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生涯：1987年-1990年，在天津大学
1. 忧心忡忡
如愿以偿，1987年9月，我再一次回到天津。
虽然，我的成绩优异，入学成绩401分，其中，数学一99分，差一分是满分。我不觉得如何，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总成绩和数学成绩都是神一样的存在。30年之后，遇到同期的同学，他们依然有“仰望”之心态。
我并不开心，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
以后去哪儿？作什么？都是未知数。每想到此，我就愁上心来。
这就是典型的“杞人忧天”——性格使然，和外界无关。
2. 打麻将
打麻将，是在太原学会的；不过，当时的目标是考研，所以，不敢沉湎于彼。现在，已经入学了，已经成为堂堂正正的研究生了，就没了顾忌。于是，每天下午，就开始打麻将；晚上，更是鏖战的好时光。
我打麻将，每战必败；几乎没有一次赢钱的。
是我不会打？手气不好？不是。是我心太软。
我打麻将，总是高开低走；一开始，小心谨慎、专注，但，一旦赢了，特别是赢了好多钱，就不是滋味。打麻将乃零和博弈，我赢的，必定是别人输的。别人输了钱，比我自己输钱难受。这就是我的心态，心太软。
信不信归你啊——这种心态，是改不了的。近期，学校食堂，新开了一个烤羊肉串档口，为了吸引人，有优惠，买四串送一串。我吃了2次，都是买了四串。但是，我坚决不要他赠送的一串。档口的小老板，表示不解。我说，你也不容易。第二次，他一定送我，我就把送我的一串，给了边上的学生。我说，我吃不了，四串够了。学生年轻吃得多。
前半夜，我多数是赢的；后半夜，开始输，直到天亮。相似的剧情，总是重复。后来，我就戒了。因为，看别人输钱不舒服，自己每次输钱，也输不起的。我第一年的助学金，是63元；第二年涨到了70元。
任何事情，都能看出人心、性格。
有一位二哥，名字我就不写明了。我们班同学，都知道。他打麻将的时候，每次先摆出3毛钱，是预备输的；要是没有输、输的比3毛少，他就把剩余的再拿回来，说：哎吆，又赢了。比如，大家都没胡牌、黄了，他就高兴地说：哈哈哈，赢了3毛。以此类推，心态超好。
3. 踢足球
踢足球，是在大学学会的；读研期间，继续。
研究生人数少，于是，院级比赛的时候，是替补，但也有上场的机会。
有一次，我们和精密仪器系比赛，对方的水平比我们强很多；但足球是圆的，那一天，他们有很多机会，但，就是进不了球。
于是，进入踢点球环节。
大家都是业余水平，球门小一号，所以，两队屡罚不进。于是，本来是替补队员的我，也得到了罚球机会。我紧盯着球门的右下角，助跑，奋力一脚，球擦着左立柱入网，所有人都为我精湛的脚法呐喊叫好。我却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我是想打右下角的，误差这么大，实在没想到。但，好在进了。不过，最终我们自动化系还是输球了。
踢完球，一身汗，球衣也湿透了。此时，要是畅饮一瓶冰爽的可口可乐，就是至高的享受啦。
但，别想，喝不起的。因为，一瓶可乐是2.5元，我们一天的生活费，最高也就是3元钱。这就像今天，一天的生活费大约是30元-50元，让你喝一瓶30元的冷饮，你是不是也不忍心啊！
和我们一起踢球的，有一个叫林振英的。
有一次，踢完球，一起往回走，路过学校的网球场——网球场，是收费的；当时交费打网球的，多数不是学生，而是校外人。为什么？因为学生没钱，舍不得花钱打网球。
打网球的，多数还带着女友，边上多半放着2瓶冰可乐，也许还有遮阳伞。打一会儿网球，累了，坐在荫凉处，和女友聊着，痛饮可乐，好不令人羡慕啊。
林振英指着网球场，说：踢完球，来一听冰可乐，就是我向往的美好生活。
中国人现在富乙全球，以为他们祖上也很阔。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儿。别说更早了，就是80年代末期，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还把喝一瓶可乐当作奢侈消费，当作自己的中国梦！
4. 小球病毒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用的是苹果计算机，型号是Apple II，编程语言是BASIC，Apple II的内存，只有64KB。
可是，计算机行业发展一日千里，等到1987年上了硕士，苹果公司及其计算机已经被IBM公司的PC系列，杀得片甲不留。
我们研究室的计算机，有四台，有一台286，另外三台是PC XT。因为，只有一台286，所以，老师和学生要用286，必须预约，且，每次预约的时长不得超过2小时，以避免286被某个人把持太长时间。
我上机，一般是和贺昌科一起。他极聪明，和他在一起，我总能有进步。
有一次上机，屏幕上有一个白色小球，像台球一样，在屏幕上随机游荡——碰到屏幕边框的时候，反弹回去；然后，继续，一直在重复。
我说：这个计算机有病了吧！是不是病毒啊？
这是一种直觉，随口一说。因为，这个小球之运行，今天看来，小儿科，但是以我们当时的编程能力，还写不出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遇见病毒，过了几天，再看《计算机世界》等刊物，证实：小球程序是一种计算机病毒，具有隐藏性、传染性和破坏性。
5. 数据结构
我的导师刘美轮教授开了一门课数据结构，那时，没有教材，讲义是刘老师自己编写的——我记得纸张微黄，字体也很大。
这门课上，我学会了一个公式：数据结构+算法=程序。今日之程序，包括AI、LLM等，再复杂、再高级的程序，也是基于这个公式的。
我写不了程序，转型经济管理之后，把这个公式拓展了一下。
窃以为，今日经济管理类所有论文，可以用：数据+模型=论文。
读者诸君，现在可以去翻一翻中国顶级的管理、经济类刊物，看看我这个公式，是不是放之海内皆准。我说的是海内啊，海外呢，自不待言。因为，这个公式就是舶来的。所以，数据+模型=论文，是普适的。
但，对中国经济学界来说，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陷阱：第一，源自西方的模型，和中国经济结构、形态符合吗？ 或者说，如何让模型经过改良适合“中国特色”？此其一，是模型的适用性问题。
第二，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连续性如何？大量的泡沫数据、脏数据，如何清理掉，以避免模型发生不可预计的漂移呢！此其二，即数据不能水分太大。
两者之中，只要一个条件不满足，论文的价值就大可质疑啦。
事实上，中国经济管理学界的所有论文，一个条件也不满足：即既没有调适模型，满足中国特色，也没有能力获取真实可靠的数据。
如此论文，你信吗？我不信。所以，我断言：中国95%以上的经济管理论文，是垃圾。
这肯定是捅了马蜂窝了！
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林毅夫。
林毅夫是中国顶级经济学家，他担任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还做过一届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功力如何，是国内外公认的，是吧？
可是，他的论文，却一错再错，几乎成了笑话。
第一次，2014年，他发文指出，中国将有可能在2020年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
这一次，他错了；
第二次，2017年至2021年间，林毅夫多次表示，中国预计最晚将在2025年年底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这一次”，还是错了。不过，他不是一次，是多次、不厌其烦地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他的观点。
但，林毅夫精神可嘉，他屡错屡改，最近，他又做了预测，好像把时间修改到2027年了。让我们一起等待吧。
这个例子证明了什么？顶级经济学家，依据西方经济学之模型和世界银行提供的可靠数据，预测一个并不复杂的、短期经济前景，却一错再错。
其他经济学家、基于数据+模型所杜撰的论文，还可信吗？
6. 汉内塔问题
数据结构里，有几个有趣的问题，如迷宫问题——这个问题，多年以后，具体说是2013年，我将其思想嫁接到经济范畴，写了一篇《为什么伟大的老鼠总是陷入迷宫？》——证明：经济社会是一个庞大的迷宫，要找到走出迷宫的路径，单中心决策的集权体制远不如多中心、甚至无中心的市场，更有效。
更有趣的是汉内塔问题。
因为有趣，所以，我就花一点时间来叙述一下。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座大山里，有一个寺庙；寺庙里，有一个方丈和一个小和尚。小和尚每天打扫、担水、泡茶、下厨，干完活儿，就是和庙里的小猴子一起玩儿耍，上蹿下跳，一刻也不得闲。可对念经、打坐、冥想、参禅等功课，却一点儿也不上心。只要坐下来，一会儿就到爪洼国里抓螃蟹了。
方丈想了一个办法，让他安静；怎么安静啊？没有办法的话，小和尚像猴子一样是坐不住的。
老方丈给了小和尚64片由小渐大的圆环，和铜钱一样，外圆内方，只是直径大小不一。老方丈又给了小和尚三个木柱子，让小和尚把木柱子钉在地上。之后，老和尚把64个圆环自大到小、由下而上套在一根柱子上，跟小和尚说：
第一， 你把64个圆环，从这个柱子移到第三根柱子上，可以把第二根柱子作为中转站；
第二， 每次只能移动一个圆环；
第三， 次序不能颠倒，大圆环必须在小圆环之下。
小和尚心想，这有何难？我三下五除二，一口气就干完了！于是，方丈话音未落，小和尚就开干了；然而，小和尚还是太嫩了，他不知道工作量到底有多大！
日复一日，年又一年；老和尚都圆寂了，小和尚也没干完一半儿；小和尚自己也垂垂老矣，柱子上的圆环却像被冻住了，一年半载都不见移动一片。
因为，工作量是指数增长的。
我们可以用归纳法，计算一下。
假设只有2片，移动过程是：
假设有3片，移动过程是：
假设有4片，移动过程是： 合计移动次数为24-1；
依此类推，如果有64片的话，移动次数是264-1；不用说，海枯石烂，小和尚也是干不完的。
汉内塔问题不是特例，而是一类问题，即NP完全问题——这类问题，有一个共同特征：当问题规模变量N线性增加时，求解问题的计算次数呈指数或幂级数方式增加。以汉内塔问题为例，64个圆环的增加是1、2、3、4-64，线性增加，可是，计算次数是264-1，呈指数方式增长。
这种增长，是爆炸式的；其增长速度超出了所有巨型计算机的计算速度的增加。所以，对NP完全问题来说，N到了一定数量级，就没办法得到最优解了，只能想办法找个近似解，交差。因为，要找到最有解，宇宙的寿命也是不够用的。
备注：写完这段，我的朋友、一位加拿大华裔指出：哈内塔问题不是NP完全问题了。我的知识老化了，纠正一下。但原文不修改了，作为历史遗迹保留。
顺便提一句：不要随意涂改历史，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要是我修改成了、修改成对的，就看不到“历史的原貌”了。
所以，所有历史遗迹，比如某个腐败分子的题字，为什么要凿掉呢！保留着，提醒后人，不是更好吗？
7. 和老师吵架
研究生作业，离不了计算机了。只是，原来我学的计算机语言是BASIC，显然落伍了；要么学C语言，要么学Pascal；
我去问我的导师刘美轮教授，他和我说，去找你的师兄钟声。
我不会和人交际，也没去找师兄，只好自己下功夫，自学了Pascal。之后，以Pascal为工具，写作业和毕业论文。
大作业是电路分析，一个电路有上千个、上万个节点，用矩阵表示的话，需要百万数量级的内存，这是当时的计算机硬件做不到的。
怎么办？必须在数据结构上作文章，用链表；可是，用了链表之后，运算就变得异常复杂。于是，为了调通一个大作业，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泡在计算机房里。
87年的最后一天，也许是88年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没有问题；具体是哪一年，我忘了。
我在机房算题，我的同学刘维正来找我，说：他算出了结果了，但没有打印纸了，让我帮个忙。
我说，没问题啊。你就在我们机房打吧——我认为：第一，机房设备是公共的，是应该向所有人开放的，并不是某个实验室私有的；第二，助人为乐，乃社会主旋律，也是我的做人原则之一。
然而，问题来了。
我们教研室的一位老师和我说：不允许其他实验室的人，用我们的打印机。
嗷？原来如此——我真是无知啊。
他是老师，我是学生，我要听他的；我就和他说：那好，他快打完了；打完了，就让他走。
不料，这个老师不允许，非让刘维正中断打印，马上走。
我就来了气啦，直接顶撞他，我说：你这叫啥做法？我们答应打完，就走；人家作业写完了，就差打印了，帮人个忙，不是应该的吗？实验室的设备也不是你家的，是学校公共财产，你不让人家用也不在理啊？
这位老师，平时蛮横惯了，别说学生，就是老师，也都让着他；被我这么呛声，一下子蒙了。手足无措地说：这是啥事儿啊，明年就是新年了，我怎么找这么个不痛快。
迄今，我依然认为我是对的。
我不对的，我会认错；我对的，我会坚持。不管你是谁！今天，我依然如故。
不过，大学的状况，也如旧。我们学院的所有学术头头儿们，都把自己的实验室当作私有的，不让其他老师、学生进去，是禁区。一个门派、一个老师等于一个山头儿，山头之间都装着门和刀片铁丝网，想进去，没门——一个信息封闭、各自垄断的地方，天天叫喊创新，我觉得是笑话。
这是一件小事儿，过去，我就忘了。
不料，后来，却在系里传开了。说：一个研究生和老师吵架了。我不认为是吵架，我只是表达了我的意思，之后，我们就走了。
据说，教研室的老师们私下乐开了花——他们认为我替他们出了一口气。
哎！
坏人，都是你们惯的。要都是我这种人，坏人早就灭绝了！
8. 最难的课程—电磁场
大学的课程，有的很难，有的相对简单。
分大类的话，人文课程相对容易；理科、工科的课程，难度就大多了。
举个例子，我们学校和南开大学，相邻。天大理工科为主，南开人文是主流。每到周末，看电影、跳舞、压马路、谈恋爱的，都是南开大学的；天大的学生，就少多了——天大的学生，到了周末，都在写作业，或者画图。
理工类的课程，难度也大不相同。
学生们公认难度最大的课程，是带场、带矢量运算的，如流体力学、电磁场，还有通信——通信当中，大量使用傅里叶变换；变来变去，搞得头晕脑胀。
我学过最难的课程是电磁场——听了一个学期，都没入门；真是洋鬼子看戏，干瞪眼，几乎是一窍不通。临考试了，着急上火；赶快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书。从头开始，看了一个星期，豁然开朗，觉得也没那么难啊。
最后考试，我得了90分，成绩还不错。
我自己最感谢那本书——那本书，写得条理分明、环环相扣，只要从头开始，一步一步向后展开，没有不明白的。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们的课程老师，不用那本书作教材呢？此其一；
为什么我们老师讲的，我完全不入门呢？此其二。
迄今，我也没想通。所以，写出来，供今天的老师们参考。
9. 硕士论文—VLSI布局
芯片，今天已妇孺皆知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还是高科技和新兴领域。
如果此说成立，我也算是芯片行业的先行者了。
因为，我当时的硕士论文选题是：含特殊形状的大规模集成电路布局问题研究——通常，芯片的外观多为矩形，可是，为了最大效率地利用电路板，有时，可能会出现特殊形状的芯片，如L、T、U型等。就像我们盖房子，房子的平面多数是长方形，然而，在拐角以及为了采光和功能的需要，可能有非矩形的房子，如十字型、工字形、L型等。
所有芯片都是矩形，相对容易处理，然而，一旦出现一个“异形”芯片，布局就增加了一个难度。
我在论文中，引入了一个虚矩形的概念，很好解决了特殊形状芯片的布局问题。但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就是运算非常耗时。
我当时，没有想到什么好办法。
编程时，我用了链表，可是，链表的Bug在于，要是一个指针没有正确的指向，其地址飘忽不定，有可能指向系统内存，引发错误调用和系统崩溃。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后来，我的同学贺昌科建议，不用链表；每次布局调整之后，重新计算一次——牺牲速度，而增加了可靠性，指针漂移引发的系统崩盘问题，就消除了。
10．一只橘子
今天国人的幸福生活，已经让全世界垂涎三尺了；美国人羡慕我们吃三顿热饭，日本人羡慕我们吃整个的西瓜，韩国人羡慕我们烤牛肉，欧洲人羡慕我们吹风扇和空调。没有哪一个国家不羡慕我们的；如果不羡慕，那就是他们无知且狂妄。
不过，90年代的生活，还是有待改善的。
89年元旦，我正睡懒觉，有人敲门——开了门，是我大学同学的妹妹，约我去逛水上公园，除了她，还有她2位发小——她们是天大的子弟，从小在天大园内长大。父母一辈，都是天津大学的老师，最低也是副教授了。
我们四个人，走到水上公园 ，再走回天大校园，以我今天来估计，少说也有15000多步了吧。不过，那时体力好，丝毫也不觉得累；既没有饿的感觉，也不渴。
回到天大之后，去了其中一位的家。四个人，一起分了一只橘子，即：每人1/4橘子。
直辖市、985名校的教授家里，90年代初，招待客人就是一只橘子。
我并不怀念那只橘子，因为，我记得：橘子干巴了，既没水分，也没甜味儿，更别提初恋的味道了。
我写这段，是告诉无知少女或无知少年，他们祖上没有那么阔！如果他们祖上很阔的话，就不会改革了。
11. 幻想未来
我和贺昌科私交颇好，除了他回家之外，做什么事儿，我两个都在一起。他大我三岁，当时已经成婚。他是湖北松滋县人，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师资班。可是，毕业之后，被发配到了天津无线电二厂——是一个远在天津郊县的小厂。
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在我遇到的人之中，他是最聪明的。比我、比我周围的人，至少高出一个量级。
聪明人有一个大弱点，兴趣点太多，随时漂移。来了兴致，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津津有味儿。拉小提琴、踢足球、打麻将、下围棋、打桥牌，弄个小发明，赚点儿小钱。什么都做，什么都是一阵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上课超级认真，坐在第一排，笔记整整齐齐；下课后，瞬间做完作业，就骑自行车回家了。无线电二厂，距离天大50多公里，他天天骑自行车往返，路上需要4个多小时。因为，当时他已经有了孩子，他媳妇儿一个人顾不过来，他必须回去。
有一次，他媳妇儿带着孩子回了娘家，他约我去了一次他家。在他家，他拿出各种洋酒，我们调配了鸡尾酒，一起喝——颜色靓丽、鲜艳，但不好喝。
我俩个在一起，常有一些匪夷所思的想法、观点和对话，惹得我们哈哈大笑——我们曾设想，开发一种“智慧”丸子，人只要吃下去，什么也不用学，就可以成为某一个领域的顶尖人才。你想成为牛顿，就给你一颗牛顿丸子；你想成为爱因斯坦，就卖给你一颗爱因斯坦丸子；每一种丸子，根据其知识含量的密集程度，价格也不一样。
此处省略1万字——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89年4月份开始，直到年底的事情，不能写。从略。
12. 仓皇离津
程序写完、调试通了，运行的结果也不错。之后，开始写论文。
当时，基于计算机的桌面排版，还没有；微软的Word以及WPS等，都是91年之后的事情了。
我的论文，是手写在方格纸上，再交给印刷厂的女工，铅字排版，印刷若干，即可；与今日相比，恍如远古。技术进步，日新月异，令人慨叹。
我常说，按照我们小时候的标准，共产主义在中国早已超额实现了。因为，当年的口号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今天，不仅电灯电话不在话下，土豆牛肉更是随便烧了，还有了汽车、摩托、手机和高铁，这岂不是超额实现了？！
此一时彼一时也。
硕士毕业了，去哪儿？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啊，茫然无着——大学毕业，是包分配的；硕士毕业了，却没地方可去了。
我和负责分配的人说，你们把我分配到山西省教育厅吧。
于是，我把行李打了包，发到山西太原；我自己背着一个小包，仓皇离津，如逃兵。我的同学南余荣送我到西站，还在站前，请我吃了一顿大餐，作为散伙饭。
从太原来，又回太原去了。
如我所言，我对人生，全无计划，随波逐流。
2026年7月256日，星期六；
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