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骨到殷商：甲骨文究竟是谁发现的？
2026-8-27
说起甲骨文的发现，后来最流行的故事几乎人人皆知：1899年，清朝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患病，家人到药铺买药，偶然发现所谓龙骨上刻着奇怪的文字。于是，中国最重要的古文字材料之一，就这样被发现了。
所谓发现甲骨文，其实至少包含三个不同的动作：1）发现地下的甲骨，2）发现甲骨上的文字，3）确认这些文字属于殷商。前一个动作发生在小屯的地下，第二个动作以王懿荣为关键人物；第三个动作，则是在罗振玉、孙诒让等人的考释和研究中逐渐完成的。
可是，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那么问题来了：在王懿荣之前，中国人难道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所谓的龙骨吗？
谭爱美（Amy Tan）的小说《正骨匠的女儿》（The Bonesetter's Daughter）倒是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学想象。小说中说，主人公宝姨的祖先从宋代起就世代从事正骨，并且早已知道一种特别的龙骨：
九百多年来，宝姨的祖上一直从事正骨治疗……他们还建立了寻找最好龙骨的秘密地点，一个叫做猴颌的地方。是宋代的一位祖先最早在山里干涸的河床最深的峡谷中发现了这个洞穴。以后每一代人都接下来挖啊挖，越挖越深……。
谭爱美当然不是在写甲骨文发现史，她写的是一个正骨世家的传奇。但这个虚构故事恰好提出了一个历史问题：如果龙骨本身可以作为药材，那么1899年以前，中国人当然可能早已见过、挖过、买过、用过这种东西。只是他们看到的是龙骨，而不是甲骨文。
我们小时候，老家还有一种叫化石猴的东西，是从外乡买来的，据说可以用来消炎。如今想来，它或许就是民间所说的某类龙骨。当然，这只是个人记忆，不能拿来证明甲骨文发现史。
所以，1899年究竟发现了什么？
如果翻一翻清末徐珂所著的《清稗类钞》，事情就更加有意思了。《清稗类钞》中有两则材料，分别题为《刘铁云藏龟甲牛骨》和《罗叔蕴藏龟甲牛骨》。一则讲甲骨如何被发现、流入古董市场并成为收藏；另一则讲这些刻在龟甲牛骨上的文字，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被辨认为殷商遗物。
把两则材料放在一起看，甲骨文的发现，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逐渐认识的过程。
首先，《刘铁云藏龟甲牛骨》开头写道：
光绪己亥，河南安阳县四五里之小屯，有乡人见地坟起，掘之，得龟甲，与泥相黏，结成团。浸水中，或数日，或月馀，始渐离析。然后置之盆盎，以水荡涤之，可两三月，文字始得毕现。同时所出，并有牛胫骨，颇坚致。龟甲一种，色黄者稍坚，色白者略触即碎，不易拓也。龟甲既出土，为山左贾人所得，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有范某者，挟百馀片走京师，自炫以求售。王文敏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未几，拳乱起，文敏殉难。壬寅，其哲嗣翰甫观察季烈售所藏，偿夙逋。龟甲最后出，计千馀片，为定海方药雨所得。范别有三百馀片，则以归刘铁云。赵又为奔走齐、鲁、赵、魏之邦，凡一年，前后收得三千馀片。丙午、丁未间，又屡有所获。总计所藏，约有一万五千馀片，惟其后时有散佚，迄宣统辛亥，则所存者仅八千馀片矣。
这里的光绪己亥，就是世纪之末的1899年，也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然而徐珂笔下的场景，与后来那个药铺发现龙骨的故事完全不同。没有药铺，没有抓药。也没有一个突然发现文字的传奇时刻。这和王懿荣因病买药，发现龙骨上有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
甲骨刚出土的时候，根本不是今天博物馆里干干净净、一片片摆在展柜里的样子，而是一团团带着泥土的废骨头。这才比较符合一件古物最初被发现时的状态。农民挖出来的，只是一堆龟甲牛骨。他们并不知道，那上面刻着的是三千多年前商王的占卜记录，更不会知道，这些东西后来会被称为甲骨文。接下来，它们才进入古董市场：
这里的王文敏，就是王懿荣。刘铁云，就是刘鹗，后来以《老残游记》和《铁云藏龟》闻名。范某就是范维卿，赵执斋也是古董商人。方药雨，通常指方若。于是，按照徐珂所记录的线索，甲骨的早期流传过程大致是：小屯农民挖出 → 山东古董商收购 → 范维卿携甲骨进京 → 王懿荣高价购藏，此后赵执斋等继续大量搜集。王懿荣在其中当然极为重要，但至少从徐珂的记录来看，他并不是第一个见到甲骨的人，更不是把甲骨从地下挖出来的人。他是最早认识到这些东西具有特殊价值，并大量收藏的人。
王懿荣并不是偶然看见几片龙骨便突然灵光一现的普通官员。他本来就是晚清重要的金石收藏家，与潘祖荫、陈介祺、吴大澂、张之洞等金石学家多有交往，长期浸淫于钟鼎、碑刻、古钱、瓦当等古文字材料之中。也正因为如此，当范维卿将带有刻辞的龟甲带到北京时，他能够意识到这些看似普通的骨片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不久，庚子之乱爆发，王懿荣殉难，他所收藏的甲骨又继续流散。其子出售藏品偿债，其中一部分流入方若之手，另一部分则到了刘鹗手中，中间人是王孝禹。刘鹗此后继续大量收集：前后收得三千馀片。丙午、丁未间，又屡有所获。总计所藏，约有一万五千馀片。继王懿荣之后，又一位大量收藏龟甲骨片的，就是《老残游记》的作者，江苏丹徒人刘鹗，他真正的历史地位，在于大规模收藏、整理和传播。刘鹗后来出版的《铁云藏龟》，使原本主要在收藏圈中流转的甲骨材料，开始进入更广泛的学术视野。
其次，面对这些龟甲牛骨，晚清的金石学家首先意识到，他们看到的可能是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
毛锥之前为漆书，漆书之前为刀笔。小篆□字，漆书笔也，以手持□象注，漆形。盖汉人犹得见古漆书，若刀笔，无见之者矣。是以许叔重于古籀文，必资山川所出之彝鼎。不意二千馀年后之人，转得目睹殷人刀笔文字也。以六书之恉推求钟鼎，多不合，再以钟鼎体势推求龟甲之文，又多不合，盖去上古愈远，文字愈难推求耳。。。。。。铁云以示罗叔蕴，叔蕴乃从而论之曰：金石之学，至本朝而极盛。咸、同以降，山川所出瓌宝日益众，如古陶器、古金钣、古泥封之类，为从来考古家所未见。至光绪己亥，而龟甲牛骨迺出焉。此物为唐、宋以来载籍之所未道，不仅其文字有裨六书，且可考证经史也。。。。。可知三代时，我国久用骨卜，特书阙有间耳。此又可补经史之脱佚者四也。至其文字之缔造，与篆书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无疑，为龟甲、牛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确证。且证之经史，亦有定其为夏、商而非周者。。。。。。周人之卜，一龟不仅用一次。今迳刻辞于龟，其为一用即不再用可知。此均足为夏、殷之龟而非周龟之确证，铁案如山，不可移易焉矣。
他们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这些东西究竟属于哪个时代。但他们已经意识到，这批材料的意义不仅在文字本身。一方面，它可以补充汉字文字发展的历史。另一方面，它甚至可能用来重新检验传统史书。
第三，《清稗类钞》的第二则《罗叔蕴藏龟甲牛骨》，重点已经从发现和收藏，转向了鉴定和考证。这里的罗叔蕴，就是罗振玉。徐珂写道：
罗叔蕴知刘铁云藏有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因怂恿铁云拓墨，为选千纸付影印，并就《周礼》、《史记》所载，为之考证，复经瑞安孙仲容主政贻让、日本林泰辅学士相与考订，援据赅博。未几，而叔蕴又以退食馀晷，尽发所藏拓本，更从估人之来自中州者，博观龟甲、牛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枚藏之。并询知发见之地为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其地固武乙之墟也，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馀，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其文字虽简略，然可正史家之违失，考小学之源流，求古代之卜法，盖实殷、商之贞卜文字也。。。。。。叔蕴所藏龟甲、牛骨，凡三万馀片，有钻有凿。钻形圆，凿形椭圆。又有钻而复凿者。盖灼处欲其薄，乃易坼也。大率龟甲皆凿，未见有钻者。牛骨则钻者十之一，凿者十之九。
这段记录非常重要。刘鹗收藏了大量甲骨，如果只是把它们锁在家里，它们仍然只是古董。罗振玉所推动的，则是把甲骨拓下来、印出来，让更多学者能够研究。于是，孙诒让、日本学者林泰辅等人也参与了考释。罗振玉自己则继续从来自河南的古董商那里广泛观察甲骨：博观龟甲、牛骨数千枚，选其尤殊者七百枚藏之。而真正的关键突破是：
并询知发见之地为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其地固武乙之墟也，又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馀，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
这几句话，几乎就是甲骨文身份被真正确认的关键。真正让这些甲骨获得明确历史身份的，不只是看见上面有字，而是把文字、出土地和文献记载联系起来。一方面，知道了它的出土地：河南安阳小屯。另一方面，又从刻辞中辨认出了殷帝王名谥十余。于是，原来那些身份不明的龟甲牛骨，终于可以被明确地认识为殷室王朝之遗物。
也就是说，罗振玉等人所完成的，不只是认出上面有字，而是进一步确认：这是殷商王朝留下的占卜文字。从这一刻开始，这些原本作为古董收藏和流通的龟甲牛骨，终于有了明确的历史身份。它们不再只是身份不明的古物，而被确认是殷商王朝留下的卜辞。
可是后来，为了方便叙述，国人写史，往往喜欢找一个代表人物。于是，甲骨文的发现，被浓缩成了：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
八个字，干净利落，春秋笔法。
至于此前是谁挖出来的、谁收购的、谁带到北京的，后来又是谁收藏、拓印、出版、考释，统统可以压缩到脚注里面。于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就变成了一个人的传奇。而药铺买药发现龙骨的故事，又比山东古董商收购、范维卿携甲骨进京、王懿荣收藏、刘鹗拓印、罗振玉考释好讲得多。
于是，故事胜过了档案，传奇胜过了过程。
这样说当然不能算完全错误。王懿荣确实是甲骨文发现史上的关键人物。但如果把徐珂《清稗类钞》的两则材料放在一起，事情显然比这个故事复杂得多。
所以，我反倒觉得谭爱美小说中那个宋代正骨匠发现龙骨的故事，很有意思。它当然不是甲骨文发现史的证据。但它提醒我们：发现甲骨和发现甲骨文，本来就是两回事。
中国人可能早已认识龙骨这种东西，只是同样是一块骨头，不同的人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正骨匠发现的是龙骨，王懿荣发现的是文字，罗振玉等人发现的，则是文字背后的殷商。
而更重要的是，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终于从这些文字里认出了一个已经消失三千多年的世界。
从龙骨到甲骨，从甲骨到甲骨文，从甲骨文到殷商历史，这才是甲骨文真正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