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开低走的陈昌浩，职位高过彭、林曾与周恩来平级

1905年10月16日，陈昌浩出生在湖北汉阳农村，家境尚可。他天资聪慧，又勤奋好学，从私塾、小学、中学到大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是老师眼中的三好学生，学生眼中的学霸。

1926年，北伐军到达武汉，此时在武昌高等师范读书的他受其影响决心参加革命。后与志同道合的同学到乡下秘密组织农民协会，宣传反帝反封建，鼓舞农民斗争，支持北伐战争，并加入共青团。

大革命失败后，陈昌浩于1927年9月，经党组织选派，离别已怀胎数月的妻子刘秀贞和长子陈祖泽（核工业技术专家，核动力运行研究所首任所长）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临别前，陈昌浩为妻子腹中的孩子取名“洋生”，意为“父亲刘洋之际出生”，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二汽创建人之一——陈祖涛。

到苏联后不久，经党组织严格考察，陈昌浩成为中共预备党员，与张闻天、秦邦宪等人同为中共在苏联的“二十八宿”之一。三年后，陈昌浩学成归国，在上海继续从事青年团地下工作。

1931年4月，受党中央派遣，陈昌浩由上海乘船前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少共特委书记。

  同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当时，我党军队的指挥体系以“党指挥枪”为根本原则，故而陈昌浩实际上就是这支劲旅的直接指挥者。

 (张国焘以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代表中央主持红四方面军及根据地的全面工作，是党、政、军的最高主要领导人和实际主宰者，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被称为“张主席”，享有绝对的军政大权和权威。)

  担任红四方面军政委时，陈昌浩年仅25岁。红四方面军可是与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并列的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陈昌浩虽为一军统帅，却常常身先士卒，带着战友冲锋在最前线，多次粉碎敌人的战略意图，挫败敌人的险恶阴谋。

  1931年12月的黄安（今红安）之战，陈昌浩身先士卒，冒着飞行员随时可能叛变风险，乘坐着我军在1930年2月于四川军阀刘湘手中缴获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向黄安城内敌师部投下了数捆迫击炮弹和大量宣传单，炸得敌人狼狈逃窜的同时，也从心理上彻底摧垮敌人防线。陈昌浩的英勇行为，使我军很快歼灭城中敌人，攻克黄安城。

 1932年10月，在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之十分不利局面下，陈昌浩临危不乱，镇定自若，和徐向前带着红四方面军进军秦岭、大巴山区。

  之后，陈昌浩和徐向前以游击战术多次击败前来围堵的敌人，并趁机攻克川东北数县。在连克川东北数座重镇后，陈徐二人便以这数县为根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

  建立革命根据地后，红四方面军在陈徐指挥下稳扎稳打，不但稳固现有根据地，还不断扩大根据地范围，至1935年3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就成为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

  根据地不断扩大的同时，红四方面军的实力也不断增强，由原有的四个师扩编为4个军，总兵力达到5万。

  由此可见，陈昌浩确如原红四方面军干部何福圣所说，他就是“军神”。

  1939年8月27日，陈昌浩因身体原因，和二儿子陈祖涛随周总理前往苏联疗养。这一去，便是旅居苏联13年。11月，陈昌浩抵达他曾经生活过三年的莫斯科，在这里开始治疗严重的胃溃疡。

  陈祖涛则进入国际儿童院学习。周总理、陈昌浩一行来苏联，受到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苏联的一切费用也都由共产国际负责。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军的“闪电战”使苏军猝不及防下，被打得节节败退，一路溃败。

 连战连捷的德军，很快就在1942年6月打到了苏联中央地区通往南方重要经济区域的交通咽喉斯大林格勒。德军“闪电战”开始时，陈昌浩随同大批被紧急疏散的人员来到了中亚共和国一个叫科坎加的小镇。

  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重要人物，当然在这战乱面前也没有人会过多关注身边人在此前是何身份。此时，大家都在为能活着这一近乎最低底线的想法而奔波着，根本无暇他顾。

  来到科坎加后，陈昌浩被苏联政府安排到一家采石场工作，当了一名采石工人。对此，陈昌浩没有任何怨言，更没有任何不满，他深知采石工作也是为反法西斯战争作贡献，并间接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贡献，所以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1942年冬，就在陈昌浩期盼着能接到国内征召其回国的命令时，他接到了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

  因为仍没有接到回国的命令，加之翻译工作也是在为反法西斯战争作贡献，所以他很快穿上苏联红军军装，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在苏军与德军的战斗前线，陈昌浩挖过战壕，冲过前线，表现得十分英勇。战后，表现英勇的陈昌浩赢得苏军盛赞，获得苏联颁发的“卫国战争奖章”。

  1943年，随着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经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议，鉴于陈昌浩俄文水平非常高，苏共中央把陈昌浩调回苏联，安排他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从事翻译工作。

 自此，陈昌浩正式开始了自己长达三十余年的翻译生涯。苏联从事翻译期间，他翻译大量马列著作，包括《近代世界革命史》、《列宁文集》等。他还翻译一部在中俄字典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辞典——《俄华辞典》，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俄华字典。这部字典，陈昌浩花费了数年时间编著而成，其优点就是简单明了，十分方便初学者使用。

  《俄华辞典》一经出版，便受到了广大学中文、学俄文的读者的强烈喜爱。

   当时，《俄华辞典》刚刚出版，一次就有四十万册运往中国，成为当时中国人学习俄语的必备书籍。对于这部辞典，苏联政府也给出了非常高的评价。

   兢兢业业从事翻译工作，为中苏两国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陈昌浩始终怀揣着报效祖国的中心愿。

  二战胜利后，他多次给党中央写信，希望能早点回国参加工作，但都因各种情况而搁置。

  谈起过去涕泪长流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不久，蔡畅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留学苏联的儿子陈洋生大学毕业了，回国参加工作。陈洋生回国前，陈昌浩再次嘱咐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

  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离开祖国10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

出于战友情谊，一改往日的低调，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破例为老战友陈昌浩大摆家宴，邀请了王树声、周纯全、李先念、王宏坤、傅钟、洪学智、王建安、詹才芳、秦基伟、张震、刘华清、黄火青、张琴秋等几十位在京工作的原红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前来欢迎分别多年的“老首长”。

  第二天，陈昌浩迫不及待找到中央组织部的安子文汇报，希望党组织能早点给他安排工作，并表示无论什么工作都可以，只要能参加报效祖国就行。接着又向刘少奇、朱德谈认识，表决心，一片赤诚。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陈昌浩先到东北参观祖国建设新貌和日本侵华遗迹。

  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这是他人生的巅峰。这巅峰上下染着烟火和血色，也是他难以洗雪的耻辱之柱。此时在昔日的老战友徐向前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回国之初，由于工作岗位迟迟未定，闲来无事，陈昌浩便去张琴秋家串门。张琴秋夫妻以礼相待，并将陈昌浩对未来工作的想法转告党中央负责同志。后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又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回国后的陈昌浩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陈昌浩在武汉与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声音嘶哑，热泪长流。

  他痛心疾首地说：“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二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10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当我想到这些英灵，犹如万箭穿心……”

  “我过去对不起毛主席，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错误，西路军时打了败仗，但党中央毛主席宽大了我，让我学习，我回国以来，先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初回国时的情况，我在教学中可以系统总结一下我的经验教训，继续摈弃一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理论队伍。后来调我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真正是搞我的老本行了，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在和平建设时期，能够得到这样的任用是不错的，我这是肺腑之言，绝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

　回国之初，由于工作岗位迟迟未定，闲来无事，陈昌浩便去张琴秋家串门。张琴秋夫妻以礼相待，并将陈昌浩对未来工作的想法转告党中央负责同志。

  1952年6月，陈昌浩被分配到马列学院任副教育长，管理学院的同时也负责讲课。次年1月，中共中央编译局成立，由于陈昌浩在苏联时就是从事翻译工作，所以他被任命为新成立的编译局的副局长，主要工作就是负责翻译马列著作。

  这一干就是14年，期间他主持翻译了《斯大林全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等多部马列经典著作。

  1962年5月，因身体原因，陈昌浩回湖北原籍休养，休养的同时他仍不忘指导着编译局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

 5年后，即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因病逝世，终年61岁。

  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徐向前主持，李先念、王震等500多人参加。

 中共中央的悼词说：

  陈昌浩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

  因为种种原因，陈昌浩的后半生很是“平淡”，甚至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但是他的后人却个个都是英才。同时，他的前妻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开国元勋。

  陈昌浩第二任妻子，就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部长，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琴秋。

  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党内，张琴秋的地位都非常高。

  她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党员，1924年入党，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四年加入的；她也是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陈赓、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高级将领都曾是她的部下。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她因为离开部队而没有被授衔，但是在党和军队内，其是公认的红军级别最高的女将领，并被写入了权威的军事著作之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

  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著述的陈昌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了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格兰娜生的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

 1967年7月30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这年，他61岁。

 13年后，陈昌浩的名誉得以恢复。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