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一条大新闻

那年的一条大新闻

1976年我刚上小学，住在湖北黄石华新水泥厂的厂区里。水泥厂有自己的子弟学校、商店、医院、澡堂，自成一块天地。高高的围墙把厂区、家属区和外界隔了开来。

出了厂大门向东走，不到一公里有一条大江缓缓流过。跑上大堤，偶尔会看见江轮驶过。有时在江雾中听见长长的汽笛声，向远方眺望却不见船的踪影。这条江的名字叫长江，下游又叫扬子江。

知了叫个不停的夏天，设计队的王保全叔叔带我们去长江边上游泳。王保全叔叔先下水游出一片安全的水域，我们几个小萝卜头跟着跳下去，在黄褐色的江水里一上一下地扑腾。

三伏天，人就像在火炉里，烤得难受。但在冰冷刺骨的江水中游上一会儿就得上岸晒晒太阳，否则嘴唇发紫，浑身像得了疟疾一样抖个不停。江水带着很重的泥沙，上岸的时候，嘴唇，下巴和太阳穴附近带着浅浅的一层泥浆。我们指着对方新长出来的“胡子”，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

去江里游泳的机会不多，大人们好像很忙。有时在家属楼前面看见王保全叔叔扛着自行车上楼，还没来得及搭话就走远了，厚实的背留在我的视线里。后来听说，大人们加班加点建一条新的水泥窑给十月国庆献礼。天热，柏油马路晒得像黑泥一样软，白天只能憋在屋里。我盼望着开学的日子。

九月九号那一天，中午放学跟同班的圆圆一起走路回家吃午饭。远远地看见几个人围在高音喇叭下面。喇叭挂在一根像电线杆那么高的木杆子上，声音传得很远。一个低沉的男声在播报新闻。广播里的男声很低，很慢，尾音像挂了秤砣。我的脚步也跟着慢下来，一顿一顿地往前蹭。

圆圆拽了我一下，“咱们过去看看。” 她朝着高音喇叭的方向小跑过去。我犹豫了一下，也跟了过去。没等我们跑到，哀乐在广播里响了起来。莫名其妙地，我感觉胳膊、腿像冻住了一样，抬不起来。

圆圆扬起脸，问旁边的一位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大人 “是谁死了？谁呀？”

蓝色工作服回过头来瞪了她一眼，又搡了一把，“小孩子别乱讲话。” 一位梳着齐耳短发的阿姨从身后走上来，两手扶着肩膀推我们，“快回家去，别在外面乱跑。”

站着听广播的人慢慢散了。大人们垂着头，眼睛看着地上，小心翼翼地走在平坦的马路上。

毛主席死了。《东方红》里的那个毛主席。这是什么意思？我有点想不明白。

记得几个月前，我独自在水泥厂里乱跑，无意间推进一间大厅。大厅里一大群人围着，一个人躺在中间，全身蒙着一块布，看不见他的面孔。躺着的人脚上穿着一双黑色松紧口的懒汉鞋，鞋底白的耀眼。一位老婆婆坐在跟前，上衣敞着，上身前后晃动，边嚎边说。嗓子哑得发不出声音，听不懂说的是什么。我胳膊上的寒毛竖了起来，心跳得透不过气。忙不迭地，我转身跑了出去。

照片上向我们挥手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后是不是也像躺在中间的那个人，全身蒙着布，穿一双脚底很滑的懒汉鞋？透不过气的感觉又回来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照常去学校，上午上课，下午的时间用来扎白花。几张白得透明的纸叠在一起，边缘剪成锯齿的半圆形，然后用细铁丝拧在一起，再翻开。

设计队的叔叔们上我家找爸爸商量挽联上的词：可以直接用主席的诗词吗？还是别用“不许放屁”吧，稳妥一些好。我在旁边听得似懂非懂。大人们忙到深夜。

学校的小礼堂临时改成灵堂，一班一班的同学跟着老师向毛主席像鞠躬。语文老师哭出了声，我拿出小手绢默默地擦眼泪。

水泥厂的祭奠活动在礼堂里进行。两只细腿支起来的花圈簇拥着毛主席的像，地上放着几十盆金黄的菊花，清苦的香气在鼻尖久久不散。

我小心翼翼地看着毛主席像下面挂着的黑布。又怕又想看，想知道有没有一双鞋底很白的黑色懒汉鞋。

循环播放的哀乐，红肿的泪目，白花，黑纱袖章，低垂的头仿佛要留在我的日子里。现在回想起来，不过十几天。但那时，人像在梦魇里，怎么也出不去。

妈妈带着我参加设计队的祭奠活动。我低着头站着， 想起后山上的野菊花。应该全开了。满山遍野，淡黄色的花瓣迎着太阳，在微风中摇动。一簇簇紫色白芯的小花叫不上名字，凑到鼻子下面闻闻，一丝淡淡的香气。还有叫不出名字的红色小浆果，一咬一汪水。如果运气好，还可能找到几串绿色的酸葡萄。我把口水咽了回去。

抬起头，站在前面的王保全叔叔好像回头了。他对我眨了眨眼睛，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他又用手微微作了个划水的动作。我瞄了瞄身旁，嘴角不由自主地向上翘了一翘。

叫上圆圆，跟着王保全叔叔去江里游泳。游远一些，避开漩涡，顺着水势，游出这片江。也许，就能见到绿色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