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女人（一）

看不见的女人

李公尚 

一

十年前，我从中国的大学毕业后来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读硕士，希望毕业后能留在美国找一份体面的工作。那年我二十二岁，不知天高地厚，读了一年硕士后才知道，当初的想法简直是一种痴心妄想。

在现代美国人眼里，美国现行的两年制硕士毕业生和读了四年或五年的大学毕业生没什么大区别。甚至在很多聘人单位的人事主管眼里，硕士毕业生是一群眼高手低的家伙，大都是大学毕业后工作过两年，工作得不如意想跳槽又找不到更理想的工作，不得不自费回炉去读两年硕士后再出来找工作的。因此很多聘人单位宁愿挑选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觉得新出炉的大学毕业生塑造起来更容易。何况我读的是一个找工作时硬着头皮都说不出口的“国际关系专业”。这个专业在当初报考时，是一个让人充满幻想的学科，特别是在学科前面又冠以“现代人文科学”和“国际发展研究”的属类，更加让人憧憬。但读了一段时间才知道这种学业其实和“新闻学专业”、“经济管理专业”一样，都是徒有虚名的唬人玩意儿，倒不如中国用“文科”一词，来归类这些有教无类的专业，更加一目了然和简明扼要。

我敬始慎终地熬到毕业，在和那些美国当地的白人毕业生一样到处查信息找工作投简历时，我诚惶诚恐地发现并确定，自己已经明显地输在出生线上了，外国学生靠实习机会获得工作签证难如登天。于是我动了回中国去找工作的念头，可听家里传来的消息说，在国外读文科的毕业生，回国考公务员受到很大的限制，找其他工作如果没有国外工作经验或家庭背景也很难，这让我惶惶不可终日。我读硕士的学费大部分都来自父母，这让他们深陷债务陷阱，毕业前就让我愧疚不已，毕业后再找不到工作，更让我心理上负债沉重。

正在我不知所措之际，曾经教过我的一位叫威尔逊的教授找到我，说如果我愿意攻读本校的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他或许能帮助我做些事情。社会人类学是一门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旨在从时间和空间的全貌视角探究人类存在的本质。不用说，这个学科的博士让人一听，就会联想到大约是一群夸夸其谈无所事事的家伙。威尔逊教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我读博士的第一年，他可以帮助我申请有关项目的助学贷款，第二年往后，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成绩，向美国有关学术机构和基金会申请助学资金。美国的博士学位通常都要读六年到七年，如果申请到助学金，加上在学校担任低年级学生的教学辅导工作挣到的生活补助费，足够我在读博六七年间全部所需的学费和生活支出。美国人就是这样现实，在希望你做一些事情时，首先告知你他能为你提供什么，以便让你权衡利弊，决定接下来做还是不做。

威尔逊教授是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经济人类学的专家，早年他从哈佛大学博士毕业后曾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分别担任过多年的项目专员和部门主任。我就读硕士期间，他教授硕士生的“国际社会和人类组织”等课程。在一次他授课的课堂讨论中，他看到我发言时用电脑制作的用以辅助发言的PPT网页丰富多彩且引人入胜，很感兴趣，课后找到我，让我把他教授的几门课的所有内容，都制作成他需要的PPT演示文稿和网页。后来又让我把他积累了多年的日记、笔记和书稿整理成册，他以此结集出版了几本书。期间他把我当作他的秘书按月支付佣金，这让我读硕士期间除了交学费，生活上一直没有太拮据。

美国的大学并不是每年都招博士生。每个教授平均每三年才招一次，每次招两到三人，其中只能招一名本校的毕业生。我根据威尔逊教授的建议报考了他的博士研究生，前三年学习博士课程，博士课程结束后，经过两三个月的博士资格考试，后三年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调研、撰写和答辩。这六年里我担任过威尔逊教授的助教，他向学校为我申请了助教工资，帮我解决了经济来源。和我同期被威尔逊教授招读博士学位的还有两人，一名是由美国海军出资送读的女军官，她本科就读于海军学院，毕业后去中东国家工作了五六年。据说她父亲是美国海军的高级将领，她将来博士毕业后会去美国海军学院担任教职，不存在毕业后找工作的难题。另一名是威尔逊教授根据学校指标从其他大学招来的。我们三人参加博士资格考试时，那位海军女军官因结婚生孩子耽误了一些课程，申请暂缓参加博资考，经学校同意延期到第四年或第五年再考。反正有人出钱供她读书，她愿意读多少年学校都不反对，她自己也希望读博期间能多上几年学，顺便把孩子养大。另一名同学就没这么幸运了，他的博资考没过，重读了一年再考又没过，学校安排他最后再考一年，结果他没再来学校，找了一家智库去当研究员，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有博士学历，倒也没人计较他只能算个硕士了。

六年后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PHD），找工作又成了头疼的问题。美国各大学通常不允许本校毕业生留校工作。川普第一任总统期间大量削减教育经费，美国各大学都冻结了教职名额并取消博士后席位，把找教职这条路堵死了。我给美国各政府机关投过简历，各机关都嫌我学历太高又不是美国籍而予以婉拒。我转投美国各国际问题研究智库，他们更倾向招聘硕士毕业生或者大学毕业生。慌乱之中我顺便给中国、欧洲、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的各大学也投了简历，中国云南的一所大学曾联系过我，后来可能因为我是美国培养的“社会学博士”，便没了下文。欧洲、日本、新加坡的大学明确表示不设或不需要人类学教职，香港的大学让我先去做博士后，为他们的师资做储备，被我拒绝了。于是走投无路了。

我博士毕业后很长一段时间赖在学校里利用学校的图书馆到处找工作，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一天，我收到了一封和联合国有关的非政府国际组织的来信，邀我去一个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合作的“世界妇女保护基金会”面谈。那封洋洋洒洒的信没说清楚邀请我去面试的基金会到底是不是联合国机构，信中涉及的一些机构名称使用了大量字母缩写，让我至今解释起来都晕头转向地感到拗口。信上说这个基金会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下，为保护世界妇女权益，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委员会，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以及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共同为世界艾滋病防治做出了贡献。该组织的成果之一是代表联合国世卫组织与世界小姐组织签订了慈善联盟，建立了由历届世界小姐出任世卫组织防治艾滋病官方发言人的制度，和环球小姐组织签订了公益联盟，建立起由历任环球小姐每年为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解救性奴和保护性工作者的代言制度，为世界各国妇女普及性病及艾滋病防治知识，运筹善款，对话各国政府官员，为保护妇女权益拨款等，做了大量实际有效的工作。

根据我找工作的经验，聘人单位的名称越长，需要说明的事项越多，越存在着忽悠应聘者的陷阱。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还是慌不择路地一头撞了过去。我联系了这家位于纽约曼哈顿的基金会，他们约我去面谈，同时让我在去纽约之前，先去位于华盛顿特区24街的联合国世卫组织美洲总部，去找一位该组织的公共卫生专员卡嫚茜博士谈一次话。

我拿着这封信先去找了我的导师威尔逊教授，他曾在联合国分别担任过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和世界粮食计划署主任，这两个职务都是联合国的副秘书长级别。威尔逊教授看了信，表情遗憾地说：“我不知道是否有这样一个组织和联合国合作，但这似乎是一个获得了国际捐款或某国政府拨款的组织。有很多挂靠在联合国名下的组织给联合国缴费，然后以联合国的名义到处筹钱，再靠花钱来进一步获得拨款和募捐。”我不解地问：“这些组织是否算联合国的下属机构？”威尔逊教授耸耸肩说：“这要看你怎样理解‘下属’二字。联合国有许多机构都是临时拼凑的，依靠募捐或拨款生存，四处筹钱时都是联合国的‘下属’，募集到了资金就特立独行。联合国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乞丐，它所属的机构无论大小都像人体的血管一样不停地靠花钱和募捐来维持循环，以支撑这个政治乞丐的生命延续。”

我向威尔逊教授问起联合国雇员的工资待遇，他说联合国的最高职员就是秘书长，年薪二十三万美元，税后是二十万。这些不包括他的职务津贴、旅行津贴和免费的住房。教授本人当年在联合国任职时年薪和其他副秘书长一样是十七万美元左右，也不包括各种津贴和免费住房。至于下层职员，工资通常不会高于美国联邦雇员的平均工资。至于那封信中提到的工作，可能类似于志愿者的性质，工资不会很多，但既然是一个筹钱和花钱的机构，各类津贴和临时补贴就少不了，加起来可能是一份不错的收入。他建议我不妨去看一看。

两天后，我去华盛顿特区24街见到了卡嫚茜博士。卡嫚茜博士是一位漂亮优雅的瑞典籍女性，一见面她就热情地说：“我们是校友，我在霍布金斯大学主修的是流行病学，研究方向是疾病控制和公共防疫，六年前从那里毕业。”说着她起身从身后的书架上找出一本杂志，翻开书页，指着里面刊登的一幅我的照片说：“我是从去年美国人类学会（AAA）著名科学期刊《人类社会与文化》上认识你的，你在这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性别再生产和生育政治性的论文，给我印象深刻。”说着她又拿出几十页稿纸说：“这是我打印出来的你去年发表在《经济人类学跨学科期刊》上的两篇分析跨国女性劳工的文化现象和人类医疗生育中代孕和堕胎的社会政治的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一些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反响。”

我没想到我的文章能引起关注。卡嫚茜博士说她经常阅读我在学术网站发表的论文。她告诉我，我收到的这份世界妇女保护基金会的工作邀请，是她向基金会负责人推荐的，希望我能接受她的推荐。我向她问起妇女保护基金会的工作性质，她笑嘻嘻地露出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问；“你使用过安全套吗？”我听了她的话大感意外，不知如何回答，谨慎地答非所问说：“我还没有结婚。”她面不改色地说；“那不重要，婚姻中的夫妻通常都不太在意安全套。你和女朋友做爱时用那东西吗？”我脱口而出：“我还没有女朋友。”她继续问：“和女人性交过吗？”我点点头说：“有过几次。”她问：“做爱时带套吗？”我未置可否，她追问：“体会过戴套和不戴套的心情吗？”我含糊其辞说：“记不清了。”她笑着说：“你三十岁出头，即将经历人生最精彩的机会！”我听了不知所云，她说：“我们会给你机会慢慢去体会。我们需要你的美国博士头衔和社会人类学知识。非政府组织在和各国政府打交道时，高学历背景更容易获得专业信任，我们想要你做的工作就和这些内容有关。我们希望你很快成为国际著名的人类学博士。”我充满疑虑地说：“我还是不明白你说的那些具体工作内容和你介绍的这个基金会有什么关系。”卡嫚茜认真和蔼地说；“如果你愿意，你将会从事一项关系到人类健康和安全的伟大事业。你可能会去和那些戴着虚假笑容的世界小姐、环球小姐们应酬，你也会去与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表情呆滞的各国妓女打交道。我们相信你会在你的工作中取得乐趣并为人类做出贡献。”

在和卡嫚茜博士谈话后的第二天，我去了纽约会见世界妇女保护基金会的负责人杰克森博士。见面后杰克森告诉我，昨天他接到了卡嫚茜博士的电话，她对我印象很好。杰克森博士介绍说，世界妇女保护基金会是与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联合国人权事务会员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合作的非政府国际组织（NGO），经费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拨款，同时也向社会募捐。基金会最初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和艾滋病规划署合作，为全世界妇女的健康事业提供援助，但为基金会拨款的美国政府希望我们基金会承担更多的义务，于是卡嫚茜博士给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时任主席艾哈德、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主席茨拉夫、以及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的妇女地位委员会执行主任艾伦分别写信，上述三个联合国委员会获悉我们基金会握有美国政府的拨款，就都同意我们基金会直接挂靠在他们的委员会名下，这样我们的工作范围就扩大了。现在联合国设有儿童基金会，却没有妇女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依靠各国政府出资和私人捐款在全世界开展工作，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我相信我们这个建立不久的世界妇女保护基金会在和联合国各机构密切合作中，也将会大有作为。

杰克森博士带我参观了基金会的办公场所，介绍说基金会现有九位成员，都具有深厚的学术背景和成就。这些成员平时都是在家通过基金会的网络办公，每两星期来纽约参加一到两次会议，出差时就在工作群里参加会议，工作很有挑战性。我直截了当地向他问起在基金会成员的薪酬，他坦言相告：基金会的成员都是志愿者，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补助费。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公益事业非营利组织的性质。但是基金会和联合国所有下属机构一样，每个成员都能得到充足的职务津贴、旅行津贴、住房津贴、车辆津贴、食物津贴、服装津贴以及家庭津贴等所有各项津贴，这些津贴加起来是一份丰厚的收入。

我问杰克森博士，卡嫚茜博士和这个基金会有什么关系，杰克森博士说：“卡嫚茜博士是这个基金会的创始人和决策者之一。她和你是校友，十分希望你加入基金会，刚才还发信息询问你是否到了纽约来面试。”我听后表示接受这份工作，杰克森博士打电话告诉卡嫚茜博士我的决定。他俩在电话里商量过后，叫来行政人员，当即为我办理了入职手续。

（根据当事人回忆采写。未完待续。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