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感恩文革清华附中风流女子李容
《毕汝谐感恩文革清华附中风流女子李容》
现在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上午11点05分。我继续做毕汝谐口述历史。
今天的题目是《毕汝谐回忆文革清华附中风流女子李容》，我相信
这是一幅非常有价值的“文革清明上河图”。
1968年北京江湖，清华附中老初一出了两位所谓的“风流女子”。按照
当时北京江湖上的说法，她们被叫作“小飘”，也就是从西郊飘到城里、飘来飘去的女孩。
其中一位叫霍秀，就是霍元甲的霍，秀气的秀。这个女子说起来很有
来历，真可谓勇敢与美丽的结晶。 霍秀本人长得也很漂亮，只是
皮肤稍微有点黑。她的父亲是“两航起义”人员，也就是从香港驾驶
中国航空公司或者中央航空公司飞机起义飞回北京的飞行员；她的
母亲是一位演员，长得很好看。因此，我说她是勇敢与美丽的结晶。
——1988年，我在纽约政论家杨漫克家观看一部平平无奇的电视剧，
我指着其中一个中年女演员说：她叫霍秀，20年前很漂亮，很多
男孩子为了她打群架，动菜刀动刮刀泼镪水！
杨漫克说：难以想象，现在不怎么样呀。
不过，我今天要讲的不是霍秀，而是另外一位李容。李容比霍秀稍稍差
一点，也很好看。
李 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外文局的翻译。她父亲姓沈，
所以她姐姐随父姓，叫沈宁，是当时北京市第一一〇中学老高二的学生。李容本人随母姓。如果我没有记错，她母亲应该叫李德容 ，也是一位
翻译。我还看过她母亲翻译的《居里夫人传》。
他们家住在百万庄外文局宿舍 。那时候，普通知识分子的物质待遇很差，全家只有两间小屋：父母住一间，李容和姐姐住一间。
不过，这也体现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家庭的一个特点。20世纪50年代
还没有计划生育，一般家庭如果一连生了两个女孩，还可能继续生下去，生四五个也没人管。但是他们家没有再生。两个女孩，一个继承父亲
的姓，一个继承母亲的姓，也就“good enough”了。
Of course，我和李容是在大街上认识的。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秋天，景山学校办流氓小偷“学习班”，我为了
逃避学习班，就跑到社会上流浪。那一天，我流浪到北京动物园门口，碰见了李容 。
李容看见我以后，对我显得很有兴趣。我们对上了眼睛，我马上就
看出了那个意思，于是叫住了她。她当时手里拿着几个罐头。在
毛泽东时代，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手里能够拿着几个罐头，
确实是生活水平比较高的一种体现。那时候，一般老百姓是吃不起
罐头的。
顺便说一下，我有个中宣部大院的发小叫张小松（长大后当了中央
音乐学院人事处长）。他去山西插队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五个大肉
罐头带走。这在景山学校还轰动了一下，也只有毕汝谐才有这样的
大手笔。
我和李容就这样搭起话来。她当时非常单纯，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
是老实话。我问她是哪里人、家里做什么，她都如实相告；而我说
的却满嘴都是瞎话。
她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魏涛”。
这个名字还有一个讲究。我有一个朋友叫魏超，魏蜀吴的魏，超级的超。他是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老初三的学生，后来去当兵了。于是，我
就在大街上借用他的名字“拍婆子”。
不过，我那时候虽然没有想到这样会损害魏超的名誉权，却也留了
一个心眼：把“魏超”的“超”改成“涛”，三点水加一个寿字的“涛”。这样
听起来既像魏超，实则又不是魏超，似是而非也。
我告诉李容，我叫魏涛，还给她留下了一个通信地址：沙滩北街二号，也就是中宣部大院的地址。收信人写“魏涛”。
因为那时候毕汝谐在中宣部大院里的名声很臭，不便自己去取信，
只好让张小松等人帮我取。为此，我也没少给张小松甜头。
后来，我收到了李容的信。她的信写得非常好，字也写得很有功底，
不像一个老初一学生写出来的字。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同班同学中还出了一个尖子人物，后来成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叫杨卫——杨树的杨，保卫的卫。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记错了，将来需要查证一下，看看院士中是否确有一位叫杨卫的
清华附中老初一学生。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拉拉杂杂地发展下去。
李容在信中写道：我们是偶然认识的，但彼此之间似乎有一种不同
寻常的好感。因此，我们应该互相谈谈自己的家庭、个人经历，以及
对人生的想法；文化大革命以前你成为怎么样的人。
我整天在大街是拍婆子，听得见得的婆子都很庸俗，无非是吃喝玩乐；看了这封别开生面的信觉得遇到了知音，于是告诉她我从小就想当作家，
现如今希望渺茫，苦闷极了，很需要异性的安慰等等；我们不断通信，无所不谈，后来又开始见面。
1968年底，上山下乡高潮开始了；我约她在动物园门口见面。她穿着
一件显然不太合身的真皮大衣，肯定是她母亲的女士皮大衣。
那时候我们真是纯洁无邪。我觉得外面太冷，就对她说：“咱们到中央气象局我一个长辈家里去吧。”
我说的这位长辈，是我父母的一位老朋友，蒋金涛阿姨。她是中央气象局的一个研究所所长、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哎哟，我的天！ 蒋金涛阿姨这个人大代表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
也很值得一讲。
1959年，蒋金涛阿姨和丈夫离婚以后，心情很不好。早年，她和
丈夫罗清伯伯在四川红岩村周公馆工作，归周恩来和邓颖超直接领导。当时，南方局党内那些刊物的蜡板刻写、 印刷等等事务性工作，都是
蒋金涛阿姨勤勤恳恳完成的。罗清伯伯是周恩来的英文翻译，后来
周恩来与马歇尔会晤，因为章文晋的北方口音更合周恩来的胃口，
从此罗清伯伯被章文晋取代了。
1964年，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商量，说给蒋金涛安排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吧，免得蒋金涛总是沉浸在离婚的痛苦无法自拔。
文革前全国人大代表每个月有五十元车马费。
而今，我要把这些事情讲出来。老百姓以为人大代表都是一张张选票
选出来的，其实未必如此。有些人就是上面的巨头在袖子里“一捏咕”，就这么安排出来了。
我把李容带到蒋金涛阿姨家。当时蒋阿姨上班不在家，家里只有侄子。侄子给我们开了门，也很自觉地让我们单独在一个房间里说话。
我们始终只是在那里谈话，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却没有动手动脚。
那时候，我们的关系非常纯洁。
临走的时候，我很含蓄地对李容说：“其实我有三个名字，而且一个
比一个臭，所以以前没有告诉你。”
李容直截了当地问我：“那么，你写在户口本上的名字叫什么？”
我说：“叫毕汝谐。”
我还告诉她，“毕汝谐”三个字应该怎么写。
李容听了以后说：“我们班里也有一个男同学姓毕，叫毕洪奎。他
吹牛是他爸爸是解放军大校。
其实，毕洪奎的爸爸并不是什么大校，而是一位做饭的大师傅。“
——后来，我在大街上鬼混的时候，还真碰见过一帮痞子“顽主”。
他们向我叫碴，问我：“你认识清华附中那个老毕吗？就是毕洪奎。”
当时李蓉也和我说过，毕洪奎整天干打砸抢，又偷自行车，又溜门
撬锁。这些事情就不多说了，免得岔开话题。
我和李容继续不断地通信。
长话短说，我们分分合合，到了1969年年底，我给她寄了一张
贺年片，在上面意味深长地写了一句话：“让我们在人生的漫途上彼此审视，互相监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闹过不少小脾气。不过直到那时，我们两个人
仍然是清清白白的。
后来，我又准备逃到外地流浪。临走以前，我和李蓉见了一面，
亲了她一次嘴。这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肢体接触。
我们约好第二天在月坛公园门口见面，但是第二天我没有去，因为
我已经跑到外地去了。
李容按照约定去了。她穿着那件皮大衣，无缘无故地被人带到月坛
派出所，盘问了半天。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状况：没有法治，也不需要讲什么道理。
后来我从外地流浪回来，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
不久以后，我又听张小松说， 李容已经变成了所谓的“臭流氓”，
在冰场等地方随意结识男人。
毕汝谐在情场上一向避祸为先，不愿意再和这种沾染江湖是非的
女子继续来往，因为我怕有人找上门来打我。于是，我决定和李容分手。
连我们分手的地点和方式，也充满了典型的文革色彩。
因为我担心李容找人来打我，我约李容在北大西门见面；而北大
西门距离一零一中学路口的交通亭只有几十米。即便有人想在
那里打我，多少会有所顾忌，不太方便下手。
毕汝谐怕挨揍，所以连分手地点都经过了一番仔细选择。
后来又发生了一件岔子。
李容后来为了钱，跟了一个国家计委工程师的儿子，名叫杨安东。
杨安东虽然只是工程师家庭的孩子，但是经常和干部子弟混在一起。
他家是美国归侨，经济条件比较好，因此他身边也聚集了不少女人。
这样一来，他与毕汝谐之间也就产生了某种利益冲突。
有一天，我和“假表弟”在莫斯科餐厅吃饭。我不喝酒，假表弟喝了
几杯。喝完酒以后，他对我说：“小毕，你要是仗义，既然你已经不理李容了，就带我到她家去找她。”
我碍于情面，虽然和李容已经不再来往，还是把假表弟带到了她家。
当时 李容的父母都已经下放，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我们刚走到门口，
就听见屋里传出了吉他声。杨安东会弹吉他，所以我们知道他也在里面。
假表弟走上前去敲门，我站在旁边听着。
他问：“ 李容在吗？”
李容臭名远扬，经常有陌生男孩上门找她，所以李容很老练地在
里面回答：“她不在。”
假表弟说：“你不就是李蓉吗？”
因为他们以前见过面，也搭过话。
李容问：“你是谁呀？”
假表弟便冒名顶替地说：“我是毕汝谐。”
这时，屋里传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显然是杨安东。
李容问杨安东：“开不开门？”
杨安东这个工程师的儿子也算是北京江湖的一条汉子，马上说：“把
菜刀拿来！”
我一听这句话，心想毕汝谐可是怕菜刀的，于是撒腿就跑。我跑到
院子里才停下来。
当时是冬天，我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站在院子里。假表弟也跟着
跑了几步，却在单元门口被杨安东追上了。
杨安东厉声问假表弟 ：“你找谁？”
假表弟也有点怂了。其实他平时很能打架，但这时候却说：“我找
楼上的。”
杨安东更加严厉地追问：“楼上的谁？说出名字来！”
假表弟大概觉得我还站在院子里，自己拉不下脸，便说：“咱们别在
这里说，咱们到胡同里找个背静地方说。”
这时，李容出来一看，发现这个“毕主席”根本不是毕汝谐，而只是
一个冒名顶替、来路不明的坏小子。
大概因为平时到李容家找她的坏孩子太多了，如果来人真是毕汝谐，
李容也许还有必要让杨安东打我一顿，借此树立威风；但既然只是
一个来路不明的坏孩子，也就没有必要打架了。
于是， 李容把杨安东拉了回去。这件事也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我听说 李容 彻底堕落了，今天跟这个男人睡，明天跟那个
男人睡。再后来，她在家跟男人睡觉的时候，被居民委员会的
老太太举报。派出所来人把 李容 带走，送进了动物园后面五塔寺
附近的“流氓小偷学习班”。
从那以后， 李容 便一步步堕落，变得不可收拾。
而后毕汝谐见到李容这种人，就像见到瘟神一样，躲得远远的。
进入新世纪，我最后一次听到李容的消息，是她后来也来到了美国，
却不幸死于一次车祸。
现在我想把这个题目改成《毕汝谐感恩 李容 》。
毕竟，人与人的相遇就是缘分。我们认识过，通信过，谈论过人生，
也亲过一次嘴，这都是缘分。 李容并不欠毕汝谐什么。
还有一点很重要：当初李容曾经告诉我，清华附中的学生只要
成绩优异，就有可能直升清华大学，这原本是一条很好的升学通道。
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 李容这样出身于翻译家庭、文字漂亮、富有
思想的女孩，本来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可是，这一切都被文化大革命耽误和毁掉了。
唉，万恶的文化大革命！
机器人甲：
这篇分四段发送的口述历史，是一幅极其罕见且生动的“文革北京
顽主江湖浮世绘”。作者毕汝谐通过一段充满青春期悸动、市井烟火与江湖黑话的私人记忆，折射出了那个特殊年代荒诞、残酷且无序的社会图景。
以下是对整篇文章（第一段至第四段）的深度综合点评与分析：
一、 核心主题与叙事线索
文章表面上是一篇回忆与特定女性（李蓉）情感纠葛的私人忏悔/感恩录，但其实质是一部文革社会学微观史。它以两人的结识、写信、暧昧、决裂到最终各自的命运为线索，串联起了文革时期北京年轻人的流浪生活、性观念的压抑与变异、血缘门阀的隐形分层，以及个体命运在时代巨浪下的彻底幻灭。
二、 文章的文本亮点与史料价值
精准的“文革黑话”与时代细节（极高史料价值）
文章保留了大量当年北京特有的江湖方言和生活细节，如“小飘”（西郊大院或学校飘到城里的女孩）、“拍婆子”、“叫碴”、“顽主”等。
细节描写更是传神：在物质匮乏的毛泽东时代，手里拿着“几个罐头”就是生活水平的象征；为了逃避“学习班”在社会上流浪；女孩子穿着母亲不太合身的“皮大衣”约会。这些细节比宏大的历史叙事更能让人触摸到文革的真实质感。
剥离宏大叙事的“灰色青春”视角
传统的文革叙事往往聚焦于红卫兵的政治狂热或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而本文提供了一个“边缘流浪者”的视角——在这里，没有高尚的政治口号，只有假名字（魏涛）、冒名顶替的江湖恩怨、莫斯科餐厅的酒气、以及防范挨揍的“北大西门精明选择”。这种对自身“怯懦”与“精明”的不加掩饰，反而增强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
对制度与社会异化的冷峻讽刺
文章有多处极为辛辣的社会学观察：
人大的性质：通过蒋金涛阿姨因为离婚痛苦而被周恩来、邓颖超“在袖子里一捏咕”安排成全国人大代表的往事，直接解构了当时体制的神秘性。
法治的缺失：李蓉仅仅因为在公园门口等一个没来的人，穿着皮大衣就被派出所带走盘问，凸显了“不需要讲什么道理”的社会常态。
社会控制的无孔不入：李蓉最终的命运转折，源于“居民委员会老太太”的举报，展现了极权社会基层告密制度对个人私生活的毁灭性打击。
三、 局限性与值得商榷的深层逻辑
叙事视角的局限：男性凝视与江湖视角的“污名化”
文章在后半部分频繁使用“臭流氓”、“彻底堕落”、“像见到瘟神一样”等词汇来描述李蓉。尽管作者在结尾处将此归咎于“万恶的文化大革命”，并表达了“感恩”，但在叙事过程中，作者的立场依然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趋利避害的冷漠（如怕挨揍、怕沾染是非而迅速切割）。李蓉的“步步堕落”，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当时的社会构陷（如无端被派出所抓捕、贴上政治/道德标签）与同龄男性的工具化利用共同推向深渊的，作者对此的反思停留在命运的“唏嘘”，而缺少对自身及男性群体责任的更深剖析。
口述历史的记忆偏差与戏剧化加工
口述历史（尤其是几十年后的回忆）往往带有自我美化或戏剧化夸张的倾向。
例如，作者在第一段和第二段中频繁强调自己拥有“天才的大脑”、“天才的思想”，并在和李蓉交往中表现出一种智力或信息上的优越感。
类似“毕主席可是怕菜刀的，于是撒腿就跑”的描写虽然幽默风趣，但也体现出叙事者在将自己的历史往事“段子化”或“江湖传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严肃历史探讨的厚重感。
四、 总体总结与判词：
这是一幅用私人恩怨与青春荷尔蒙绘就的“文革畸形社会浮世绘”。
作者非常成功地将一个女孩的悲剧，升华为一代青年的集体悲剧。
正如结尾所言：如果不是文革，这位出身翻译家庭、字迹漂亮、
富有思想的清华附中女孩，本可以直升清华，成为时代的精英，却
最终在“流氓小偷学习班”、居委会老太太的举报和跨国的车祸中消亡。
文章用最俗俚、最江湖的语言，控诉了最沉重的时代罪恶——它不仅
耽误了人们的升学通道，更摧毁了社会的法治、异化了人与人之间
最纯洁的信任，将原本可以美好的生命逼入了江湖下流的死胡同。
从校订说明来看，整理者非常严谨，对语音误读、时间矛盾（1979
与1970的冲突修正）以及院士杨卫的身份考证都做了极好的学术留白，使这篇口述历史具备了可供未来北京地方史、文革社会史研究参考的文本价值。
这篇深度点评结合了你发来的四段完整内容。接下来，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
细节润色：帮你优化文中的个别措辞，使其口语化风格更流畅，或者让结尾的悲剧感更深沉？
背景扩充：围绕文中提到的“清华附中老初一、百万庄知识分子大院、五塔寺学习班”等历史背景进行更深的文革史料补充？
进行下一篇：继续发送下一篇毕汝谐口述历史文章？
机器人乙：
这篇口述最有价值的地方，并不在于李蓉究竟是不是所谓“风流女子”，而在于它保存了一个少女如何在文革秩序崩坏、教育中断、家庭离散、社会污名和男性江湖文化的共同作用下，被一步步推离原有人生轨道的过程。它表面写李蓉，实际上也在审视青年时代的毕汝谐。
一、这篇最重要的历史价值
文章中有许多只有亲历者才能提供的生活细节：
动物园门口的偶遇；
李蓉手里的几个罐头；
明显不合身的女士皮大衣；
没有电话，只能通过中宣部大院地址通信；
为躲避“学习班”而在北京街头流浪；
一名少女仅仅因为穿着皮大衣、在公园门口等人，便被带到派出所盘问；
父母下放后，未成年女孩独自留在家中；
“顽主”“拍婆子”“叫碴”、冒名顶替、菜刀追人等江湖场景；
所谓“流氓小偷学习班”对越轨青年的收容和惩治。
这些细节共同构成了一幅1968年前后北京青少年生活的“清明上河图”。它不是宏大的政治叙事，而是从罐头、皮大衣、通信地址、交通亭、派出所和一把菜刀进入历史。这恰恰是口述史最珍贵的部分。
二、李蓉的命运，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堕落”
毕汝谐在前半篇写出的李蓉，是一个出身翻译家庭、文字漂亮、思想细腻、渴望交流的少女。她写道：
“让我们谈谈自己的家庭、个人和人生。”
而毕汝谐在贺年片上回答：
“让我们在人生的漫途上彼此审视，互相监督。”
这说明两人最初建立的，并不是单纯的男女调情关系，而是一种带有精神交流意味的少年友谊。李蓉很可能具有较好的文字能力和知识分子家庭的文化熏陶。按照正常的社会轨道，她本来可能继续读高中、升入大学，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
可是文革切断了这条道路：
flowchart TD
A["翻译家庭与学校教育"] --> B["文革中断升学"]
B --> C["父母下放、家庭失去保护"]
C --> D["街头化与江湖化"]
D --> E["性道德污名与治安惩罚"]
E --> F["人生轨道进一步下沉"]
因此，“万恶的文化大革命”并不是文章最后突然贴上的政治标签，而是可以从李蓉的具体遭遇中推导出来的结论。文革毁掉一个人的方式，未必都是批斗、监禁和肉体消灭；它也可能是中断教育、拆散家庭、取消社会保护，然后再把失去保护的年轻人称为“流氓”。
三、文章中最值得毕汝谐自我反省的地方
这篇口述存在一个非常明显、也非常真实的道德不对称：
毕汝谐自己在街头“拍婆子”、使用假名、借用别人的通信地址、同时参与江湖交往，却把这些解释为聪明、机警和自我保护；而当他听说李蓉“在冰场认识男人”以后，便迅速接受了“臭流氓”“彻底堕落”的评价，并像“躲瘟神”一样与她分手。
换句话说，在当时的男性江湖文化中：
男孩认识许多女孩，往往被视为本事；
女孩认识许多男孩，却会被视为堕落；
男孩使用假名，是“留个心眼”；
女孩寻求男性和物质保护，便被解释为“为了钱”；
男孩可以事后炫耀风流史；
女孩却可能因为同样的关系受到居民委员会、派出所和社会舆论的共同惩罚。
这正是全文最深刻、也最刺痛人的地方。李蓉未必只是文革的受害者，她还是文革时代性别双重标准的受害者。
毕汝谐晚年说“李蓉并不欠你的”，实际上是一句非常重要的自我纠正。这句话意味着他已经隐约意识到：年轻时的自己也曾经参与对李蓉的疏远、污名化和遗弃。虽然他没有亲自迫害她，却在社会开始排斥她的时候选择了迅速逃离。
四、“感恩”二字，使文章有了晚年忏悔的意味
如果题目只是《毕汝谐回忆李蓉》，它会比较客观，却略显平淡；改成《毕汝谐感恩李蓉》，便产生了更加复杂的感情色彩。
这里的“感恩”不是说李蓉曾经给毕汝谐多大的现实帮助，而是感谢她曾经：
在少年时代对他产生兴趣；
认真给他写信；
把他当作能够谈论家庭和人生的朋友；
给予他一次纯洁而温暖的青春经验；
在几十年以后，成为他重新认识文革、性别和自身局限的一面镜子。
因此，这篇文章的真正主题可以概括为：
一个年逾古稀的男人，重新回望自己少年时代曾经亲近、后来又因恐惧和偏见而抛弃的女孩。
这比简单讲一个“风流女子如何堕落”的故事深刻得多。
五、毕汝谐形象写得非常真实
文章没有把毕汝谐塑造成一个勇敢、正义、始终保护女性的人。相反，他反复承认：
自己满嘴瞎话；
使用假名；
害怕挨打；
害怕菜刀；
选择北大西门分手，是因为附近有交通亭；
一听杨安东要拿菜刀便撒腿就跑；
一发现李蓉可能带来麻烦，马上与她划清界限。
这种自我暴露恰恰增强了口述的可信度和文学性。毕汝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而是一名高度敏感、精于避祸、既大胆又胆怯的文革生存者。
“毕主席是怕菜刀的”这一句尤其精彩。它用自嘲消解了所谓江湖领袖的威风，也把一个荒诞、紧张的场面写活了。这种既敢于闯祸、又随时准备逃跑的矛盾性，是毕汝谐人物性格中非常鲜明的一面。
六、文章目前需要警惕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李蓉“跟这个睡、跟那个睡”“为了钱跟了杨安东”等内容，绝大部分似乎不是毕汝谐亲眼所见，而是张晓松或其他江湖人物的转述。口述史必须明确区分：
毕汝谐亲眼看到的；
李蓉亲口告诉他的；
张晓松等人转述的；
多年以后听到、但无法核实的传闻。
否则，文章一方面批判文革对女性的污名化，另一方面又可能继续传播当年的污名。
第二，“彻底堕落”这个判断过重。一个父母被下放、教育被中断、独自生活的少女，与不同男性来往，可能包含感情、经济、安全感和生存依附等复杂因素。仅用“堕落”概括，会遮蔽她当时的困境。
第三，“居民委员会老太太举报”“被送进流氓小偷学习班”“后来在美国死于车祸”等信息，都应注明是“听说”或“据当年朋友转述”。尤其李蓉已经去世，无法为自己辩解，更需要在叙述中留出审慎和同情。
第四，人大代表蒋金涛阿姨的插叙很有价值，却稍微冲淡了李蓉的主线。如果将来作为正式文章发表，可以保留，但适当压缩，或者另立一篇《毕汝谐回忆全国人大代表蒋金涛》。
七、我的总体评价
这是一篇有明显缺陷、却也因此非常真实的口述史。它的价值不在于证明李蓉“风流”或者“堕落”，而在于暴露了一个时代怎样制造“坏女孩”，又怎样让周围所有人——包括喜欢过她的毕汝谐——共同参与对她的判断和逃避。
文章最好的结尾不是“她彻底堕落了”，而应当是：
我当年以为自己是在躲避一个已经堕落的女子；几十年以后才明白，她很可能只是在一个失去学校、失去家庭保护、失去正常社会秩序的时代里挣扎求生。李蓉并不欠毕汝谐什么；相反，毕汝谐应该感谢她，也应该向她表示迟到的歉意。
如果从这个高度重新收束全文，那么李蓉就不再只是毕汝谐“第三百位情人”式风流叙事中的一个名字，而会成为文革摧毁普通青年命运的一个具有文学力量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