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将走向何方

席思川

民族主义并没有如一些人曾经预言的那样，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渐退场。恰恰相反，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后，从贸易保护到产业链重构，从移民问题到地缘政治竞争，民族主义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新进入世界政治的中心。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民族主义正在简单复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民族主义正在发生变形。

过去的民族主义主要围绕领土、主权和国家独立展开。今天，它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经济安全、文化认同、技术自主和社会边界的关注。民族主义没有消失，而是从一种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渐渗透进国家治理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全球化并没有终结民族国家

过去几十年，全球化曾经给人一种印象：资本跨越国界，人员自由流动，互联网连接世界，民族国家的边界似乎正在失去意义。

然而，现实给出了不同答案。

金融危机、公共卫生危机、战争和供应链冲击相继发生之后，各国重新发现，真正能够承担安全责任、组织资源、保护产业并进行危机动员的，仍然是国家。

于是，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世界越是相互依赖，国家反而越重视自身的战略自主。

芯片、能源、粮食、人工智能、关键矿产等领域，已经不再只是经济问题，而越来越具有国家安全的含义。过去强调“效率”的全球化逻辑，正在与强调“安全”的国家逻辑发生碰撞。

这意味着，民族国家并没有被全球化淘汰。相反，全球化正在迫使民族国家重新寻找自己的边界。

民族主义正在从政治口号变成经济政策

未来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可能发生在经济领域。

过去，人们理解民族主义，往往首先想到旗帜、历史、边界和民族情感。今天，民族主义越来越可能表现为另一种语言：保护本国产业、维护供应链安全、限制关键技术外流、鼓励制造业回归，以及减少对外部体系的战略依赖。

这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

它与传统民族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未必要求国家之间完全隔绝，而是要求一个国家在关键领域拥有“不被别人卡住”的能力。

因此，未来世界可能并不会走向彻底脱钩，而更可能进入一种“有限全球化”：

普通商品继续跨国流动，资本继续国际化，但涉及安全和核心技术的领域越来越受到国家控制。

全球化不会消失，但它的边界将越来越清晰。

身份问题可能成为民族主义新的战场

比经济民族主义更复杂的，是身份民族主义。

人口流动和大规模移民使许多国家面临一个越来越尖锐的问题：

一个国家究竟是谁的国家？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文化和心理问题。

一个现代国家可以在法律上拥有统一的公民身份，但社会成员对“我们是谁”的理解，却未必完全一致。当经济压力、住房压力、就业竞争与移民问题交织在一起时，民族认同就很容易成为政治动员的核心。

因此，未来民族主义的争论，很可能不再只是“国家应该强大还是开放”，而是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谁属于这个共同体？

这个共同体应该遵循什么价值？

在多元文化社会中，究竟应该强调差异，还是强调共同身份？

这也意味着，民族主义未来最大的风险，并不是爱国主义本身，而是民族认同从一种共同纽带转变为排斥他人的工具。

民族主义最大的分水岭：公民还是血缘

未来民族主义可能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一种是开放的公民民族主义。

它强调共同法律、共同制度和共同政治身份。一个人是否属于国家，主要取决于公民身份以及对共同制度的认同，而不是血统。

另一种则是排他的族群民族主义。

它更强调血缘、宗教、族裔和历史传统，把国家理解为某一个特定群体的共同体。

两者都可以使用“民族”这个词，但最终导向完全不同。

前者试图回答的是：“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共同体？”

后者更容易变成：“谁有资格成为这个共同体的一员？”

如果未来社会能够维持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和社会流动，民族主义可能更多表现为公民认同；如果经济停滞、贫富差距扩大、移民压力增加、战争频繁发生，那么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就可能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

民族主义还会与民粹主义结合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趋势，是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结合。

当普通民众认为自己的生活被全球化、跨国资本、政治精英或者国际机构改变，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时，“本国优先”就很容易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政治口号。

这种政治逻辑往往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成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叙事：

“我们的利益被别人拿走了。”

这种叙事未必完全错误，但它很容易把复杂的结构性问题转化为对某个群体、某个国家或者某种身份的指责。

因此，未来民族主义能否保持建设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否解决自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如果制度能够提供安全感，民族主义可以成为凝聚力；如果制度无法提供安全感，民族主义就可能成为寻找替罪羊的工具。

民族主义不会消失，但会越来越复杂

因此，讨论民族主义的未来，最简单的判断——“民族主义会复兴”或者“民族主义会衰落”——其实都不够准确。

民族主义更可能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政治力量，但它的表现形式会不断变化。

未来几十年，人类可能同时生活在几个不同的世界里：

经济上仍然相互依赖；

政治上仍然以民族国家为核心；

安全上越来越重视战略自主；

文化上则更加关注身份与归属。

这四种趋势并不会自动彼此消失，而会长期竞争、妥协和重新组合。

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民族主义“会不会回来”，因为它其实从未真正离开。

真正的问题是：

未来的民族主义究竟是一种开放的共同体意识，还是一种封闭的身份政治？

前者可以与全球化共存，也可以成为社会凝聚力的一部分；后者则可能不断制造内外部的敌我边界。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的未来并不完全取决于民族主义本身，而取决于未来世界能否建立一种新的平衡：

既保留国家和民族共同体带来的归属感，又避免让这种归属感变成排斥他人的理由；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承认世界各国已经无法真正彼此隔绝。

民族主义不会成为过去式。

但它最终会变成什么，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而这，或许正是21世纪政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