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凤英死后被开膛

霜刃无辜向蕙兰，奇冤似海夜漫漫。

黄梅一曲成遗响，琴断人亡泪未干。

话说一九六八年四月的合肥，天灰得像一块脏抹布。严凤英坐在窗前，看那棵老槐树的枝条在风里抖，抖得她心里发空。桌上的纸摊开很久了，一个字也没写。丈夫王冠亚端来一碗粥，她摇摇头。粥凉了，结成一层皮，她用勺尖戳了戳，那层皮破了，底下还是稀的。

十二岁那年，她拜了严云高。师父说，唱戏的骨头要硬，可嗓子要软。她记住了。后来离家改名字，凤英两个字是自己取的，像一只鸟，飞出那个容不下她的家。桐城、怀宁、安庆，一路唱过去，嗓子没倒过。《天仙配》上映那年，全国都知道了七仙女的模样。她以为自己这一生就是唱下去，唱到唱不动为止。

可戏台上的事，终究是戏台上的。下了台，锣鼓歇了，她才知道人间还有别的唱法——那些她不熟的词儿，那些她不懂的调子，她一声也发不出。

四月五日，报纸上点了她的名。四月六日，他们不让她吃饭。四月七日，她去柏龙驹家坐了一坐。他妻子李琦给她倒茶，她捧着杯子，手微微发抖，说：“我站得直坐得正，只是眼前难熬。”李琦没接话，窗外起了风，把院子里的晾衣绳吹得呜呜响。严凤英把茶喝完，起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想说什么，终于没说。

四月八日。她照例吃了安眠药，一粒一粒，数着吃的。这些年全靠它们，夜才肯过去。躺下不到一个时辰，她突然哭了。那哭声不像人，像一把弦子绷到极处，猛然断裂。王冠亚惊醒，问她是不是腰又疼了。她摇头，指着桌上的纸。他摸黑去看，认出那几行字：不反党，不反毛主席，只是演过一些不好的戏……承认错误……拥护革命……

后面的话他看不清了，眼里的水漫上来。

他冲到楼下打电话。电话被军代表把着，说不能叫救护车。他又跑去找木工借板车。夜里冷，他赤脚穿着布鞋，在石子路上硌得生疼。板车拉到楼下，严凤英的身子已经软了，像一个面人，怎么扶都扶不起来。剧团的武生宋养俭冲上来，一抱就抱下了三楼。

医院那边回话说，没有介绍信不能看病。王冠亚只能跑回剧团去开信，等他拿着那张薄薄的纸再跑回医院时，严凤英的瞳孔已经扩散了。

门诊不能看，只能到医院住院部，但是住院部在三公里外。医院里没有病床。内科大楼三楼的病房里，只有冰冷的水泥地。严凤英被放在地上，像一个被时代遗忘的旧道具。没有抢救，没有奇迹。她躺在三楼楼道的水泥地上，头枕着王冠亚的大衣。医生看了一眼瞳孔，说扩散了。王冠亚蹲在旁边，握着她的手，那手还温着，软软的，像睡着了一样。

不到一个时辰，剧团的人来了。军代表刘万泉走在最前面，步子很大。他说，有人检举她是特务，自杀是奉命行事，肚子里有发报机。

值班医生吓得双腿发软，差点瘫在地上。他结结巴巴地解释，自己只会按照医书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破肚是法医的事。

军代表刘万泉大怒起来。他站在医生面前，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训斥道：“你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了一把医用斧头。在刘万泉的注视下，他剥去了严凤英的衣服，就像屠夫处理牲畜那样，照准她的咽喉劈了下去。一根肋骨接着一根肋骨被砍断，内脏被拉出来，剖开。他们在那些血肉模糊的器官里仔细翻找，寻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

刘万泉站在一旁，看着严凤英裸露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越发得意起来，甚至说起了下流话。

当然，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只翻出了一百多粒尚未消化的安眠药片。当斧头劈到耻骨时，膀胱里的尿液喷了出来。

刘万泉看着这一切，悻悻地说了一句：“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棉絮和稻草塞进剖开的腹腔，再缝上。王冠亚签了字，把遗体领回去。简简单单烧了，骨灰装在瓦罐里，后来抄家时丢了。不知道丢在哪里，像一粒沙掉进河里，没人记得。

刘万泉后来去了外地，因为这事被评上了“积极分子”，还升了官。

一九七六年后，调查组找到他，他理直气壮，说那是革命需要。说完点了一支烟，吐出一口雾，脸在雾后面模糊着，看不真切。

那棵老槐树还在。春天的时候照常发芽，叶子绿得不管不顾。戏台上换了人，唱的还是那些老调子——七仙女下了凡，冯素贞救了夫，牛郎织女隔河相望。观众还是那些观众，买了票坐下，听到动情处就拍手叫好。

台下的空椅子多了一把，谁也不提它。没人知道那上面曾坐过一个人，唱了半辈子戏，最后嗓子哑了。

哑就哑了。戏还得唱下去。

小史公曰：严氏凤英以天籁之音名动天下，却遭逢乱世，含冤吞药，此乃时代之悲也。尤可骇者，身既死而犹遭剖腹之辱，执斧者以寻莫须有之证，其悖逆人伦，甚于蛇蝎。嗟乎！毁美玉以证清白，实乃一代之浩劫，千载之沉痛也。

有词《梧桐影》赞叹：

挥斧斤，寻机信。剖腹血淋寻伪证，逍遥法外天何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