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左方《我如何创办南方周末》（金陵钟）

左方的这篇回忆与"斗争体制没有退出机制"恰好构成了一组极具张力的对话。左方创办《南方周末》的历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清醒的人如何在看似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里，凿出一道缝隙，让光透进来。

这不是对体制的正面冲撞，而是一种更为艰难、也更为智慧的"软退出"——不是逃离体制，而是在体制内重新定义边界，创造出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

一、从造反派到反思者：人性的自我救赎

左方的起点极具象征意义。他是"第一个在广东夺权的造反派"，是能发动十万人上街的激进分子。但七年的冷板凳——资料室剪报纸、无人敢与他点头——反而成了他精神重生的熔炉。

他在这段孤独中完成了三个至关重要的反思：

第一，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总体判断。 他得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后一战"的结论，预见到阵营崩塌和资本主义复辟不可避免。这种判断在今天看来或许有争议，但在1980年代初，这意味着他从根本上解构了此前支撑他造反的意识形态大厦。

第二，对"理想落差"的洞察。 他认识到右派、造反派、改革派都是"社会裂缝冒出来的力量"，本质上是理想与现实长期压抑后的喷发。毛泽东"聪明地利用了这个能量"。这一洞察极为深刻——它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真诚地投身运动，因为他们被赋予了一个虚幻的斗争对象（走资派），用来释放长期积压的落差感。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对人性之恶的警觉。 他直言文革的血腥源于"阶级斗争理论利用了人性的恶，把恶神性化"。而拯救他的，是"十九世纪人性论"——是看到黄文俞等"走资派"在寒风中露天抱取暖时，人性本能的恻隐之心。

这一点至关重要。在那个以"阶级性"否定"人性"的年代，左方重新发现了人性的普遍价值。这不是政治立场的转变，而是世界观的根基转换——从斗争哲学转向人道主义。正是这种转换，使得他后来办报时能够坚守"关怀弱者"的底线，也使得他看透了《雷雨》中那个可怕的循环：周冲（激进理想）→周萍（被扭曲）→周朴园（成为老爷）。他意识到，如果不改变土壤，中国的知识分子将永远在这个怪圈中轮回。

二、"报屁股造反"：边缘突破的策略艺术

如果说左方的思想转变是"道"，那么他创办《南方周末》的策略就是"术"，而且是一套极为精妙的"术"。

他面临的核心困境是：在"真理报模式"一统天下的格局中，如何突破？真理报模式的特征，他总结得很精准：只对上负责、不从实践出发、僵化文体、否定商品属性。这种模式有"上百条潜规则"，正面突破无异于以卵击石。

左方的策略是"报屁股造反"——放弃新闻主战场，从副刊、专栏、专刊这些"报屁股"入手。这个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

第一，它避开了最敏感的神经中枢。 政策、会议等"新闻主流"由《南方日报》承担，《南方周末》作为"补充"理所当然地可以不碰。这是一种自我降格的保护性姿态，但恰恰在这种降格中，获得了呼吸的空间。

第二，它借用了市场的力量。 真理报模式否定传媒的商品属性，左方反其道而行之，把报纸推向市场。他自己当报贩卖报，发现读者是谁，然后调整内容。张向春的花哨版面、每周一发型、父母心、每周一歌——这些看似"花里胡哨"的招数，本质上是用市场的合法性来对抗意识形态的禁锢。当宣传部质问时，他的回应是："你要我交多少利润？不适应市场完不成指标，没法办。"利润成了护身符。

第三，"先做瓶，后酿酒"。 这是他最富政治智慧的表述。瓶是新闻形式，酒是新闻自由。他不把新闻自由作为公开诉求，而是将其隐藏在形式改革的背后。批县委书记用《生生的脖子》这种隐晦标题，批军车用《红绿灯下谁是老大》，谈性用"性与你"专栏——这些都是"瓶"的艺术。他在酿酒，但不说自己在酿酒。

第四，"四个维护"作为安全边界。 他明确提出维护党的领导、政治体制、现行政策、社会安定。这不是虚伪，而是清醒的生存策略。他把"不可说的真话"划分为硬雷区和软雷区，硬雷区绝对不碰，软雷区谨慎试探。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功夫，不是懦夫的妥协，而是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的现实主义。

三、1993年停刊风波：体制内"刹车"的偶然与可贵

文章中最惊心动魄的部分，是1993年的停刊风波。这一段史料极为珍贵，因为它赤裸裸地展现了体制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徐惟诚下令停刊，理由是《袭警案》失实和《白领阶层的黑色行动》"泄密"。但深层原因很清楚：文化部整王蒙时，《南方周末》偏偏登王蒙的日常照片；公安部长早就对南方周末批评公检法不满。这是典型的利益集团+意识形态保守派的联合围剿。

但《南方周末》死里逃生了。靠什么？

靠广东改革派官员的庇护。 省委书记谢非拍板："要处理一张报纸，首先要分清它是好报还是坏报。"前任省委书记林若仗义执言："我们改革开放，经济搞好了，说我们是广东文化沙漠，我们办了一张好报纸又要停，广东省就是不敢顶，不停它又能怎么样？"

靠新闻界老同志的集体发声。 黄文俞要求"告读者书必须由谢非签名，以对历史负责"；丁希凌在社庆主席台上公开喊"谁停《南方周末》都是错的"；黄文俞传达"几代新闻界老共产党人对你的支持"。

靠基层官员的拖延与变通。 宣传部副部长邹启宇以"没有正式公函"为由顶回中宣部的电话指令；社长刘陶以"处理一个人容易，平反难"为由顶住撤职压力。

这些细节说明什么？说明即使在那个体制中，刹车并非完全不存在，只是它不是制度化的，而是人格化的、偶然的、地方性的。谢非、林若、黄文俞、邹启宇、刘陶——这些人的存在，证明了体制内始终有清醒者。但问题在于，他们的保护不是基于制度赋予的权利，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判断和道德勇气。

《南方周末》能活下来，不是因为体制有了退出机制，而是因为恰好碰上了一群愿意保护它的好人。 如果1993年广东省委书记不是谢非，而是另一个谨小慎微或保守的人物，南方周末的命运就会完全不同。左方自己也承认："南方周末从来没有后台。"这种"没有后台"却能生存，本身就是一种侥幸。

四、"软退出"的边界：伟大但脆弱

左方的实践，本质上是一种"软退出"——不是与体制决裂，而是在体制内寻找最大公约数。他成功了，至少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南方周末为中国新闻"挤出了自由空间"。

但这种"软退出"有清晰的边界：

它依赖于高层庇护。 谢非的一句话能救一张报纸，但谢非不是制度。人走茶凉，庇护随时可能消失。

它依赖于操作者的个人技艺。 左方的政治嗅觉、对软硬雷区的判断、对标题的斟酌、对时机的把握——这些都是高度人格化的能力，难以复制和制度化。他之后的南方都市报掌门人程益中等人，面临的处境更为凶险，因为"第二阶段"已经要求把新闻自由作为公开诉求，"不是写检讨的问题，而是要坐牢"。

它无法解决根本性的权力结构问题。 左方可以打破"报纸不能谈性""不能批公检法"等潜规则，但他无法打破产生这些潜规则的权力逻辑。正如他自己所言，中国改革最大的危险是"权贵资本主义"，而南方周末"有一天刀往谁头上砍去？大刀向权贵资本主义头上砍去"。但这个目标，在他退休十多年后，依然远未实现。

五、结语：缝隙中的光与制度化出口的缺席

左方的回忆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证词。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僵化的体制中，个体的清醒、策略的智慧、同道的扶持，仍然可以创造出令人惊异的自由空间。 他用人性论对抗阶级斗争，用商品属性对抗真理报模式，用"报屁股造反"对抗新闻禁锢，用"四个维护"保护实质突破——这是一套完整的"在体制内突围"的方法论。

但是，这篇文章也从反面印证了"斗争体制没有退出机制"的命题。左方的所有成功，都建立在偶然性之上：偶然遇到黄文俞的指点，偶然有丁希凌的信任，偶然有谢非的庇护，偶然有刘陶的硬顶。每一个环节如果出错，南方周末就会像无数其他试图突破的媒体一样，无声地消失。

真正的自由，不能依赖于好人的偶然庇护，而必须依赖于制度的必然保障。 左方们凿出的缝隙让光透了进来，但缝隙终究不是门。没有制度化的出口，没有法治化的保障，所有的"软退出"都只是暂时的喘息。今天可以呼吸，明天可能窒息。

左方在文末提到新闻改革的四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是"解放报禁"。但他也借陈映真之口道出了残酷的现实：报禁开放后，新办的报纸"卖不出去"，因为无法与占有资源的旧报竞争。这提示我们，退出机制的建立不仅关乎政治勇气，也关乎经济基础、社会生态和制度设计的整体转型。

读罢全文，既感佩于左方那一代报人的智慧与勇气，也愈发清醒地认识到：个体的伟大不能替代制度的缺陷。在缝隙中寻找出口的人是英雄，但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为所有人敞开大门，而不是让每个报人都成为必须靠运气才能存活的冒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