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A了解社会主义的恐怖.但只要他们能够掌权.他们就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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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要：
DSA（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惨败。
我们无法与共产主义者共享一个国家。
他们所信奉的一切，都与自然权利、我们的宪法以及这个共和国背道而驰。
桑切斯以及左右两派人士越是认为我们能靠“对话”化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我们扭转局面的机会就越是渺茫。
注：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缩写为DSA）是美国的一个由民主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组成的政治组织。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源自美国社会党，出于反对美国社会党在1972年党大会时右倾改组为美国社会民主人士，哈灵顿在1973年带领着美国社会党的少数派组建了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DSOC）。随后，被哈灵顿称为“少数派中的少数派”的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迅速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之一。并在1982年与新左翼知识分子组织新美国运动合并，成立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
该组织的初始成员由约5000名前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成员和1000名前新美国运动成员组成。哈灵顿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组织成立时被共同选为主席。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在美国大选中直接推举其成员作为候选人，而是“为会削弱大公司权力和增加劳动人民权利…的改革而斗争”。这些改革包括削弱政治献金的影响、增加普通人在工作场所和经济内的权利、和性别与文化上的平权。该组织曾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杰西·杰克逊、约翰·克里、贝拉克·奥巴马、伯尼·桑德斯和美国绿党候选人拉尔夫·纳德背书。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不仅是21世纪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者组织，也是美国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社会主义者组织，成员数在2017年末时已升至32000人，主要由于大量年轻人因对唐纳德·特朗普任总统的反感而涌入。截至2018年9月2日，成员人数已升至50000人，支部的数量从40个涨至181个，相比2013年时的68岁，截至2017年12月，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的平均年龄为33岁。在2017年选举中，15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在13个州内当选并任职，包括当选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议员的李·卡特。此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已有20名成员在全国当选并任职。
2018年，两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当选美国众议院议员，分别是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拉希达·特莱布。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在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中游行，2011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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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A完全了解社会主义的恐怖，但只要他们能够掌权，他们就不在乎。
不，鲍里斯·桑切斯，即便DSA与一百万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幸存者交谈，也无济于事。
他们了解这段历史，也了解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所意味着什么，但他们并不在意。
作者：Brianna Lyman /《联邦党人》/ 2026年8月20日
布里安娜·莱曼（是《联邦党人》的选举事务记者。她毕业于福特汉姆大学，主修国际政治经济学。她的报道曾见诸新闻极限、福克斯新闻、福克斯商业频道及真实清晰政治等媒体。
在就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SA）发表的纪念古巴独裁者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声明一事，与该组织联席主席阿什克·西迪克进行的一场激烈访谈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鲍里斯·桑切斯建议西迪克“多跟那些逃离该政权的人交流，了解他们对这些声明以及DSA立场的看法”。
考虑到桑切斯自己的祖父曾在卡斯特罗统治下遭受政治迫害，这确实是一个诚恳的建议。但这同时也凸显了左翼和右翼许多人都持有的一个错误假设：即如果DSA对卡斯特罗、卡尔·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或毛主义等有更多了解，他们就会转变为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者、热爱自由的爱国者。
然而，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崇拜像卡斯特罗这样的人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主义带来的死亡、压迫和政治暴政一无所知。他们也并非不知道，成百上千人在试图乘坐木筏从古巴逃往佛罗里达的途中溺亡。社会主义者知道所有这些事情——他们只是不在乎，只要这些东西是获取政治权力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确定，DSA活动人士了解卡斯特罗的统治记录，却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追求的是权力。
DSA“古巴团结工作组”联合主席丹尼·瓦尔德斯曾在2024年撰写评论文章，讲述了他的祖父因“反革命活动”被卡斯特罗的“保卫革命委员会”监禁的经历。瓦尔德斯承认了其家人所承受的痛苦与磨难，以及“古巴历史所带来的个人代价”。然而，他并未致力于反对那个导致其家人及无数他人遭受苦难的政治意识形态，反而表示重要的是要“超越这种悲痛”，并呼吁古巴人加入DSA。
换言之，巴尔德斯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对桑切斯所提出的、要求DSA多与卡斯特罗暴政的幸存者交谈这一建议的最明确回答。瓦尔德斯本人就是由一位卡斯特罗政权的幸存者抚养长大的，但他依然在美国本土积极推动社会主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声称，古巴今日的苦难并非源于社会主义，而是源于美国）。
巴尔德斯写道：“不可否认，古巴政府确实存在缺陷。许多古巴人对官僚机构过度膨胀和低效的中央计划感到沮丧，尤其是在农业领域。最近的抗议活动凸显出人们对这些问题日益增长的不耐烦。” 随后又试图辩称，这些问题大多是由美国的禁运政策造成的。
他继续写道：“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古巴实际上一直处于战时政府的运作状态，不得不做出一些在局势不那么紧张时未必会做出的决策。虽然我们不必认同所有这些决定，但从其背景出发理解这些决定至关重要。”
瓦尔德斯承认古巴基本上已经成为一个人间地狱，然后却试图把它“放在背景下解释”，说古巴的惨状只是其他某种原因的产物，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并且最终，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不必认同所有这些决定”，因此人们就应该支持社会主义。
这与西迪克在接受桑切斯采访时的做法如出一辙。当桑切斯问及古巴是否为“民主灯塔”时，西迪克表示“不敢苟同”，随即转而谈论古巴的医疗保健体系。他并未否认独裁统治的存在，只是声称其医疗体系是独裁统治带来的回报——显然，这一点对他而言已足够令人满意了。
这些社会主义者深知社会主义存在的问题与弊端，也清楚卡斯特罗是个邪恶的独裁者。然而，这些在他们眼中并不重要，因为他们从未真正关心过“劳动人民”；他们真正在意的是如何剥削工人，以帮助自己积累权力。
社会主义者往往打着免费医疗、住房或其他动听承诺的旗号，来粉饰其对权力的追逐，使之显得冠冕堂皇。随后，这些承诺便成了他们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借口。如果为了追求某种“更崇高的善”而必须将反对者投入监狱、使其挨饿，甚至将其杀害，那也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
所以，不，鲍里斯·桑切斯，即便DSA与一百万个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幸存者交谈，这也无济于事。这些人了解这段历史，也了解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所意味着什么，但他们并不在意。
DSA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惨败。我们无法与共产主义者共享一个国家。他们所信奉的一切，都与自然权利、我们的宪法以及这个共和国背道而驰。桑切斯以及左右两派人士越是认为我们能靠“对话”化解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我们扭转局面的机会就越是渺茫。
注：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缩写为DSA）是美国的一个由民主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工人运动活动家组成的政治组织。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源自美国社会党，出于反对美国社会党在1972年党大会时右倾改组为美国社会民主人士，哈灵顿在1973年带领着美国社会党的少数派组建了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DSOC）。随后，被哈灵顿称为“少数派中的少数派”的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迅速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之一。并在1982年与新左翼知识分子组织新美国运动合并，成立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
该组织的初始成员由约5000名前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成员和1000名前新美国运动成员组成。哈灵顿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在组织成立时被共同选为主席。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在美国大选中直接推举其成员作为候选人，而是“为会削弱大公司权力和增加劳动人民权利…的改革而斗争”。这些改革包括削弱政治献金的影响、增加普通人在工作场所和经济内的权利、和性别与文化上的平权。该组织曾为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杰西·杰克逊、约翰·克里、贝拉克·奥巴马、伯尼·桑德斯和美国绿党候选人拉尔夫·纳德背书。
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不仅是21世纪美国最大的社会主义者组织，也是美国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社会主义者组织，成员数在2017年末时已升至32000人，主要由于大量年轻人因对唐纳德·特朗普任总统的反感而涌入。截至2018年9月2日，成员人数已升至50000人，支部的数量从40个涨至181个，相比2013年时的68岁，截至2017年12月，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的平均年龄为33岁。在2017年选举中，15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在13个州内当选并任职，包括当选弗吉尼亚州众议院议员的李·卡特。此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已有20名成员在全国当选并任职。
2018年，两名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成员当选美国众议院议员，分别是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拉希达·特莱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