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辈儿传奇 之 翁同龢与张之洞
2026-8-25
翁万戈（1918-2020）享年过百岁，临终捐赠波士顿美术馆古物无数。他的曾叔祖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也是晚清著名的金石书画收藏家。只是传说之中，这位学富五车、嗜古成癖的帝师，也曾经打过眼。徐珂（1869-1928）在《清稗类钞》中有一则《翁叔平得伪瓷瓶》：
翁叔平嗜古成癖，生平搜罗金石、鼎彝之属甚富。柄政时，有贾人赍古瓶一具求售，翁视之，古色斑斓，而其质甚轻，疑是秦、汉以上物。问其值，索三千金，还以半数，不允，欲持去。翁把玩不释手，卒以二千金购得。大喜过望，亟为贮水养花，置酒邀宾，相与赏玩。酒数巡，一客起近瓶侧，谛视之，讶其渗漏，以手举之，应手断烂。客大骇，细辨瓶质，乃薰染硬纸而成者。众大笑，翁亦爽然自失，急弃之。
一个古色斑斓的瓷瓶，卖家索价三千金，翁同龢讨价还价，最后以两千金成交。买回来之后，先是大喜过望，拿来贮水养花，又摆酒请客共同赏玩。结果酒过数巡，瓶子漏水，一碰就碎，原来竟是薰染做旧的硬纸。这故事当然精彩。
不过，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写完翁同龢，紧接着又讲了另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张文襄得伪瓷瓮》。只不过，这一次，上当的是晚清另一位大名人，香帅张之洞（1837-1909）：
光绪中，张文襄以鄂督入觐，留京师，偶游琉璃厂，瞥见一古董店装潢雅致，驻足流览。庭陈一巨瓮，为陶制者，形奇诡，色斑斓，映以玻璃大镜屏，光怪陆离，绚烂夺目。谛视之，四周皆篆籀文如蝌蚪，不可猝辨。爱玩不忍释，询其价，则谓为某巨宦故物，特藉以陈设，非卖品也，怅怅归。逾数日，文襄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观之，亦决为古代物，又欲得之，令肆主往商。未几，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三千金，文襄难之。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数四，始以二千金获之。舁回，命工拓印数百张，分赠僚友。置之庭，注水满中，蓄金鱼数尾。仆从或以刀试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旦起视之，则篆籀文斑驳痕化为乌有矣。盖向之苍然而古者，纸也，黝然而泽者，蜡也，骨董鬼伪饰以欺人者也。
故事换了主角，也换了器物。翁同龢买的是瓶，张之洞买的是瓮；翁同龢拿来养花，张之洞拿来养鱼；翁同龢的瓶子一碰就碎，张之洞的瓮经过一夜雷雨，身上的古文字全被雨水冲掉。可是，有一个细节却几乎原封不动：卖家索价三千金，买家还价，最后两千金成交。一个故事，还可以说是偶然。
两个故事，主人公都是晚清最有名的高官，情节又如此相似，就不能不让人有一点儿怀疑了。
张之洞是什么狠角色？连轰动一时的假光绪都能够一眼识别，沉着应对，咔嚓了事。这样的香帅，居然会在琉璃厂栽在一个古董贩子手里，被一个纸糊的瓦罐骗走两千金？
翁同龢和张之洞在书法上的地位，自不待言。至于瓷器鉴赏，是否真有故事中说的那样不堪？也许还有别的解释，甚至不排除政敌流言、京师传闻的可能。对于翁同龢和张之洞，徐珂也并非全无敬意，他曾称赞翁同龢的书法不拘一格，为乾嘉以后一人而已。
常熟翁叔平相國同龢，書法不拘一格，為嘉、乾以後一人，說者謂相國生平，雖瓣香翁覃谿、錢南園，然晚年造詣，實遠出覃谿、南園之上，論國朝書家，劉石庵外，當無其匹，非過論也。光緒戊戌以後，靜居禪悅，無意求工，而超逸更甚，署款曰瓶居士，曰松禪，曰天放閑人。張文襄書法東坡，其總兩湖日，頗有以工書而被羅致者。於是漢陽江上，黃鶴磯邊，干祿冒進之流，稍能執筆，無不規仿蘇體，而蘇字集刻，亦於其時稱極盛矣。
更有意思的是，无论翁同龢还是张之洞，在后世留下的形象，都不是富可敌国的巨宦。《清史稿》称张之洞：
之洞短身巨髯，风仪峻整。莅官所至，必有兴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爱才好客，名流文士争趋之。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
张之洞长期主持洋务，兴办实业，位高权重。翁同龢先后为同治、光绪两帝之师，晚年被逐出朝廷。后世谈起翁同龢，也多有清廉、家无馀资之说。而《清史稿》对他的记载，则主要着眼于其政治经历与书法成就：
同龢久侍讲帏，参机务，遇事专断。与左右时有争执，群责怙权。晚遭谗沮，几获不测，遂斥逐以终。著有瓶庐诗稿八卷、文稿二十卷。其书法自成一家，尤为世所宗云。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两位后来都以家无馀财著称的清官，是否真能轻易拿出两千金，只为了买一件古董？当然，不能因为他们身后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就断定他们生前绝无两千金的购买能力。清代官员的俸禄、养廉、家产、借贷乃至幕友、家人代为周转，都可能使这个问题远比清官有没有钱复杂得多。但两个故事中，偏偏又出现了同样的价格：三千金索价，两千金成交。这就很难不让人追问：这究竟是两个独立发生的历史事实，还是晚清古董圈里流传下来的两则名人上当传奇？抑或根本就是张冠李戴，以讹传讹？
而翁同龢本人留下的文字，倒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条颇有意思的线索。
翁同龢四世三公，三巡抚，两帝师，两状元，历代都酷爱收藏书画，传承有序。他甚至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自恨好画成癖，犯多欲之戒，言辞间颇有自我警戒之意。然而说归说，面对心仪的书画，他依旧欲罢不能，毫无免疫力。正如他在《题王麓台〈富春山图〉卷，次张鹿樵丈韵》中所说：
我生爱书兼爱画，不惜倾囊与倒囷。
这倒很像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嘴上说戒，手上却不停。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实际留下的收藏交易记录，似乎也没有那么壕。例如王原祁传世名作《杜甫诗意图轴》，翁同龢曾从琉璃厂购得，连同董其昌、戴本孝的两件画册在内，总价不过三百两。
一个真正嗜画成癖、甚至不惜倾囊的收藏家，面对王原祁这样的名家作品，三件东西加起来才花三百两；如今《清稗类钞》却说，他面对一个来历不明、自己还只是疑是秦、汉以上物的古瓶，竟然毫不犹豫地花两千金买下。
这笔账，至少值得再打一遍眼。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翁同龢绝不可能花两千金买古董，不同古物的价格不能简单横比，两千金究竟相当于多少银两，也还需要结合当时的金价、银价和具体语境考证。但从翁同龢本人留下的收藏文字和交易记录来看，这个数字确实显得格外扎眼。
如此一来，《翁叔平得伪瓷瓶》就更有意思了：故事里的破绽，也许不只在那只最后遇水即烂的纸瓶上，还在那两千金的价格上。
古玩行里最好的故事，从来不只是某件东西是真是假，而是谁被骗了。普通人买了一件假瓶子，最多叫交学费；翁同龢买了，便成了《翁叔平得伪瓷瓶》；张之洞买了，又成了《张文襄得伪瓷瓮》。东西是真是假，也许还可以考证；故事能流传下来，却首先因为被骗的人足够有名。
这样的故事，后来在张大千的真假字画中也屡见不鲜。
张大千称自己是石涛再生。据说画家陈半丁收藏的石涛精品册页，也是张大千所画；他用假石涛换了石涛鉴定专家黄宾虹一幅真石涛。他伪造的梁楷《睡猿图》，骗过了吴湖帆、叶恭绰等鉴赏家。上海地皮大王程霖生因专收石涛作品称雄收藏界，可张大千私下对好友说：程霖生收藏的一百幅石涛画，十之七八都是我画的。
古玩行里最值钱的，有时候不是古董，而是故事。而故事中最值钱的，也未必是东西本身是真的，反倒可能是：这东西虽然是假的，可连翁同龢、张之洞、黄宾虹、陈半丁这样的名家都没有看出来。
古董有真假，故事也有真假。鉴定古董会打眼，阅读那些关于古董的传奇，恐怕也一样会打眼。
至于翁同龢的两千金，到底买回来的是一只纸瓶，张之洞的两千金，到底买回来的是一个纸瓮，还是两则后来越传越圆的晚清段子，恐怕也值得我们，再打一次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