。法医门家祥是个瘦高的中年人，戴一副圆框眼镜，手指细长，指甲修剪得很干净。他检查尸体的时候很慢，也很安静，偶尔在本子上写几个字。
十一月二十五日，《尸体检验报告》出来了。报告上写着：眉弓上方三厘米处表皮剥脱，处女膜六点方向有放射状裂口，裂口处有新鲜血液流出，左右大腿内侧各有皮下出血，双手鱼际处有瘀斑。结论栏里只有一行字：徐军违背妇女意志，施以暴力。
徐军是轧钢厂厂长，是李桂荣的丈夫，是赵艳凤的姨夫。
那天晚上徐军去宿舍找了赵艳凤两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宿舍里还有别人，他坐了一会儿就走了。第二次去是凌晨两点，赵艳凤给他开的门。走廊里的灯坏了，黑漆漆的，只听见两个人走路的脚步声，一前一后，离得很近。门关上了，灯拉灭了，五点钟天蒙蒙亮的时候他才出来。轧钢厂的早班工人看见他从女工宿舍的楼里走出来，衣领没翻好，头发乱着。
这些，赵艳凤从没对任何人说过。等她死了，别人替她说了。
徐军被逮捕的时候穿着厂里的蓝工装，袖子上有烧焦的小洞。他的手被铐在背后，低着头，从轧钢厂的大门口被押上警车。工人们从车间窗户里往外看，没人说话，只听见轧钢机还在轰——轰——轰地响。
徐军的父亲徐启化是个瘦小的老头，头发全白了，背微微驼着。他在台安县教育局当局长，人们背地里叫他“老K”。一九四九年前他在岫岩县搞过地下党，“文革”时候挨过整，和司法局的王百义一起被游过街，脖子上挂着牌子，站成一排，被人往身上扔烂菜叶。
现在他又站在台安县法律顾问处的办公室里，面前是王百义。两个老人隔着办公桌对坐，桌子上摆着徐军的起诉书副本，纸页薄薄的，透过去能看见底下垫着的台历，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二。
“老K，”王百义叫他，声音低下去，“这个案子我不能接。”
徐启化没说话，把起诉书往王百义面前推了推。
“满城都在传，”王百义看着桌上的起诉书，没有抬头，“我跟你几十年的交情，我接了，人家说我徇私。”
“你是我能找到的最后一个了。”徐启化的声音沙哑，像砂纸磨铁，“外头的律师，没人愿意来台安。”
王百义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有只麻雀在树枝上跳，树枝晃了几晃。
最后他说：“好吧。我安排孙密文主辩，王力成协助。辩护意见集体讨论。”他站起来，从抽屉里摸出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支给徐启化，又抽出一支自己点上。两个人的烟在办公室里升起来，蓝灰灰的，散不开。
王力成那年三十多岁，瘦高个，戴眼镜，走路快，说话也快。他原来是中学语文老师，后来考了兼职律师，人很较真。他在法院阅卷的那天，办公室里日光灯嗡嗡响，一卷卷宗翻开来，纸页泛黄，边缘卷着。
他看了尸检报告，又看了现场勘验笔录，然后看了徐军的供述。供述写得很顺，像是照着什么抄下来的，连标点符号都规规矩矩。徐军说：“我强奸了她。”后面是签名，歪歪扭扭的，跟前面工整的字迹不像一个人写的。
王力成把卷宗合上，坐了一会儿。窗外有人在扫院子，扫帚划过水泥地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很有规律。他站起来，去找孙密文。孙密文在隔壁办公室里喝茶，杯子里泡着胖大海，水已经凉了。
“徐军的案子，有问题。”王力成说。
孙密文没抬头，吹了吹水面上的浮沫。
“尸检照片九张，没有一张拍到伤。鉴定说大腿内侧是暴力伤，但从医学上讲，那地方皮下出血也可能是因为——”王力成停了一下，声音压低了些，“也可能是因为死前摔倒或者挣扎。还有，同一块裤衩上能检出精液却看不到血迹，这不合理。六个人参加勘验，只有一个人签字。”
孙密文终于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
“你觉得徐军没强奸？”孙密文问。
“我不知道有没有强奸，”王力成说，“但证据说不通。我应该去会见一下被告。”
看守所里的会见室很小，一张铁桌子，两把椅子，墙上刷着白灰，掉了好几块。徐军被带进来的时候穿着蓝色的囚服，头发很长，胡子也没刮。他坐下来，手腕上的铐子磕在桌面上，哐的一声。
“我叫王力成，是法律顾问处指派给你的辩护律师。”
徐军抬起头，眼睛红肿，眼神却还亮着，像是深秋的水塘，看着浅，底下却冷。
“我翻供了，”徐军说，声音很干，“之前他们跟我说赵艳凤留了遗书在卷里，说我只要承认强奸就能免死。后来我看见卷了，根本没有遗书。我跟他们说是通奸，不是强奸。”
“从第一次讯问到今天，你翻了几次？”
“四次。”
王力成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笔尖沙沙响。
“他们说我跟赵艳凤第一次发生关系是十一点多，宿舍里那时候还有别人，根本不可能。第二次是凌晨两点到五点，三个钟头，”徐军的声音突然高了一下，又压回去，“你见过哪个强奸犯干三个钟头的？她给我开的门。她——”
徐军把脸埋进手里，手铐的链子蹭在额头上，留下两道红印。
“她说她是我牺牲品。”徐军从手指缝里挤出来这么一句。
王力成等了一会儿。徐军抬起头，眼眶里是干的。
“法医鉴定说我暴力，”徐军说，“可她腿上的伤，是那天晚上她自己从床上滚下去磕的。她喝多了。”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台安县人民法院开庭。那天很冷，法庭里的暖气烧得不旺，旁听的人坐着都能看见自己呼出的白气。徐军站在被告席上，手缩在袖子里。王力成站起来发言的时候，声音在空旷的法庭里回响。他指出了尸检程序的瑕疵，证据链条的断裂，以及口供反复翻异。孙密文坐在旁边，整场一言未发。
宣判的时候，审判长的声音平板得像在念菜谱：徐军犯强奸罪，致被害人死亡，情节特别恶劣，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旁听席上有人轻轻“啊”了一声。徐启化坐在角落里，脸上的表情没变，只是一双手在膝盖上攥紧了又松开，松开又攥紧。
判决书上引的是徐军的有罪供述，辩护人的意见一句没有。
徐军上诉了。上诉状是王力成代书的，寄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高院的审委会讨论了好几次，大多数人认为即便指控事实成立，也不该判立即执行，缓期两年更妥当。
但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八日，鞍山，徐军还是和其他十六名被告一起被执行了死刑。那天早上很热，知了叫得撕心裂肺。
一个月后，和徐军同一监室的王长久被无罪释放了。王长久出狱第二天就去检察院送了一封控告信，信里说他听徐军亲口说，律师王百义在会见时透露了尸检有问题，诱导徐军翻供。
检察院的人看了信，觉得荒唐。王百义从头到尾没会见过徐军，怎么透露？徐军在律师第一次会见之前就已经翻供四次了，怎么诱导？检察长把信搁在一边，说：“传来证据，立不了案。”
可鞍山市政法委不这么看。
十月十三日，立案决定书下来了。没有采取强制措施，但气氛已经变了。法律顾问处的走廊里开始有人低声议论，茶水间的铝壶烧干了也没人管。
十月十六日早上七点，孙密文推开办公室的门，发现徐军案的卷宗不见了。他没有报告主任，没有让其他人帮着找，直接跑到检察院举报了。消息像火苗蹿上干草一样传开，鞍山市检察院的三辆吉普车当天下午就到了台安。
他们在王志双的办公桌抽屉里找到了卷宗。卷宗安安稳稳地躺在那里，牛皮纸封面上还有王力成钢笔写的批注。倪喜志检察官掏出电话机，摇通了市院，汇报情况。
“卷宗找到了。”他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
“按原计划逮捕。”屈润芳检察长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王力成被带走的时候，妻子王术香抱着两个孩子站在门口。王力成弯腰摸了摸儿子的头，然后直起身，对王术香说：“请记住，他们说我是包庇罪。我没罪。官司你们下一辈接着打。”
警车在胡同口等着，发动机突突地响。
王百义是在十二月二十五日被捕的。那天有人点了鞭炮，噼里啪啦在司法局门口响了好一阵。王百义被五花大绑，绳子勒得很紧，棉袄都勒出了褶。他被人押着走过台安县的主街，两边店铺里的人探出头来看，又缩回去。
徐启化早在十一月十四日就被逮捕了。老头被带走的时候，邻居看见他手里还攥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三国演义》，书签夹在“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一页。
审讯室里日光灯昼夜不灭。王力成被反反复复地问同样的问题，他闭着眼，听凭那些声音在耳边嗡嗡地转，像夏天的苍蝇。他只说一句话：“律师会见被告人谈案情，是法律允许的。”
审讯人员拍桌子，他就等着。审讯人员说“你态度好一点”，他就说“我的态度在这里”。一个多月，什么也没问出来。
而王志双开口了。他说王力成说过“给检察院铆钉子让他们判不了”，说王力成是徐启化的学生，给徐启化通风报信。这些话被记下来，签字，按手印。王百义也开了口，他说王力成把法律顾问处的集体讨论意见泄露给了徐家。
只有王力成始终没有低头。
那段时间，台安县城里开始流传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王力成收了徐家的金条，有人说王力成是徐启化的干儿子，还有人说王力成给徐军传递了暗号，让徐军翻供的时候念一段诗。这些说法越传越玄，到了茶馆里，就变成了王力成有本密电码。
审查扩大到了王力成从一九六六年以来的所有社会关系。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要被“筛一遍”。徐启化的女儿徐静正在哺乳期，被从大连押回鞍山，四天换了三个宾馆，只为了让她证实“王力成将案情告诉了徐启化”。徐启化的儿子徐超被堵在招待所走廊里，不按他们说的讲就一直冻着。
但收获寥寥。几乎所有人都说王力成是个好律师，尽职尽责。
转机出现在一九八五年春天。
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的王若杰从厚厚一摞群众来信里抽出了一封，信封上的字歪歪扭扭的，落款是“辽宁省台安县”。他拆开看，信是王术香写的，说丈夫王力成给死刑犯辩护被抓了，说他没犯罪。
半个月后，一个年轻人和两个老太太到了北京，在信访局接待室坐了一下午。还是这件事。
信被标成了“重要来信”，递上去。从王若杰到李铁流，到王汉斌秘书长，再到彭真委员长。彭真在批示上写：“这是一起严重的违法违宪事件，必须予以监督纠正。”
一九八五年三月，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台安律师案的内容印成了简报，放在每一位委员和中央领导的桌上。胡耀邦、李先念、邓颖超、彭真——这些名字在简报上划了圈，打了问号，写了批注。
王汉斌找到了辽宁省委书记李贵鲜，当面说了委员长会议的决定。李贵鲜当即打电话给省检察院：“马上查，限期报结果。”
半个月过去了，没有回音。又催了一次，鞍山市检察院说：“我们在请示最高检。”全国人大再次开会，决定派工作组去辽宁。
四月二十一日，催办工作组到了鞍山。他们调阅了徐军案和律师案全部卷宗，走访了家属，询问了知情人。法医门家祥被叫来问话的时候，对每一个问题都给出了两种回答：要么是三个字“都忘了”，要么就是长久的沉默。
工作组刚离开鞍山，鞍山市检察院就把王力成、徐启化、王百义起诉到了台安县法院，王志双移交司法行政机关处理。此时工作组还在沈阳，李铁流得知这个消息，对辽宁省政法委书记张铁军说：“鞍山这是在赌气。”
张铁军拍了桌子：“取保候审，全部取保候审！”
六月初，一个更大规模的工作组二下辽宁。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司法部、辽宁省政法委、公检法司各单位，加上记者，二十多人。
二十多天的调查之后，结论很清楚：错案。
六月十四日清晨，鞍山市检察院宣布取保候审。徐启化走出去了，王百义走出去了，王志双走出去了。王力成没有走。
看守所的铁门打开了，阳光从门口铺进来，在地上切出一个亮堂堂的梯形。王力成坐在床板上，看那道光慢慢移过水泥地面，爬上墙，又落下去。
家人在外面等了三天。看守所门口的小卖部老板娘认识王术香，给她送过热水。第三天傍晚，王术香对孩子说：“你爸犟，咱们先回去。”一家人背影拖在夕阳里，长长的，摇摇晃晃。
七月三日，鞍山市检察院撤销了案件。文书写的是：“根据上两级联合复查组意见，决定撤销案件。”家属们松了一口气，王力成却不看那张纸，说：“不是法律把案子撤销的，是人把案子撤销的。”
走出看守所之后，王力成发现自己被安排了一个“一对一”的监视者。他到哪里，那个人跟到哪里。他去买菜，对方也买菜。他去散步，对方也散步。他寄信，对方站在邮局门口等他出来。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中央政法委递交了第二十二号报告，称：“台安律师包庇案在总体上是成立的，王力成、徐启化构成包庇罪。”十二月一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报告也下来了：“徐军犯有强奸罪基本事实成立。”
两高都认为——有罪。
彭真再次批示。张友渔写了长篇法律意见。全国律协召开了在京刑法、刑诉法专家论证会，余叔通、陈光中、樊凤林——一个个名字列在会议纪要上，一致认为徐军案是疑案，律师案是错案。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王力成被秘密接到北京。他在司法部招待所住下来，每天晚上有人给他送饭，送来的时候盘子还是烫的。司法部副部长陈卓告诉他：“案件的事不用你考虑，你首先考虑的是怎么控制脾气。”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凑份子给他。陈卓掏，郭阳掏，李铁流掏，王若杰掏。钱数不多，凑在一张旧报纸里包着，递到他手上。招待所成了他的家，南长街的小酒馆是他们聚会的地方。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鞍山日报》头版头条发了一篇文章：《离间党群关系意在摆脱党的领导》，把台安律师案跟资产阶级自由化联系起来。
王力成看见报纸那天，在招待所的房间里坐了一整夜。窗外的路灯在窗玻璃上投下一团昏黄的影子，街上偶尔有自行车铃响。天亮的时候，他把报纸叠好，压在枕头底下，躺下去睡着了。
二月，最高检又派了复查组去鞍山。讯问王力成只用了十分钟，四个问题。王力成沉默地听完，站起来走了出去。复查组报告再次认定徐启化、王力成构成包庇罪。
五月四日，鞍山市检察院根据这份报告，再次逮捕王力成。
王力成第二次从家里被带走的时候，王术香在门口站了很久。风吹过来，院子里的晾衣绳晃来晃去，上面一条蓝布裤衩干了，硬邦邦地拍打着绳子。
但这一次不同了。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铁军直接找到鞍山政法委书记郭军，把桌子拍得震天响。郭军说“听领导的，听领导的”，同意放人，但要求“作有罪免于起诉处理”。
鞍山市检察院起诉到立山区法院，立山区法院不立案。起诉到台安县法院，台安县法院请示中院后，把卷退回去了。
七月二十八日，鞍山市检察院对王力成作出免予起诉的决定。当天《鞍山日报》头版大字标题：“台安县律师包庇案真相大白——包庇犯徐启化、王力成被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有罪处理。”
报纸上写“有罪”两个字。王力成走出看守所，抬头看天，天是灰的，云很低。
一九八七年秋天，在张铁军主持下，省政府、省委、省律协、鞍山市政法委、市司法局开了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王力成的工作，补发工资。但一年过去了，什么都没落实。反而是台安县的老百姓隔三差五往他家送米送面，有认识他的工人，有他教过书的学生，还有在法庭上听见过他说话的人。
一九八八年三月，第七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夕，王力成又到了北京。司法部招待所那个房间还给他留着，被子是新换的。王力成写了致大会主席团的信，印成简报发到所有代表手中。他见到了中国律师界的第一个全国人大代表王工。
王工问他情况，问着问着王力成火就上来了，嗓门高了半截：“不谈了！爱咋咋的！”
王工递给他一个橘子，笑着说：“你力气再大，能吹起网兜子？”王力成接过橘子，没剥，攥在手里，忽然就不说话了。
三月二十四日，王工领衔提出第2485号建议和第0327号议案。建议成立调查委员会，议案要求维护宪法尊严。
四月十三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习仲勋副委员长主持大会，所有议程表决完毕。按惯例他应该说“我宣布闭幕”，但那天他问了一句：“还有哪位代表对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
王工站起来，声音洪亮：“我要发言！”
记者们涌过去，话筒、相机、速记本铺了一地。王工站在人群中，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把台安律师案从头到尾说了一遍。他的声音穿过穹顶下嗡嗡的空气，穿过红色座椅间低语的人头，传到了二楼。
李铁流靠在栏杆上，眼泪流下来。王若杰在旁边拉了拉他袖子，轻声说：“别这样，不是熬出头了吗？”
刚刚卸任的彭真在主席台上，跟新任委员长万里低语了几句。万里点头。最高检检察长刘复之表情严肃，看了蔡诚一眼，看了邹瑜一眼。
八月十六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致函王工代表：台安律师案正在复查。十二月十三日，鞍山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全票通过“王力成无罪”的决定。第二天，撤销了免予起诉的处分。
二十七日，副检察长张熙忱当面宣读撤销立案决定，向王力成赔礼道歉。送达文书摆在桌上，王力成拿起笔，在签字栏里写了五个字：
“人民胜利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全国律协办公室主任郭阳告诉王力成：“明天早上六点半之前，必须到天安门广场。”
王力成问：“干什么？”
“听广播。”
第二天清晨，王力成从南长街招待所走到天安门广场。六点半，广场上的喇叭准时响起来：
“新华社消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对台安律师案进行有效监督，王百义等三人蒙冤四年终获平反……”
《人民日报》随后头版头条登了出来。王力成站在广场上，周围渐渐有了行人，赶着上班的、晨练的、遛鸟的，没人注意到他。风吹过来，扬起他大衣的衣角，他站着没动。
三十一日，王力成和王百义、王志双三个人走进人民大会堂，把一面锦旗交给了人大常委会。锦旗上绣着四个金字：
人民万岁。
此后三十年，王力成再没有在媒体上说过一句话。他遵守了陈卓副部长的嘱咐，沉默地过完了后来的日子。有时候在夜里，他会想起来——轧钢厂的铁末子气味，自行车颠簸的土路，台安县冬天灰蒙蒙的天，还有那个女人的声音，一头扎进老姨怀里，喊出来的那句话。
“老姨，我对不起你呀！”
那句话隔了三十年，他还能听见。像轧钢机的撞击声，轰——轰——轰，在记忆里，从来没有停过。
小史公曰：台安三子，守律而辩，反陷缧绁；以护法之身受劾于法吏，四载方雪。足见刑辩之权初立而难恃。然冤狱虽酷，终厘“辩不等于庇”之界。一寸寒冰，换得后世律师免罪于口舌之间，法治之道，其进也艰哉！
有词《梧桐影》赞叹：
人大催，依然判。谁唤九重天听寒，宏纲一振沉霾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