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格局转折处纪念毛泽东 ——写于毛泽东逝世五十周年

2026年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五十周年。

半个世纪过去，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毛泽东的评价，也经历了巨大的起伏。然而，时间越久，越有必要把一个具体的人，从政治口号和个人崇拜中重新剥离出来，放回中国近现代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去观察。

毛泽东是近代中国最有能量的巨人。他所发动的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造成过空前的震荡，有些人在这个革命的震荡时期受过伤害，原因复杂，至少他过于强调人民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而很多专家学者及老革命已经享福生活的馈赠，大风大浪肯定搅乱了他们的生活，他们声音大，余生都在诽谤毛泽东的“大风大浪”，这些历史教训不能回避。但是，如果因此否定他对中国政治文化和世界格局产生的巨大影响，同样是不完整的。

我尤其愿意从三个角度重新认识毛泽东。

一、他真正改变过中国的官民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最深刻的等级观念之一，就是“官贵民贱”。

在漫长的帝制时代，普通百姓面对官府，往往处于极端不对等的位置。“见官”“拜官”“跪官”，不仅是一种礼仪，更象征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秩序：官员代表权力，而百姓面对权力首先想到的是服从。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这种文化心理并没有随着皇帝的消失而自动消失。

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却在这一点上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冲击。

无论后来对毛泽东时代有多少不同评价，有一个事实很难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人民”第一次被明确地置于国家政治合法性的中心。普通人不再是某个皇帝、官僚或者贵族的臣民，而被称为“人民”。

这并不意味着现实中的官民关系已经完全平等，更不意味着毛泽东时代不存在权力等级和政治压制。但在政治语言、社会身份和群众心理上，中国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变。

毛泽东甚至不断强调干部必须走群众路线，反对干部特殊化。这种思想后来虽然没有彻底解决权力监督问题，却确实对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形成了强烈冲击。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不仅是一个革命领袖，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破坏者。

二、他对苏联模式并非简单照搬，而是在不断反叛

今天谈毛泽东，很容易把他简单归入“共产主义”“苏联模式”之中。

但如果真正观察毛泽东的一生，就会发现他与苏联模式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复杂甚至尖锐的矛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确实大量学习苏联的工业化模式、经济制度和国家组织方式。但毛泽东很快发现，中国如果完全按照苏联的道路发展，可能形成一个高度官僚化、等级化的社会。

因此，他后来不断发动群众运动，试图打破已经形成的官僚体系。

大跃进造成了严重后果，文化大革命更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这些不能被简单美化。

但如果只看到灾难，而完全看不到毛泽东为什么不断试图“反官僚”，同样无法理解这一历史人物。

文化大革命最初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担心革命胜利以后，革命党本身会逐渐蜕变成一个脱离群众、享受特权的官僚集团。

这种担忧并非完全没有现实依据。

更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晚年对传统文化也采取了非常激进的否定态度。“批孔”并不仅仅是针对一个古代思想家，而是对以等级、服从、尊卑秩序为核心的一整套传统政治文化提出挑战。

如果把这种思想放到更长的历史尺度上，它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所发生的思想解放虽然道路完全不同，却有一个值得比较的共同点：都试图通过猛烈冲击旧思想、旧秩序来改变社会。

当然，两者的历史条件、政治制度和最终结果完全不同，不能简单等同。

三、真正改变世界格局的，是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

如果只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内部政治人物来研究，就容易低估他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最值得世界历史记住的事情之一，是他最终打破了中国共产党传统的“亲苏”路线，与美国建立战略联系。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

当时的世界处于美苏冷战最紧张的时代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与苏联结盟，却在六十年代以后彻底走向中苏对立。

毛泽东最终选择与美国接近。

这不是简单的外交礼节，而是一次世界战略格局的大调整。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与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握手，并由此形成事实上的战略合作关系，直接改变了美苏之间的力量平衡。

从今天回望，1972年的北京显得更加重要。

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突破，冷战后期的世界格局很可能完全不同。

因此，评价毛泽东不能只看中国国内发生了什么，还必须把他放进整个20世纪国际政治史中。

在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中，毛泽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他既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又是民族主义者；既学习过苏联经验，又最终与苏联决裂；既反对资本主义，又能够在战略上与美国合作。

这种复杂性，恰恰是理解毛泽东的关键。

四、毛泽东最大的历史价值，也许就在于“反传统”

毛泽东一生最鲜明的特点，是不愿意接受现成答案。

他反对旧中国的皇权传统，反对传统士大夫政治；后来又反对党内官僚化；与苏联决裂以后，又拒绝让中国永远成为苏联体系中的一个附庸。

他甚至不断怀疑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政治体系。

这种不断“造反”的性格，是毛泽东最值得研究的地方。

但历史也告诉我们，仅仅打破旧秩序是不够的。

一个社会既需要反抗僵化的权力，也需要稳定的制度；既需要思想解放，也需要法治和权利保障；既需要防止官僚集团形成特权，也必须防止群众运动失去边界。

毛泽东留下的真正问题，恰恰是这些矛盾。

因此，纪念毛泽东，并不意味着为毛泽东时代的一切叫好，毕竟毛泽东时代的行政管理官员多半是亲苏分子，承认毛泽东对具体事务较少过问，他不算一个勤政的领袖，但他在大方向的把握上有非凡的天赋，也因此和官僚体系冲突不断。我认为全世界有良知与理性的学者应该肯定毛泽东对中国和世界的全部历史贡献。

真正成熟的历史观，应当允许这两件事情同时成立。

五、今天为什么仍然需要纪念毛泽东？

五十年以后，中国已经走了很远。

然而，毛泽东留下的问题并没有消失：权力应该受到怎样的约束？普通人与政府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一个革命党如何避免变成一个官僚集团？一个国家如何在大国竞争中保持独立？传统文化究竟应该继承什么，又应该抛弃什么？

这些问题今天仍然存在。

所以，我们纪念毛泽东，不应该只是纪念一个名字、一张照片或者一段历史。

我们真正应该纪念的，是20世纪中国曾经出现过的一种巨大冲动——打破旧世界，拒绝接受既定秩序，试图让普通人获得政治主体地位，并且试图让中国摆脱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控制。

毛泽东的一生充满矛盾。

他既创造，也破坏；既解放，也造成新的束缚；既反对等级，又建立了高度集中的权力；既反对苏联，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既发动群众，又最终不得不面对群众运动带来的巨大代价。

正因为如此，他才值得我们不断重新研究。

历史最终不会只留下胜利者写下的结论。

五十年以后，我们更应该有勇气重新打开这段历史，把毛泽东放回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也放回20世纪美苏冷战、民族独立和世界格局剧烈变化的时代。

无论未来中国的政治道路如何变化，有一点恐怕无法否认：

毛泽东曾经改变过中国，也曾经改变过世界。

而1972年他与尼克松的那次握手，是20世纪国际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握手之一。

今天纪念毛泽东，未必是为了回到过去。

恰恰相反，是为了不忘记那个曾经敢于挑战旧秩序、敢于挑战苏联、敢于改变世界格局的毛泽东。

五十年之后，历史仍然没有结束。

毛泽东，也仍然值得中国人和全世界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