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金一南的《苦难辉煌》（金陵钟） 

摘要

金一南所著《苦难辉煌》自2009年出版以来，发行量逾两百万册，并被中宣部、中组部列为党员干部学习推荐书目，成为近十余年来最具影响力的党史读物之一。然而，2011年党史学者杨奎松以"不可理解的错抄、不可接受的误读、不可理喻的编造、不可容忍的剽窃"四个"不可"，对该书进行了系统而严厉的学术批评，引发了持续至今的舆论争议。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站队"式评判，从文本叙事策略、学术规范边界、体制背书逻辑与历史写作伦理四个维度，对《苦难辉煌》及其所引发的争议进行学理分析，进而追问：在当代中国，一部被体制大力推广的历史读物，应当接受何种标准的检验？历史书写的公共责任与学术自由之间，又应当保持怎样的张力？

关键词：苦难辉煌；党史写作；公共史学；学术规范；历史伦理

一、问题的提出：一部"全党全军书"的学术困境

2009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少将的《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哪里来》。此后十余年，该书经历多次再版，累计发行超过两百万册，被中宣部理论局、中组部干部教育局先后列入学习推荐书目，在军队系统、党政机关和高校中被广泛组织学习，堪称一部现象级的"红色畅销书"。

然而，就在其影响力达到顶峰之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于2011年在《南方都市报》发表《"辉煌"莫建沙滩上——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一文，以"不可理解的错抄、不可接受的误读、不可理喻的编造、不可容忍的剽窃"四个"不可"，对金著进行了系统而严厉的学术批评。此文后经修订，收入杨奎松《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一书，成为当代党史研究领域最具争议的公共事件之一。

这一争议的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一部被体制背书、发行量数百万册的"权威读物"，在专业史学界眼中却是一部"硬伤累累"的问题之作；另一方面，面对杨奎松有理有据的批评，舆论并未形成一致的学术共识，反而分化出"支持学术打假"与"苛责畅销书不近人情"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这种分裂本身就值得深思：它折射出的不仅是一部书的质量问题，更是当代中国党史公共写作中"政治正确性"与"学术真实性"、"体制背书"与"专业批评"、"大众传播"与"学术规范"之间深层张力的集中爆发。

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站队"式评判，从文本叙事策略、学术规范边界、体制背书逻辑与历史写作伦理四个维度，对《苦难辉煌》及其所引发的争议进行学理分析。

二、作为"红色畅销书"的叙事策略：从党史到英雄史诗

要理解《苦难辉煌》为何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市场成功与体制青睐，首先需要分析其文本的叙事策略。金一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党史研究者，而是一位长期从事军队政治思想教育的军人学者。这一身份背景决定了他的写作目标不是为学术共同体贡献新的史实或解释框架，而是为体制内读者和大众市场提供一部能够激发政治认同与情感共鸣的"红色叙事"。

从叙事结构上看，《苦难辉煌》选取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1921—1937年）这一段充满戏剧性冲突的时段，以"苦难"与"辉煌"的二元对立为核心叙事动力，将复杂的党史进程转化为一部跌宕起伏的英雄史诗。书中大量使用文学化的描写、戏剧性的对话和激情澎湃的议论，营造出一种强烈的情感氛围。例如，书中对国民党一大上李大钊、毛泽东"能言善辩、词锋激烈"批评国民党的描写，对各路历史人物心理活动的揣摩，对历史场景的氛围渲染，都带有明显的文学想象色彩。

这种叙事策略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极大地降低了党史阅读的门槛，将原本需要专业训练才能进入的学术领域，转化为一部"好看"的通俗读物。对于大量非专业读者——尤其是被组织要求学习的党员干部——而言，这种流畅、生动、充满激情的叙述方式，远比枯燥的史料考证和冷静的分析推理更具吸引力。在这个意义上，《苦难辉煌》的成功首先是一种"叙事成功"，而非"学术成功"。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当这种文学化的叙事策略被应用于党史写作时，它不可避免地会侵蚀历史的真实性。历史与文学的根本分野在于，前者以可验证的史料为根基，后者以想象和虚构为手段。当一部作品将二者混为一谈，且又被体制背书为"学习党史"的权威读物时，其危害就不再仅仅是"文学夸张"那么简单，而是关乎历史认知的公共问题。

三、杨奎松"四个不可"的学术审视：专业标准与公共责任

杨奎松对《苦难辉煌》的批评，并非出于个人恩怨或学派之争，而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比对和严格的学术规范之上的系统性指正。综观其批评，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

第1， 不可理解的错抄。 杨奎松指出，金一南书中大量引文系辗转抄录自他人著作，连原书中的错误也一并抄来。例如，关于维经斯基来华时间，金著一会儿写成3月，一会儿写成4月；关于共产国际援助包惠僧于1921年5月从上海去广州见陈独秀的经费，杨奎松原文为"10余元"，金一南辗转抄袭时写成了"15余元"。这暴露了他并未直接查阅原始史料，而是囫囵吞枣地辗转抄录他人成果；其他还有，将"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的报告张冠李戴到"维经斯基"名下。这些错误并非高深的学术问题，而是最基本的史实核对工作，一个严谨的研究者通过查阅原始档案或权威二手文献本可避免。

第二，不可接受的误读。 金一南将蒋介石的《西安半月记》当作真实日记引用，殊不知这是陈布雷按照蒋介石授意改写的宣传文本；对孙中山批语的引用既错抄文字，又误读原意。这种误读反映出作者对史料性质缺乏基本的辨析能力，将经过政治加工的文本直接当作历史事实来使用。

第三，不可理喻的编造。 在缺乏史料支撑的情况下，金一南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化想象。例如，关于国民党一大上中共代表批评国民党的描写，会议原始记录中并无此记载，更像是辗转抄录张国焘回忆录后的进一步发挥。这种"以想象填补史料空白"的做法，在文学写作中或可接受，在历史写作中则属于严重的越界。

第四，不可容忍的剽窃。 杨奎松指出，金一南书中关于"苏俄及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财政援助"的整整几页内容，从问题意识、史料引证、史实叙述到论说观点，几乎原封不动地抄袭了杨奎松1990年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上的论文。这一指控若成立，则已超出学术疏失的范畴，而构成学术不端。

杨奎松的批评之所以引发巨大反响，不仅在于其指控的严重性，更在于其论证的严密性。他并非空泛地指责，而是逐条举证、逐字比对，使得任何严肃的读者都无法回避问题的存在。他的结语尤其值得深思："拿激情议论来代替客观扎实的学术研究，把立论建立在种种错抄误读的历史资料和历史叙述的基础上，怕是如同把漂亮的建筑建在沙堆上一样……评这样的书，实在让人痛苦；用这种方法写书，更是误己误人误社会。"

四、"纪实文学"辩护的虚弱性：体裁边界与公共职能

面对杨奎松的批评，一种常见的辩护意见是：《苦难辉煌》定位为"纪实文学"，不应以学术论文的标准来苛求。这种辩护看似有理，实则虚弱，因为它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当一部"纪实文学"被体制系统性地推荐为"学习党史"的权威读物时，它就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进入了公共历史教育的领域。

"纪实文学"（non-fiction）这一体裁本身就意味着对"真实"的承诺。如果一部作品可以一边宣称自己是"纪实"，一边又拒绝接受史实的检验，那么"纪实"二字就失去了意义。更何况，《苦难辉煌》的推荐语、宣传语和读者的接受方式，都明确指向"党史学习""历史教育"而非"文学欣赏"。中宣部、中组部的推荐，各级党组织的组织学习，媒体的大量报道，都将其塑造为一部"信史"而非"小说"。在这种情况下，以"纪实文学"为由拒绝学术批评，本质上是一种话语策略：它试图用体裁的模糊性来逃避责任的明确性。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接受"纪实文学"的辩护，一部优秀的纪实文学作品也应当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工作之上。无论是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还是巴巴拉·塔奇曼的历史写作，其感人力量恰恰来自于对史实的精确把握，而非对史实的随意篡改。金一南的问题不在于他使用了文学笔法，而在于他用文学笔法掩盖了史学根基的虚浮。

五、体制背书与学术沉默：权力逻辑下的知识生产

《苦难辉煌》争议中最令人不安的，不是一本书的质量问题，而是体制对这本书的背书方式及其所揭示的权力逻辑。

一部被专业史学界普遍质疑的书，为何能获得中宣部、中组部的联合推荐？为何能在军队系统和党政机关中被广泛组织学习？为何能在出版十余年后仍然不断再版、发行量持续攀升？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仅仅从文本质量或市场需求中寻找，而必须回到当代中国知识生产的体制结构中。

在当代中国，党史研究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领域，而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知识生产空间。党史写作的"政治正确性"往往优先于"学术真实性"，因为党史不仅关乎过去，更关乎执政党的合法性叙事。在这种结构中，一部能够强化政治认同、激发爱国热情、维护体制合法性的作品，即便存在学术瑕疵，也更容易获得体制的青睐；而一部坚持学术标准、敢于揭示历史复杂性的作品，则可能因"政治敏感性"而遭遇出版困难或传播限制。

杨奎松的批评之所以显得"刺耳"，正是因为他打破了这种默契。在一个正常的学术共同体中，对一部问题书籍的批评应当是常态而非例外；但在当代中国党史研究的特殊语境中，这种批评却成为一种需要勇气的"冒险"。杨奎松自己也承认，"评这样的书，实在让人痛苦"——这种痛苦不仅来自于看到谬误流传，更来自于意识到批评的无力：即便指出了所有错误，被体制背书的书籍依然会继续发行，被组织学习的读者依然会继续接受错误的历史认知。

这种"学术沉默"的背后，是一种更为深层的精神困境：当知识生产的标准不由学术共同体自主决定，而由权力逻辑外部设定时，学者的专业判断就失去了公共效力。杨奎松的激烈，或许正源于对这种困境的清醒认知。

六、历史写作的伦理：从"苦难辉煌"到"历史何以可能"

《苦难辉煌》的争议最终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历史写作的伦理边界在哪里？

历史书写从来不是中立的。每一个历史叙述都包含着选择、省略、强调和阐释，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叙述者的立场和时代烙印。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写作可以放弃对"真实"的追求。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历史叙述具有塑造集体记忆、影响政治认同的强大力量，历史书写才更需要恪守伦理底线。

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曾提出"如实直书"的理想，这一理想虽然在后现代史学中受到质疑，但其核心精神——即历史研究应以可验证的史料为基础，以严谨的方法为工具——仍然是史学区别于神话、传说和宣传的根本标志。当一部作品以"历史"之名行"宣传"之实，以"纪实"之名行"编造"之实，它不仅欺骗了读者，更侵蚀了历史学科作为一门知识活动的公共信任。

党史写作尤其需要这种伦理自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二十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涉及数千万人的命运、涉及战争与革命、涉及理想与背叛、涉及胜利与苦难。这段历史值得被严肃地研究、诚实地书写，而不是被简化为一部"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颂歌。真正的"辉煌"，不应建立在沙滩上，而应建立在扎实的史实和真诚的反思之上。

七、结语

如何看待金一南的《苦难辉煌》？答案取决于我们站在何种立场、使用何种标准。

如果站在"政治宣传"的立场，它无疑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它激发了政治认同，满足了情感需求，获得了体制背书，创造了市场奇迹。但如果站在"历史研究"的立场，它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它错抄误读、编造剽窃，以文学想象代替史实考证，以激情议论代替冷静分析，以体制背书代替学术检验。

杨奎松的"四个不可"，不仅是对一部书的批评，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追问：当历史书写被权力逻辑绑架，当学术标准被政治需求取代，当公共史学沦为宣传工具，我们还能否拥有真实的历史？还能否从历史中汲取真正的智慧？

《苦难辉煌》的发行量可能会继续攀升，被组织学习的读者可能会继续增加，但杨奎松的批评不会消失。它像一根刺，扎在当代中国党史写作的肌体上，提醒着每一个严肃的历史书写者和历史读者：辉煌可以书写，但不应建在沙滩上；苦难值得铭记，但不应被随意编排。历史的尊严，在于它对真实的忠诚——这种忠诚，不因权力的背书而增强，也不因市场的冷落而减弱。

参考文献

金一南. 苦难辉煌[M]. 北京：华艺出版社，2009.

杨奎松.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杨奎松. "辉煌"莫建沙滩上——对《苦难辉煌》一书的正误与批评[N]. 南方都市报，2011.

罗志田. 历史记忆与历史叙述[J]. 近代史研究，2000(2).

邓野. 党史研究的学术规范与政治边界[J]. 开放时代，2012(5).

钱乘旦. 公共史学与历史教育[J]. 历史教学，2015(8).

（全文约5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