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来电报撤他的职，他痛哭流涕地检讨，这个纵队司令是谁？

 第二次曲阜会议由来

1948年9月24日，激战八天八夜的济南战役落下帷幕，华东野战军全歼国军守敌十万大军，活捉守将王耀武。硝烟尚未散尽，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代前委书记粟裕给西柏坡发电，在传去捷报的同时，再次请缨，提出了淮海战役的设想，淮海战役的名字由此被历史铭记。

9月25日，刘陈李（邓在中央开会）接粟电后，致电军委并粟，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

同日，毛主席回复粟裕，军委批准举行淮海战役，并指示做好准备工作，“要开一次象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9月28日，军委致电饶粟谭并告刘陈，做好淮海战役充分准备，并对曲阜会议指定了人员范围，即“师长以上干部”，并指示济南战役中“伤亡最大的9纵、13纵迅速给以补充……该两纵在作战第一阶段宜作预备队使用”。

毛主席所说的“上月曲阜会议”，是指8月25日至29日华野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的纵队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 那次会议不仅制定了济南战役的作战计划，还开展了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问题，统一了华野内部的思想认识，对于济南战役取得胜利起到关键作用。

不过，就在济南战役前后，华野一直存在的“山头”问题又凸显出来。 华野部队由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而成，华中野战军源自新四军，山东野战军既有新四军部队，也有山东八路军部队，而山东的八路军来自115师，源自红一方面军，和其他部队相比难免有些“优越感”。从华野成立起，“山头”问题就一直存在，而经1947年-1948年初三次分兵之后，华野分成了陈粟、许谭、陈唐、韦吉四个兵团，这一问题就更加突出了。

华野干部合影，左起：叶飞、丁秋生、韦国清、邓子恢、陈毅、唐亮、粟裕、陈士榘、谭震林

与我军各战区部队相比较，华野部队仗打得最好，歼敌最多，相应的装备也就最好，因此骄傲情绪也就难免产生了，在兄弟部队面前有些居高临下。例如华野陈唐兵团和中野陈谢兵团联手攻下了洛阳，在介绍经验的时候，陈士榘大讲华野炮火的作用，让几乎没有炮兵的中野部队特别羡慕。陈毅为此批评了陈士榘，说他过于夸大炮火的作用，会让战士产生对炮兵的依赖，可能会导致没有炮兵支援就不会打仗。

华野部队的核心主力是叶飞1纵、陶勇4纵、王必成6纵，“叶陶王”联手作战，几乎战无不胜。胜仗打得多了，部队有些骄傲，于是“军阀之风”、违纪现象等不良倾向就出现了。在1948年初濮阳整军中，这三个纵队成了整顿的重点，纵队干部都做了自我批评。而陈唐兵团所属3、8、10纵，因为这一时期划归刘邓指挥，没有参加濮阳整顿。这样一来，到了曲阜会议的时候，这三个纵队自然成了整顿的重点。 

毛主席早就命令华野的战役指挥由副司令员粟裕负责，城南庄会议后，更是任命粟裕为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并曾经反复指示华野全军要服从粟裕的指挥。但粟裕在军中资历不算特别深，也没有参加长征，因此对他不服气、不听招呼的人大有人在。

1948年7月底，华东局在山东曲阜召开为期18天的会议。出席会议的不仅有华东局、华东军区、华野的高层首长和各纵司令，还有山东根据地地方区委和特委领导，这次会议便是著名的曲阜会议。然而就在这场会议上，一向以儒雅而称的宋时轮却发起了脾气，愤然离场后又写下了辞职报告。

因为在原定的济南战役作战计划中，擅长阻击的10纵再次担负阻击任务，司令员宋时轮对此十分不满，硬是抢来了主攻的任务。而在曲阜会议上，他又因为一年前梁山阻击战挨批评的旧事闹起了情绪，“声称第10纵队枪支弹药已经不多了，如果没有补充的话，我们是不能继续战斗的。”甚至在粟裕和陈士榘给他做了解释后，依然不能释怀。在开会中途他愤怒离场，并向前委写出报告，请求去东北休养。

对于宋时轮的转变，粟裕和陈士榘感到十分诧异，但他们也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便将这件事汇报给中央，说宋时轮同志想要去东北休养，粟裕一面将情况上报总部，一面耐心给宋做思想工作。

毛主席收到粟裕和陈士榘发来的电报十分生气，在他的印象里宋时轮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毛主席要做出相应的决定。

毛主席当即回电指出：“宋时轮行为极其不恰当，应予撤职处理！”

对于宋时轮的反常表现，宋时轮为何执意辞职？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一定非常疑惑，宋时轮为何要在会议上说这些话呢？他在打仗前夕，为何执意辞职，去东北休养呢？其实这一切都和1947年的一件事有关。

1947年8月10日，邱清泉部进占梁山，随后转兵南下，向郓城方向进攻，而吴化文部则继续向北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吴化文所带领的整编第84师，不是宋时轮所率领的第10纵队的对手，他们完全可以将敌人消灭。为此，宋时轮决定集中兵力北移李家楼附近，等整编第84师北进运动的时候，将其一网打尽。

然而狡猾的邱清泉等第10纵队部署完作战计划后，竟然突然向北前进，和吴化文部会合，企图将宋时轮的第10纵队逼近黄河和东平湖之间，然后将其灭掉。

如此一来，第10纵队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们只好被迫北渡黄河。

8月17日，陈毅和粟裕给陈士榘并报中央军委的电报指出：“10纵自动移至到黄河边，导致敌军尾追，损失很大……”

8月19日，毛主席给陈毅等人发出电报：“宋纵自动北渡，导致遭受损失，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

而北渡黄河导致第10纵队损失将近1500多名官兵，4000多名随军民工和500多匹骡马。由于损失太过惨重，责任问题也引起了陈毅和粟裕的高度重视。

10月10日，陈毅和粟裕给宋时轮并中央军委发去电报：“申明之前北渡黄河的责任问题，这件事由于敌情紧迫，且是按照陈士榘和唐亮指示执行的……”

这封电报中也说明了，宋时轮北渡黄河不是擅自作出的决定，而是按照上级指示办事。然而宋时轮却因为这件事受到军委领导的批评，这也令他感到十分委屈。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委屈的宋时轮想在济南会议上给自己证明一下。没想到却因为发力过猛，导致毛主席生气等一系列事情。

在“闹情绪”的过程中，宋时轮也没有忘记军人的职责，他仍按照野战军首长最初制定的部署，命令第6、10两个纵队于8月29日开始行动……

不久后，粟裕找宋时轮谈话，这才知道他愤怒离场和请辞的真正原因。当天粟裕向军委建议：“宋时轮仍保留原职，如必须要撤职，那么等战役结束后再进行调动。”

看到华野的回电，毛主席心中也清楚了，但他还是本着“先激他一下再说”的精神，回电强调：“准予保留撤职处分，以观后效！”

按照当初的部署，宋时轮担任主攻方向攻城西集团指挥。9月16日到24日，攻城东、西集团互相配合，活捉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彻底解放济南城。

济南解放后的第22天，宋时轮主动向华东野战军和中央军委上交“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的报告。最终经过粟裕、谭震林等人的说情，宋时轮没有获得处分。

济南战役胜利4个月后，由华东野战军推荐，宋时轮担任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

在济南战役过程中，粟裕和许世友之间的意见，也久久不能达成一致。

在革命早期，两人长期都没有交集，粟裕在红一方面军，许世友则在红四方面军，两大方面军在长征中会师时，粟裕却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没有参加长征。

许世友红军时期的职务不低于粟裕，而山东兵团又一直受军委直接指挥或由军委指示华东局指挥（和陈谢兵团类似），自有其独立性，因此身为代司令员的粟裕也不便直接指挥，遇事也只能商量着办。 

到了抗战时期，粟裕在新四军大杀四方，许世友则在八路军征战，两人相隔数千里，一直都没有见过面。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北上山东，担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许世友成为他的下属，两人才开始了合作生涯。

由于两人的性格和作战风格上的不同，也决定了两人必然会在战场上出现一些争论。

第一次，是孟良崮战役。

当时，蒋介石吸取了解放战争初期失利的教训，不再组织部队长驱直入，而是采取依托重点精锐部队进行重点进攻，带动其他部队侧应的方式，阵型不变，严控分散用兵，这样一来，就可以抱团取暖，防止被各个歼灭的危险了。

一开始，我军对这个战术是很不适应的，使出了很多招数，但就是调动不了敌人，各个歼灭的战术似乎也失灵了。

还是粟裕找到了破解之法，采取大范围转移的战术，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忽左，一会儿忽右，按照粟裕的说法，这就是“耍龙灯”战术。

结果，国民党军对这种战术束手无策，被拖得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但是，战术是奏效了，下面的部队却有了意见，战士们来回跑，也不打仗，一个敌人都没有消灭，这让大家都很郁闷，尤其是许世友。

于是，粟裕在命令许世友的部队“返回原地”的时候，许世友直接在电话里怼道：“你们只晓得在地图上一卡一卡的，当兵的是两条腿！”说完，把电话都摔了。

后来，这件事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对许世友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让他听从指挥，不能闹情绪。当然，许世友只是在替战士们打抱不平而已，实际上，他在孟良崮战役中打得也非常坚决，成为孟良崮战役胜利的功臣。

第二次，是济南战役。

按照粟裕的设想，济南战役分成两块，一块是攻打济南，另一块是打援，而且，攻打济南是诱饵，打援才是主要的。

因此，在部署兵力的时候，粟裕将大部分兵力安排在了打援的路线上，而攻打济南城的兵力部署明显有点少。按照粟裕的想法，攻城要尽量拖延时间，以引来更多的敌军增援，然后我军再分头吃掉他们。

而许世友作为攻城部队总指挥，明显感觉攻城的兵力少了，因此，就请求粟裕增加兵力，但是，粟裕没有理会。

许世友非常生气，就在攻城的时候擅自改变了部署，非要争这口气，结果只用了8天时间，就成功拿下了济南。

不过，因为他的进攻速度太快了，国民党的增援部队刚刚开始调动，济南战役就结束了，导致我军打援的部队没有完成目标，也就是说，整个战役的设想并没有实现，这让粟裕非常生气，后来就把许世友调离了前线，没有参加后面更加重要的淮海战役。

其实，许世友之所以没有参加淮海战役，并不是因为粟裕跟他有矛盾，而是因为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坐镇胶东，防止美军在胶东沿海的登陆。

后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正是因为许世友在胶东的威慑作用，让美军不敢在胶东搞事情，确保了淮海战役的顺利进行。

所以毛主席很清楚，粟裕在华野的处境很微妙，他一方面要集中精力指挥作战，一方面又要处理复杂的内部人事问题，实在是顾不过来。

因此，毛主席在济南战役还没结束时，就曾经考虑让已经到中野的陈毅回到华野，帮着粟裕整顿内部事务。只是因为中野邓政委去西柏坡开会，一时回不来，陈毅也就一时离不开，只好暂时作罢。 要帮助粟裕整顿华野，陈毅是最佳的人选。但陈毅来不了，这个问题又拖不得，于是毛主席就致电华东饶书记，让他到华野“帮助工作一个时期”。饶虽然在华野没有具体职务，但他是华东局一把手，说话自然是有分量的，且饶参加了“九月会议”，也正好借此传达会议精神。

9月27日，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华野前委，山东兵团前委，苏北兵团前委均应利用目前两星期时间，根据中央历次指示，检讨自己及所属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问题，并将结果电告”，同时要求华野前委复电解释为何此前“未按时间向军委做综合报告，亦未声明请准延缓或免做”。 次日，教员去电特意作出时间安排：“为使你们的会议开得好一些，时间可以有七天到十天，而将执行淮海战役的时间推迟到十月十五日以后。”

10月5日至24日，华野前委在曲阜举行扩大会议。

10月6日，即华野开会期间，中央再次电告饶漱石、粟裕：此次会议检讨关于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时，应做成一个决议，在会上通过。

不到十天时间，中央接连四份指示电，连在数百里外的陈毅也专门去电，共同指导督促一个野战军前委开会检讨纪律问题、增进内部团结统一。

甚至为了让华野搞好这次纪律检讨，毛主席下令推迟了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淮海大决战。

会议由粟裕主持，华东局饶书记开门见山的指出：

“在大规模战争中，需要各方面互相配合互相协同，如果纪律性破坏了，任何一个纵队、一个师闹独立性，任何一个同志闹个人主义，都会使我们的军队遭受损失”。 “今天的界限已经不存在了，地区上已经打成一片，过去的分裂是敌人造成，是客观事实，要求独立坚持作战，而今天客观上打成一片，便要求集中统一，不管你是哪个部队哪个地区”。 “过去过早强调集中是错误的，而现在不集中就是更严重的错误，因此，在今天要求全党全军绝对的统一集中，对革命工作不许讲价钱，反对无纪律，闹独立的倾向”！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是军事会议中讨论作战、编制、后勤、教育等间题时，华野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贵。中央对华野的作战特别满意，但对华野后勤没有制度，造成浪费，以及部队的骄气，提出严肃的批评。

中央责成我要在华野全军展开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对不服从前委领导的违反纪律的各负责同志要执行纪律处分。此次打济南，我们估计这次战役将是空前的，中央对各兵团服从中央服从前委的领导有所了解，曾反复指示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

可是有些同志竟闹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尊重前委的领导，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中央责成华野前委要开这一次会议，展开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加强纪律性来保证胜利”。

粟裕在第二次曲阜会议上作报告

10月20 日，根据会议情况，华东野战军作出了《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无组织状态的决议》。 决议提出：所有与会同志一致拥护主席的报告及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认为只有军队向前进，将战争转至蒋管区，才能更迅速地摧毁摇摇欲坠的国民党统治；只有加强纪律性，才能保证全党全军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一致，才能加强团结和保证革命的胜利。 决心为贯彻中央的方针而坚决奋斗，并保证在战争第三年内，坚决完成中央给予华野的作战任务，与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的指令，对加强纪律性、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作出显著的成绩。

华东局方面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此次曲阜会议，集中华野全军各纵、各师干部进行加强纪律性的检讨与教育，收效甚大，前委本身及前委与各纵、各师间的团结大大加强，部队中党内正确民主生活已开始建立起来。 在此次曲阜会议上，华野内部开展了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根本上增进了内部的团结统一，自“七月分兵”以来一直处于分散状态的华野终于拧成了一股绳。

而华野在人事方面也做了一些调整：在济南战役后，许即回到山东军区继续养病，不再担任前线指挥工作；谭震林与粟裕搭档，担负起华东野战军全军的实际政治工作。

第二次曲阜会议之后，粟裕真正取得了华野全部15个纵队的指挥权。

随后淮海战役的辉煌战果及战役期间，两大野战军之间，野战军各纵队之间，解放军和人民群众之间，纪律严明、团结如一，共同克敌制胜，这一幕幕感人的场景在淮海战场上演。 这还只是全国各大战场紧密配合场景的其中一幕。 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用不朽的功勋，印证了严明军队纪律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论断的正确性。同时也反映出1948 年中央全面强化军队纪律以及前后两次曲阜会议的巨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