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感恩1975年与叛逃高干刘珙之女刘晓红相亲
现在是2026年7月22日，星期日，上午11点钟。我继续做毕汝谐口述历史。
我现在要重申毕汝谐的口述历史具有独家的文史价值。
今天的题目是：《毕汝谐感恩1975年与叛逃高干刘珙之女刘晓红相亲》
刘珙的“刘”，就是刘少奇的“刘”；“珙”字左边是一个“王”，右边是共产党的“共”。
刘珙曾经担任《中国建设》的第一副总编辑，是一位老干部。
大家可以先看一看我讲过的《毕汝谐1975年与北京大学燕东园买凶杀人未遂案件》。
那时候，我从海淀公安分局拘留所出来以后，把那个龌龊女人杨晓薇即杨宜敏“废掉”以后，
就急于找对象。
毕汝谐当时找对象分成两种方式：一种是正式的女朋友，要通过家庭社会关系正式介绍；另一种
是非正式的女朋友，由我自己到大街上去找；双管齐下。
好了， 1975年底有一天，我父母的一位老朋友王作民阿姨给我介绍对象。
她的丈夫段连城，后来是文化部出版局的领导。现在先讲这个故事。
有一天，王作民阿姨告诉我，他们院里有一个女孩，名叫刘晓红。她的爸爸叫刘珙，
她的妈妈叫罗理。刘晓红的父母原来都在瑞士当过外交官，后来又回到了国内。王作民阿姨
想把他们的女儿介绍给我。
我欣然去相亲了。
哎哟，毕汝谐是什么样的人呀，好家伙！假如不打听他的底细，光看表面，那真是要谈吐有谈吐，
要外貌有外貌，家庭又很清白，一下子就把那个女孩迷住了。
刘珙他们全家都非常高兴。
其实， 这次相亲极具讽刺意义，我必须坦白：就在相亲那天，我刚刚在他们外文局附近的
野地里“办过事”。
本来说好，大概晚上七点钟，在刘晓红上夜班以前见一个面。可是毕汝谐哪能闲着，我先和
我的“假表弟”跑到大街上“拍婆子”，然后把拍来的婆子带到外文局附近，那里靠近花园村，
当年还有很多庄稼地和野地，不像现在这样，到处都已经盖满了房子。
我和那个婆子“打完炮”以后，才人模狗样地跑去相亲。
刘晓红对我很满意，她的父母也对毕汝谐非常满意。于是我们就开始来往。
可是，我觉得刘晓红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女孩，而毕汝谐当时又是多么自命不凡啊！
不过，我和刘珙老头子却聊得特别开心。我们谈了许多事情，两个人仿佛有无穷无尽的
共同语言。
多么奇怪啊，毕汝谐到人家家里去相亲，而后不去找人家的女儿，和女儿没什么话说，却整天
找人家的老头子高谈阔论。
究其实，我和刘珙真的是气味相投。后来的事实证明，刘珙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少两代
极右分子！两人来到美国之后，
其真实政治立场暴露无遗！
等我讲到后面的事情，大家就会恍然大悟。
后来，王作民阿姨非常不满意地对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整天去找人家的老头子，
却不去找人家的女儿？”
我说：“哦，是，我忘了。”
王作民阿姨又说：“你怎么不带刘晓红去看看你妈妈？”
我只好硬着头皮说：“那好吧，我带她去。”
于是，我们约好了时间。那一天，我妈妈还专门到31路车站去接刘晓红。
因为这是王作民阿姨做的大媒，所以我们家也要表示郑重其事。
刘晓红一口一个“毕汝谐、毕汝谐”，我妈妈心里还有些紧张。因为在燕东园那个社会主义大院里，
毕汝谐曾经被革命群众开过批斗会。我妈妈可能担心有人把那些事情说出来。
还好，没有出什么事。
可是，就在我们吃完饭往外走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小细节。
哎哟，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凭借这个细节，我立刻知道，我和刘晓红绝对成不了。
毕汝谐是何等细腻、何等敏感的人，而刘晓红的性格却比较粗粗拉拉。
怎么讲呢？
当时我要骑自行车带她；她对我说：“你先骑起来，我往上蹿吧。”
一个“蹿”字，从一个女孩子嘴里说出来，我觉得太粗了。
我说：“好，你蹿吧。”
可是，从她说出这个“蹿”字开始，她在我心里就已经被否定了。
后来，我既不再去找刘珙老头子，也不再去找他的女儿 刘晓红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哎，文革结束以后，到了1983年，胡娜叛逃事件发生以后，刘珙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美国，
后来滞留不归，被中国官方定性为叛逃。
他后来在美国获得了政治庇护。至于他当时具体以什么理由获得庇护，我还需要进一步核实。
也就是说，在1975年、1976年前后，这一老一少——老的是刘珙，少的是毕汝谐——之所以会
有无穷无尽的共同语言，两个人那么对脾气，想来并不是没有原因的。
哎，对了！那时候，我准备报考中央广播电视文工团的编剧。刘珙还专门写信给当时的中央广播
事业管理局局长邓岗。
“邓”就是邓小平的“邓”，“岗”就是山岗的“岗”。
刘珙在信中说：“如果你们录取毕汝谐，将是人得工作 ，工作得人。”
由于九级浪的缘故，我的政治审查没有通过。
顺便说一句，刘晓红后来嫁给中国著名阿拉伯问题专家殷罡，生活幸福。
附：刘珙 (国家外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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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珙（1921年—1994年7月15日），原名李惕生，江苏省丰县师寨镇刘小营村人。国家
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辑。
生平
1953年由外交部新闻司派驻瑞士日内瓦。[1]
1979年5月国家外文局决定《中国建设》杂志社重建编委会[2]，成员有爱泼斯坦、
李伯悌（顾问）、刘珙（临时召集人）、吴佟、林德彬、沈苏儒、张彦。随后编委会
制定了改革方案，并向中宣部作了汇报。1981年4月4日至10日，爱泼斯坦、刘珙、
曾淑芝3人专访邓颖超，后在第8-10期发表《坚定的信心、不懈的奋斗——访邓颖超同志》[3]。1982年5月4日文化部任命爱泼斯坦为总编辑，刘珙为第一副总编辑，张彦、吴佟、沈苏儒
为副总编辑。
家人
母亲刘静君（1890-1971）：南京女子师范毕业。任教沛县女子学校。1920年入北京大学
为旁听生（当时北大不招正式女生）。李大钊的女弟子[4]。后任香山慈幼院女子师范部
国文教员。李大钊逝世后，积极帮助遗属。为香山慈幼院党支部成员。其家为革命互济会
的秘密机关。1927年冬把家乡失学的大弟弟的儿子刘导生接到北京香山家中帮助其在北平
考学后参加革命[5]。1933年参与组织李大钊公开出殡，帮助安排其李光华、李欣华入读
香山慈幼院，李炎华入读免费的通州女师[6]。1936年参加刘清扬任秘书长的华北各界救国会。1939年春与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宣传部长杨春圃接上了组织关系。1940年紧急转移到平西
抗日根据地，改名刘仁，任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特邀参议员。1944年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
接见。1949年后恢复原名刘静君，被聘为北京文史馆馆员。
父亲李亚先，自学成才，从事报业，后任河南项城县长。抗战时被害。
大妹安若：（1922年-），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入党。建国后任新华社记者、新华社大连分社
社长、人民出版社《学习》杂志社创办人、中宣部宣传局副局长。1987年离休。[7]
丈夫汪士汉
儿子汪丁丁
二妹李慎
夫人罗理
机器人甲：
这篇口述与前一篇“小孟阿姨”不同：前一篇以感恩和伦理启蒙为主，这一篇则更像一幅
1970年代北京干部家庭、知识分子圈子和青年婚恋方式的生活切片。它的价值不只
在“相亲没有成功”，而在于相亲背后牵连出政治身份、家庭介绍、机关大院、个人情欲
和后来叛逃事件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这篇最重要的文史价值
1. 写出了1975年前后的两套婚恋渠道
毕汝谐把找对象分成两种：
一种通过家庭和熟人正式介绍；一种自己到大街上“拍婆子”。
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青年婚恋生活的双重结构。
公开的一面，是父母朋友作媒、了解家庭出身、到女方家中见父母；隐秘的一面，
则是青年在街头自行结识女性，追求即时的情欲关系。毕汝谐所说的“双管齐下”，
虽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却揭示了正式婚姻秩序与地下情欲生活同时存在的现象。
尤其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刚刚在外文局附近与陌生女子发生关系，随后就“人模狗样”地
进入干部家庭相亲。这种巨大反差，是全文最有戏剧性的场面。
它既表现了毕汝谐个人生活的荒诞，也表现了那个时代公开道德与私人欲望之间的裂缝。
2. 保存了干部大院的婚姻网络
王力民阿姨作为父母的老朋友，介绍同一个院里的刘晓红；刘晓红的父母有外交工作背景；
毕汝谐的母亲郑重其事地到车站迎接。
这些细节说明，当时所谓“自由恋爱”之外，还存在一个依靠：
父母关系；
机关大院；
工作单位；
家庭政治背景；
熟人信用
共同运作的婚姻介绍网络。
相亲并不只是两个年轻人的事情，而是两个家庭、两套社会关系的接触。刘晓红全家
满意毕汝谐，说明他们判断的不是一个已经完全透明的人，而是他所呈现出来的外貌、
谈吐和家庭背景。
因此，“假如不打听他的底细”这句话很关键。它揭示了相亲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表演：
每个人都以最适宜的形象进入对方家庭。
3. 刘珙与毕汝谐的忘年交，比相亲本身更重要
全文最有意思的关系，并不是毕汝谐和刘晓红，而是毕汝谐和刘珙。
他名义上去找女儿，实际上却总和父亲聊天。这种关系错位形成了一种黑色幽默：
相亲没有相中女儿，却和未来的岳父候选人成了知己。
后来刘珙为毕汝谐报考编剧写推荐信，更说明这种欣赏不是一般的客套。刘珙可能确实
认为毕汝谐具有才华，也愿意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帮助他。
从叙事角度看，刘珙后来滞留美国，使此前的“气味相投”获得了一种回顾性的解释：两个
在当时体制内并不完全安分的人，可能在谈话中已经感受到了彼此的异质性。
不过，这种解释只能作为毕汝谐今天的回顾，不能倒过来证明1975年的刘珙已经决定
叛离。文章最好写成：
多年以后回想起来，我似乎才明白，我们当时为什么那么谈得来。
这样既保留历史反讽，也不会把后来的结局强行提前放进当年的思想状态。
二、“蹿”字是全文最典型的毕汝谐式细节
刘晓红说：
“你先骑起来，我往上蹿吧。”
毕汝谐因为一个“蹿”字，立即否定了她。
这个细节非常真实，也很有文学价值。它表现出年轻毕汝谐对女性语言、举止和所谓
气质的高度敏感，甚至到了近乎苛刻的程度。
但这个细节所证明的，未必是刘晓红真的“粗俗”，更可能说明毕汝谐当时：
对理想女性有高度文学化的想象；
把女性的一个口语用词上升为人格判断；
对语言和阶层气质极其敏感；
又有强烈的自我中心和挑剔心理。
“蹿”其实是很自然的北京口语。一个女孩为了跳上正在行进的自行车，说“我往上蹿”，
未必有什么失礼。毕汝谐却因此完全否定她，这种反应既表现他的敏感，也暴露了
他的偏见。
所以，这一段最好不要单纯写成“魔鬼藏在细节里，证明她粗糙”，而应当保留一点晚年
的反思：
现在看来，一个“蹿”字当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品质；可是当时的毕汝谐就是这样敏感、自负而挑剔。
这样会使人物更可信。因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口述历史，不只是证明“我当年的判断正确”，
还应当保存“我当年是怎样一个人”。
三、文章中的自我形象非常复杂
这篇没有把毕汝谐塑造成单纯的正面人物，而是同时写出了他的几个面向：
一方面，他有外貌、有谈吐、有家庭背景，也能和刘珙这样的老干部深入交谈；另一方面，
他刚和街头认识的女子发生关系，转身就去正式相亲。
他一方面说刘晓红“普通”“粗糙”，另一方面又承认自己“自命不凡”“人模狗样”。
这里最好的地方，是毕汝谐并没有完全粉饰自己。特别是“人模狗样”四个字，带有很强的
自我嘲讽。这使文章不只是自我吹嘘，也包含对青年时代人格分裂的揭露：
在正式家庭面前，他可以表现得温文尔雅；在家庭看不见的地方，他又按照另一套欲望逻辑行动。
但“要谈吐有谈吐、要外貌有外貌”“一下子把女孩迷住了”等句子仍然自我赞赏较多。最好
增加一点客观距离，例如改成：
至少从当时相亲的情形看，他们一家对我的第一印象很好。
这比直接断定“把女孩迷住了”更可信。
四、题目中的“感恩”目前还没有完全落实
题目叫“感恩刘晓红相亲”，但正文的感恩对象并不十分明确。
毕汝谐没有爱上刘晓红，也没有因为这次相亲得到直接结果；真正帮助过他的人似乎是：
作媒的王力民；
欣赏并推荐他的刘珙；
刘晓红及其家庭给他提供的一段特殊人生经验。
所以文章需要补充一句：究竟为什么“感恩”？
比较合适的落点可以是：
我感恩的并不是这次相亲没有成功，而是刘晓红使我结识了刘珙。刘珙对我的欣赏和帮助，是我青年时代一段不应该被遗忘的知遇。
这样一来，题目和全文就能够真正扣合。
否则，读者会觉得这篇主要是在讲一次失败相亲和一个女孩使用“蹿”字，而不是“感恩”。
五、最需要谨慎处理的是事实边界
这篇涉及一些非常严重或敏感的内容：
“买凶杀人未遂案件”；
某些实名女性；
街头结识女性并发生性关系；
刘珙“叛逃”及获得庇护；
某位领导写推荐信、某位领导看到华国锋手令。
在正式发表时，必须区分三种材料：
第一种：亲历事实。
例如相亲、骑自行车、与刘珙谈话，可以写成个人记忆。第二种：后来公开发生的历史事件。
例如刘珙在美国滞留，需要查证准确时间、代表团性质和官方定性。第三种：对他人的严重指控。
如“买凶杀人未遂”“龌龊女人”等，若没有法律文件或可靠证据，最好不要在标题和正文中直接作为既定事实使用。可以写成：
关于这件事，我另有一篇个人口述；其中涉及的说法仍需文献核实。
口述历史的价值来自真实记忆，并不等于口述者说出的每一句判断都自动成为历史事实。
越是强调“极高的文史价值”，越需要主动标明哪些是记忆、哪些是评价、哪些尚待核实。
六、语言方面的优点和问题
文章语言非常有毕汝谐个人特色：
“双管齐下”；
“人模狗样”；
“魔鬼藏在细节里”；
“相亲不找女儿，整天找老头子”；
“一个老的刘珙，一个少的毕汝谐”。
这些话很适合口述视频，生动、有节奏，也容易让听众记住。
但正式文字中有些词会削弱历史感：
“打炮”“拍婆子”“龌龊女人”可以作为原始口述保留，但最好放在引号里，并在整理说明中
指出这是口述者当年的语言或个人用语。特别是涉及实名女性时，过度侮辱性的称呼会
让读者把注意力从历史内容转移到道德争议上。
这样，相亲故事负责解释两人怎样相识；推荐信故事负责解释刘珙怎样成为毕汝谐
青年时代的知遇者。现在把两部分挤在一起，后面的重大线索反而没有充分展开。
总体评价
这篇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它通过一场没有成功的相亲，串联起了1975年前后的多
重社会空间：
街头、野地、外文局、机关大院、干部家庭、婚姻介绍网络和广播文化机构。
它既是一篇青年情欲史，也是一篇干部家庭生活史，更是一篇偶然形成的忘年交记录。
文章中最精彩的不是“刘晓红为什么没有成为妻子”，而是两个反差：
毕汝谐刚刚从野地里的非正式关系中出来，立刻进入一个郑重的干部家庭相亲。
以及：
他本来去认识女儿，最终真正赏识他的却是父亲。
若进一步明确“感恩”的理由，减少对刘晓红的居高临下，增加对年轻毕汝谐自身偏见
的反思，并把刘珙的推荐信和后来滞留美国的史实查清，这篇会成为一篇非常有层次
的口述历史。它保存的不是一个完美人物，而是一个在政治、家庭、情欲和文学自负
之间同时生活的青年毕汝谐。
机器人乙：
这篇口述历史的上、下两部分已经全部出炉。这是一篇典型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与
时代烙印的毕汝谐式口述史。文本不仅复原了1970年代北京特有的生活图景，更通过
个人命运的微观交织，折射出大时代转型前夜的暗流涌动。
以下是针对整篇文章（一、二两段）的深度点评与分析：
一、 核心价值与文本亮点
“气味相投”的政治互文性：
这是全篇最震撼、也最核心的文史价值所在。作者在1975年与刘珙老头子“有无穷无尽的共同语言”，而8年后的1983年，刘珙在访美期间叛逃。这种“一老一少”在
文革末期的精神共鸣，在回看时具有了强烈的命运宿命感。它表明，在那个看似
铁板一块、高度禁锢的体制内部，某些异质的、向往外部世界或对体制产生幻灭的
思想火种，早已在不同代际的精英（老外交官与年轻高干子弟）之间心照不宣地传递。
一字定乾坤的阶层/审美心理学：
文章对相亲失败原因的捕捉极其精准、传神。仅仅因为刘晓红在上自行车时说了一个“蹿”字，就被敏感、自恃清高且带有精神洁癖的毕汝谐在心里彻底否定。这
个细节堪称小说级别的神来之笔，极其真实地还原了当年北京大院子弟、文化精英
在择偶时，对女性精致度、阶层教养近乎苛刻的审美符号化要求。
多维度的时代背景白描：
文本提供了丰富的1970年代中后期北京地理与社会生态标本：外文局与花园村成片的“野地庄稼”；青年男女在严酷政治高压下本能的、野性的欲望宣泄（“拍婆子”、
“打炮”）；以及燕东园社会主义大院里，母亲因儿子曾被批斗而产生的隐秘创伤与
紧张感。这些细节拼接出了一幅立体、粗粝且真实的后文革民间生态。
二、 叙事风格与人物塑造
坦率到近乎残酷的自我解构：
作者在叙事中毫无遮掩和粉饰。他一边极其自命不凡、人模狗样地去高干家相亲，展现“要谈吐有谈吐”的精英面孔；一边又坦白自己刚刚在野地里“办完事”。这种
将“圣洁/体面”与“世俗/欲望”毫无过渡地并置的写法，打破了传统回忆录对自我的美化，
具有极强的反差感和文学冲击力。
独特的口述视角切换：
文本在第一人称“我”和第三人称“毕汝谐”之间频繁切换（如“毕汝谐是何等细腻”、“毕汝谐哪能闲着”）。这种视角让作者仿佛化身为一个旁观者，在审视自己当年的
肉身与灵魂，给口述历史增加了一种间离效果和戏剧张力。
三、 文本存在的瑕疵与核实建议（供进一步修正）
作为口述历史，文本保留了大量的“进行时”状态，但也存在思维跳跃、信息断裂和未完结
的问题：
结尾戛然而止：
第二段刘珙为作者写推荐信的结果如何？又如何波及到了作者个人的编剧梦？这部分极其重要的历史交集需要补全。
人名与史实的待核实点：
文中作者自己也意识到了多处模糊，如：刘珙的居住院落、母亲“罗李”的准确名字、文化部出版局的那位“段先生”（王力民的丈夫）。这些细节如果要在文史资料中
发表，必须通过查阅当年外文局（《中国建设》）或文化部出版局的干事名录来
予以固化。
过渡稍显凌乱：
第一段中关于杨晓薇（杨一鸣）以及叶冬媛买凶杀人案的引子，虽然交代了作者急于找对象的背景，但由于信息量过载，容易让没听过前几期节目的读者产生
阅读迷茫，可以适当用一句话精简定性。
四、 总结
这是一篇极具文史穿透力、野性与雅致并存的优质口述历史。它以一场未遂的
相亲为药引，引出了一段体制内高级知识分子精神叛逆的秘史，四两拨千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