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更多层面审视川普政府为什么对美国名校下重手
美国正在重新定义大学的身份。过去，大学主要被理解成一个开放的知识生产系统；今天，它越来越被当成国家科技竞争体系一部分。过去美国担心教授有没有偷偷拿外国钱，今天担心整个大学是否成为技术、人才、数据向战略竞争对手流动的通道
老高按：川普两届总统任期内，都与大学尤其是名校的关系疙疙瘩瘩，有好几次双方动了肝火，对簿公堂。过去我解读为美国校园左派麇集，大牌教授动见观瞻，自然让川普很不爽；双方闹出风波时，尽管我并不一概认同大学的立场和说辞，但我更盯紧的是学术自由是不是受到政治权力的粗暴干预。
这些都没错。但是前天读到李志德在《翰墨中国》的文章《美国政府为什么向大学开刀》，才发现我过去想的简单了，这类事有更复杂的因素，不可不察。向各位推荐此文！
文中数次提到“GAO报告”，这个“GAO”是什么机构，恕我驽钝，不明所以。用Google查，可能是指“美国政府问责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简称GAO），成立于1921年，原名“美国总审计局”（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简称也是GAO），2004年改为现名。我查得对不对？请识者指教！
美国政府为什么向大学开刀
李志德，翰墨中国 Aug 21, 2026
2026年8月17日，美国五角大楼突然把30所大学拉进了一场只有两个星期准备时间的“大体检”。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康奈尔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纽约大学等都在名单上。它们被要求在8月31日前全面审查与外国机构之间的学术、资金和科研关系，重点对象包括美国政府认定存在安全风险的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机构，以及一些与原孔子学院有关的组织。学校还要检查敏感研究和出口管制技术是否可能暴露，并提出整改办法，严重的合作关系可能需要终止。不能完成要求的学校，未来获得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可能受到影响。
五角大楼并没有公开说明这30所大学分别因为什么具体项目进入名单。
一天以后，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公开支持这一行动。他的说法很直接：大学如果接受美国纳税人的钱，就不能一边拿联邦科研经费，一边同美国政府已经认定具有安全风险的外国机构进行科研合作。
看起来，这不过是一轮科研安全检查。事情却没有这么简单。如果把近十年美国科技政策连起来看，就会发现美国正在重新定义大学的身份。过去，大学主要被理解成一个开放的知识生产系统；今天，它越来越被当成国家科技竞争体系的一部分。过去美国担心的是教授有没有偷偷拿外国钱，今天担心的是整个大学有没有成为技术、人才、数据和知识向战略竞争对手流动的通道。这才是“美国政府为什么向大学开刀”背后真正发生的变化。
美国大学早就不只是大学
理解这件事，要从一个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说起：美国最重要的一部分基础研究，本来就是政府出钱、大学来做。2023财年，美国高校研发支出为1088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提供597亿美元，占55％；2024财年，美国高校研发支出进一步增加到1177亿美元。美国大学因此并不只是收学费、教本科生的教育机构，它们也是美国国家创新体系上游最重要的一组实验室。
这套制度有很深的历史。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向美国总统提交《科学：无尽的前沿》，主张联邦政府持续资助大学里的基础研究。1950年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以后，“政府出钱，科学家研究，大学保持相当大的学术自主”逐渐成为美国战后科学制度的一块地基。美国政府相信，基础研究不必每天想着造飞机、造导弹、赚钱，只要让优秀的人自由探索，知识最后会转化成医学、工业、军事和经济优势。
这套制度后来取得的成绩已经不需要多说，问题也恰好出在这里。
20世纪中期，基础研究和军事技术之间还有比较长的距离。到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无人系统、先进材料和半导体时代，这条距离越来越短。一篇看起来完全公开的论文，一套数据，一个算法，一位访问学者掌握的方法，都可能很快进入产业甚至军事系统。于是，一个原来依赖开放而成功的科学体系，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悖论：美国越是把最好的知识放在开放大学里，它的创新能力越强；可美国与中国进入全面科技竞争以后，这种开放本身又被越来越多的安全部门视为漏洞。这不是一个靠“开放好”或者“安全好”就能解决的问题。
把这轮行动简单解释成特朗普政府反大学，会漏掉很长的一段历史。美国对中国科研合作的警惕至少已经持续了近十年。2018年，第一届特朗普政府司法部启动“中国行动计划”，重点调查经济间谍、商业秘密盗窃、外国人才计划以及科研人员未披露中国方面关系的问题。司法部当时称，大约80％的经济间谍起诉涉及可能使中国获益的行为，在商业秘密盗窃案件中约60％存在某种中国关联。
但是，这套方法很快遇到另一个问题。一些学者受到调查后没有被证明犯有间谍罪，大学和亚裔团体开始质疑执法是否把“中国关系”逐渐等同于“中国威胁”。2022年，拜登政府司法部终止了“中国行动计划”这个名称。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奥尔森当时解释得很清楚：来自中国政府的安全威胁是真实的，但以“中国行动计划”统一包装案件，已经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司法部对中国人和华裔研究人员采用了不同标准，也可能在科学界制造寒蝉效应。司法部没有放弃反间谍和科研安全工作，而是把它放进范围更广的“应对国家行为体威胁战略”。
所以，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政府，再到特朗普第二任期，美国政府真正持续下来的不是一个名称，而是一个判断：大学里的国际科研合作已经进入国家安全政策。变化的是手段。早期方法偏向查“人”：这个教授有没有隐瞒外国收入？有没有参加外国人才计划？有没有把技术带走？现在开始查“机构”：大学跟谁合作？谁提供资金？论文跟谁联名？实验室跟谁共建？研究数据谁能看？访问学者从哪里来？学生由谁共同指导？这是性质相当大的变化。
穆勒纳尔今年5月提出的《保护创新与研究免受对手侵害法案》，英文简称SIRA，最能说明这个变化。它目前仍是国会中的提案，并不是已经生效的政府普遍法律。政府出版局的记录显示，H.R. 8901于2026年5月19日提出，并被交给众议院科学、空间与技术委员会。可是看看法案怎样定义“科研合作”，就会发现华盛顿正在把网织得多大。
法案规定，获得联邦科研资助的个人或机构，不得利用这些资金同美国政府限制名单上的外国实体以及与这些实体有关联的个人进行科研合作。 更值得注意的是，“合作”已经不只是两所大学签一份合同。法案明确把共同研究、共同发表论文、数据交换、软件与科研设施共享、联合实验室、访问学者、人员交流以及共同指导学生，都包括进去。 换句话说，过去管理的是“钱有没有流出去”，现在准备管理的是知识关系本身。
而且这不是一张简单的中国大学黑名单。法案引用了商务部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财政部制裁名单、国防部中国军事公司名单、军民融合相关机构名单、通信安全名单、强迫劳动实体名单、生物技术关注名单等多套制度。
法案也留下豁免口子。如果某项合作对美国国家安全十分必要，或者具有明确而且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完成的科学、公共卫生或国家安全价值，联邦机构负责人可以逐案批准，但需要向国会说明理由和风险控制办法。
这套制度背后的逻辑已经很清楚：美国正在从“披露外国关系”走向“限制某些外国关系”。过去的原则是，你可以合作，但要告诉政府；现在的原则越来越接近，有些对象即使全部公开，也不能合作。这是美国科研政策一个很重要的转弯。
为什么现在下重手
一个原因当然是中国。2026年1月，美国政府问责局公布了一份很值得看的报告。它调查了国防部、能源部、NASA、NIH和NSF五个主要科研资助机构。NIH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4年共收到657起“不当外国影响”指控，其中570起涉及中国。这个数字不能解释每一个案件是否成立，却足以说明为什么美国安全机构一直把中国放在研究安全问题的中心。
中国也已经不再是二三十年前那个主要向美国学习技术的国家。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生物技术、新能源、无人机、通信和先进制造，都已经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重要领域。很多技术又具有明显的军民两用性质。实验室里的一项算法，几年以后可能既控制工业机器人，也控制无人作战平台。安全部门面对这种技术时，很难再沿用“民用研究归大学、军事研究归军方”的老办法。
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对大学产生了明显的“信任赤字”。教育部今年公布的外国资金数据称，2025年美国大学申报了8300多笔、总额超过52亿美元的外国赠款和合同，其中来自中国的超过5.28亿美元。这里必须说清楚：外国资金本身并不等于非法资金，更不等于间谍活动。美国《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要求的是达到一定规模以后进行披露，而不是禁止大学接受所有外国资金。
问题在于，美国政府这些年发现部分学校存在迟报、漏报或关系透明度不足，于是政策思路开始发生变化：如果学校自己不能可靠管理外国合作，华盛顿就会替它规定哪些合作能做、哪些不能做。8月13日，也就是这次30校审查开始前几天，众议院两个委员会刚刚发布一份针对哈佛的调查报告，指责哈佛与一些美国政府认为存在中国军方或人权风险的机构保持关系，并建议国会通过SIRA法案。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是国会委员会的调查结论和指控，不等于法院判决。几天以后，哈佛就出现在五角大楼30校名单上，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很难看成完全偶然。
这里必须划一条线。五角大楼到现在没有公开解释每一所学校为什么被选中。美国官员向媒体提供了30校名单，却没有提供逐校证据。美国教育委员会因此提出异议：名单和措辞容易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好像这些大学已经被查出存在违法合作，可不少学校多年来一直在按照联邦要求调整相关项目，而且大学界本身也参与过早期科研安全制度的建设。
这个批评有道理。审计和定罪是两回事，存在中国合作关系也不能自动推出存在技术盗窃。发表一篇中美合著论文，更不能自动推出帮助解放军。真正的风险判断应该看研究内容、合作机构、人员身份、资金关系、技术敏感程度和最终用途。如果把“与中国有关”本身变成风险指标，美国很可能重新走回“中国行动计划”曾经暴露的问题。
今年1月那份GAO报告特别有意思，因为它同时证明了两件看起来互相冲突的事情。一边，涉及中国的不当外国影响案件确实很多；另一边，GAO又发现，五个主要科研机构没有一个真正评估过自己的科研安全制度能否充分防止种族和国籍歧视。就国防部而言，一些透明程序、反歧视培训和领导层承诺仍然只有部分落实或者没有落实。威胁是真的，误伤也是真的。承认其中一个，并不要求否认另一个。
美国真正害怕的是失去未来
如果只把这件事理解成“美国不让大学跟中国合作”，还是太表面。美国真正争夺的是未来技术的时间差。基础研究有一个特点：今天很难知道哪项东西十年以后最重要。激光刚出现时，人们并不知道它后来会进入通信、医疗、制造和武器系统。互联网最早也不是为了今天的电商、短视频和人工智能而设计。
这意味着国家安全部门面对前沿科研时有天然焦虑：等一个技术已经证明有战略价值，再去保护，可能已经晚了。所以美国政策正在向“提前设防”移动。这可以理解，却也有一个很大的副作用。美国过去为什么能够长期吸引世界最好的科学家？原因当然包括工资、实验室和资本，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东西：开放。
GAO在今年的报告中也承认，美国成为全球科研强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吸收国际人才和国际合作。美国国家科学院的研究安全项目同样提醒，“中国行动计划”等措施曾让一些外国科研人才感到美国科研环境不再友好，而开放交流本身又是美国科技创新优势的一部分。于是美国现在面对一个真正的安全困境：门开得太大，可能发生技术外流；门关得太紧，人才也可能不来了，而人才本身就是技术。
这就是为什么科研安全不能简单复制军事基地的保密制度。一所大学如果最后变成一个所有外国人都需要被怀疑的巨大保密单位，它可能非常安全，却也可能不再是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当然，这轮行动也不能完全从特朗普政府与大学的政治冲突中剥离出来。第二任特朗普政府与哈佛等精英大学已经在联邦经费、招生、校园治理和其他问题上发生多轮冲突。美联社在报道此次30校审计时，也把它放在政府对哈佛持续展开多项调查的大背景下。
所以，有两种简单解释都不够。一种说，这是特朗普借“中国安全”打击不喜欢的自由派大学；另一种说，这完全是与党派无关的纯粹国家安全执法。现实落在两者之间。研究安全问题跨越了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也获得国会长期支持，它不是2026年突然创造出来的政治口号；但第二任特朗普政府明显更愿意使用联邦资金作为杠杆，把原来渐进、分散的安全要求变成期限很短、后果很明确的机构性压力。也就是说，问题本身有真实的国家安全基础，执行方式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前政治环境影响。区分这两件事，才能真正看懂美国。
这30所学校最后有多少项目被取消，现在不知道；SIRA能不能通过国会，现在也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已经发生了：美国大学和联邦政府之间那份延续七十多年的默契正在被重新书写。
过去的大致模式是：政府提供经费，大学创造知识，科学共同体决定研究方向，成果尽可能公开，优秀人才从全世界流入美国。新的模式越来越像：政府仍然提供经费，但同时决定哪些外国机构不能进入科研网络，大学需要调查资金、人员、论文、数据、软件、联合实验室和学生指导关系，国际合作必须接受国家安全筛选。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大学从此失去自由，它意味着美国正在从开放科学时代进入选择性开放时代。
真正值得中国观察的，也正在这里。这不是简单的“美国开始排斥中国”。美国正在把大学、芯片、人工智能、投资、贸易、数据和人才逐渐放进同一张国家安全地图。过去中美竞争主要发生在关税、企业和军工领域，现在已经进入实验室、论文作者名单和博士生导师关系，竞争正在向知识生产的最上游移动。
对美国来说，最大的考验是能不能把真正危险的合作切断，同时又不摧毁使美国成为科技强国的开放制度。如果它把安全做成国籍审查，把实体清单无限扩大，把所有中国学者都变成潜在风险，美国可能保护了一些技术，却伤害自己的创新能力。对大学来说，也不能继续把“学术自由”理解成对资金来源和合作对象不承担责任。拿联邦的钱，就意味着纳税人有权要求透明；研究具有明显军民两用价值，也不能假装国际政治不存在。
所以，这场争论真正的边界不在“要不要科研安全”，而在安全应该精确到什么程度：以行为为标准，还是以身份为标准？针对具体机构，还是针对整个国家？要求披露，还是直接禁止？发现风险以后允许整改，还是取消经费？大学有没有申辩权？限制名单由谁制定，又怎样退出？这些问题决定美国是在建立一套更成熟的科研安全制度，还是在把大学拖进一场不断扩大的政治安全化运动。
1945年的美国相信，科学是一片“无尽的前沿”。八十多年以后，美国没有放弃这个信念，只是第一次如此认真地问：前沿的大门究竟应该向谁打开？而这个问题一旦由五角大楼开始回答，美国大学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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