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熵战》第二十四章:中国战略
《总体熵战》第二十四章:中国战略
作者:圣劳伦斯河评论
导言
在系统阐述了战争的本体论、形态论、攻防论、时空论、科学论,并以一战、二战、朝鲜战争、古巴危机、抗美援越和冷战真相完成历史验证之后,本书从第二十四章开始进入全书的最终部分——当代推演与未来。第二十五章“破解‘超级木马’”揭示了潜伏在中国经济肌体中的内部隐患。本章则从宏观战略层面,系统论述中国在面对西方超级联盟围堵时的战略选择、战略方向与战略路径。
中国当前面临的战略环境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谋划,已经从核包围、军事围堵、经济制裁、科技封锁到生物战争,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的超级包围圈。这一包围圈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包围——它不是在战时形成的,而是在“和平时期”悄然完成的;它不需要越过国境线,而是通过盟友体系、核武扩散、经济渗透和制度性安排实现的。
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中国需要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战略。这套战略必须回答三个根本问题:向哪里去?如何破局?靠什么支撑?
本章将从战略总纲、战略支点、战略路径、战略制高点、战略时间框架和战略支撑六个维度,系统论述中国的国家战略。
第一节:战略总纲——向西挺进,向东防御
一、战略困境:四面合围下的中国
中国当前面临的战略态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及其亚洲盟友,在中国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形成了合围之势。
· 东面:日本、韩国、美国驻军、台湾(被美日操控)、第一岛链,构成对中国最直接、最密集的军事压力方向
· 南面:菲律宾、越南、南海争端、美国航母舰队,构成对中国海上生命线的持续威胁
· 西面:印度在中印边境的军事集结、巴基斯坦可能的“倒戈”、阿富汗方向的渗透
· 北面:俄罗斯的核武库与“误射”风险、朝鲜的核“误射”与不可预测性
这种四面合围的态势,使中国在任何一个方向的军事行动都面临被多方向牵制、消耗和打击的风险。传统的应对思路是“四处设防、全面应对”,但这必然导致兵力分散、资源分散、战略重点不突出。
二、战略总纲的内涵
本章提出“向西挺进,向东防御”作为中国的总体战略框架。
向西挺进——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向西扩张领土,而是特指中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向西投放到地中海,并对该区域的关键节点产生致命威胁,从而达到阻止西方对华发动战争的目的。这一战略方向的确定基于以下判断:
1. 西方的战略首脑不在东方:西方联盟的决策核心和战略枢纽不在亚太,而在大西洋—地中海区域。与其在东方与西方的“拳头”硬碰硬,不如直接指向西方的“心脏”。
2. 以色列是西方联盟的战略支点:如“中国若出此奇招,西方将全线退兵”一文所论证的,以色列在西方战略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如果中国能够对以色列形成有效威慑,西方将被迫从进攻态势转入防御。
3. 西线是西方的防御薄弱环节:西方在亚太地区经营了数十年的军事基地和盟友体系,防御密度极高;而在地中海—中东方向,西方虽然也在加强防御,但其防线远不如亚太严密。
4. “围魏救赵”的战略逻辑:当中国在西线形成威胁时,西方将被迫从东线抽调力量回防西线,从而减轻中国在东线的压力。这正是“围魏救赵”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战略应用。
向东防御——并非消极的防守,而是在东线采取“守中有攻”的战略姿态。具体内涵包括:
1. 总体守势:在东线(东海、台海、南海、东北方向)不主动寻求与美日及其盟友的决战,不陷入西方预设的战争节奏
2. 局部进攻:在关键节点上采取主动进攻——最典型的是收复台湾。收复台湾是中国在东线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既属于“向东防御”框架下的局部进攻,也是打破西方第一岛链封锁的关键突破口
3. 防御的弹性: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胜负标准,而是以消耗敌人、保持有生力量、等待西线牵制效果显现为核心目标
“向西挺进”与“向东防御”的关系是:以西线的战略进攻牵制东线的战略压力,以东线的战略防御为西线的战略进攻争取时间和空间。 两者互为依托,形成“西攻东守”的总体战略格局。
三、战略逻辑的古今贯通
这一战略思路可以从中国历史上找到经典先例。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1947年,当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和山东发动重点进攻时,毛泽东果断命令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直逼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迫使国民党军队回防,从而扭转了全国战局。这就是“以攻代守、以外线牵制内线”的经典范例。
围魏救赵:公元前354年,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齐国出兵救赵。齐军没有直接前往邯郸与魏军决战,而是围攻魏国都城大梁,迫使魏军回援,赵国之围遂解。这是“攻其必救”战略思想的早期经典。
“向西挺进”正是“攻其必救”原则在当代战略环境下的应用——以色列是西方必救的核心节点,一旦这个节点受到威胁,西方的整个战略布局将被迫重构。
第二节:战略支点——以色列在西方战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一、西方联盟的“首脑”不在美国
传统观念认为,美国的综合国力在西方联盟中最强,因此美国是西方联盟的领袖和首脑。然而,这一判断在深层政府的视角下需要修正。
如本书第五章“深度现实主义”所论证的,西方世界存在着“显性结构”与“隐性结构”的双重权力体系。显性结构表现为各国政府、议会、军队和媒体;隐性结构则是深层政府的跨国家权力网络。在隐性结构层面,西方联盟的真正“首脑”不是美国——美国本身也是一个可以被牺牲的棋子——而是以色列。
二、以色列的战略重要性
以色列在西方战略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源于四个不可替代的维度:
1. 宗教与文明的象征核心
以色列是犹太文明的载体,而犹太文明在西方文明中具有特殊的“母体”地位。基督教源于犹太教,西方文明的宗教根基与以色列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对深层政府中的犹太精英而言,以色列是终极的精神家园和文明根脉。
2. 中东战略的枢纽
以色列位于地中海东岸,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点。控制以色列,就控制了中东的战略枢纽;失去以色列,西方在中东的整个战略布局将崩溃。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通道、苏伊士运河的海上咽喉、地中海与红海的连接——都围绕以色列所在的区域展开。
3. 核威慑的脆弱节点
与中国、美国、俄罗斯等核大国相比,以色列的国土纵深极为有限——面积约2.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900万。如果遭受核打击,以色列的生存将面临根本性威胁。正是这种“脆弱性”,使以色列成为西方联盟中最容易受到致命打击的节点。几枚核弹可能不足以摧毁一个大国,但足以使以色列失去作为一个国家的生存能力。
4. 金融与情报的控制中心
以色列及犹太资本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据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华尔街、伦敦金融城、瑞士银行体系中的关键机构,都与以色列有着深层联系。失去以色列,不仅是失去一个盟友,更是失去整个全球金融网络的神经中枢之一。
三、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验证
美国总统拜登会见以色列领导人时的表现,被一些观察者解读为“跪拜”——这并非夸张,而是反映了以色列在美国政治中的实际地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曾明确表示:“即使华盛顿沦为废墟,一件丝毫不改变的事情是,我们援助以色列的……这是我们身份的根本,根本定义。”
这不是外交辞令,而是对以色列在西方战略体系中核心地位的坦白承认。它揭示了一个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长期遮蔽的事实:美国不是西方的首脑,以色列才是。
四、“以色列支点”的战略应用
从进攻的角度看,如果中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对以色列形成有效威慑,西方将面临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
· 保护以色列:需要投入巨大的军事资源进行防御,这将分散西方在亚太方向的兵力
· 不保护以色列:失去以色列意味着失去中东、失去战略枢纽、失去金融神经中枢、失去文明的象征核心——这是西方无法承受的损失
因此,“指向以色列”不是真的要攻击以色列,而是通过形成可信的威胁,迫使西方从进攻态势转入防御态势,从而为中国的东线防御和整体战略破局创造空间。
这一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使西方不得不保护一个“无法完全保护的节点”,从而在战略博弈中陷入被动。
第三节:战略路径——向西挺进的实施途径
将军事力量向西投放到地中海方向,需要解决“怎样去”的问题。本章提出三条战略路径:空中、地面和地下。
一、空中路径:高超音速与太空投送
空中路径是向西挺进最快捷、最直接的途径,也是当前技术条件下最具可行性的方式。
1. 高超音速导弹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高超音速导弹体系之一。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且具有高机动性,现有导弹防御体系难以有效拦截。从中国本土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射程足以覆盖地中海方向的目标。这构成了对以色列的直接威慑能力。
2. 反卫星武器与太空对抗
中国的反卫星武器能力,是确保高超音速导弹能够突破西方防御体系的关键前提。如“中美太空实力决定亚太战争能否推迟爆发”一文所分析的,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高度依赖太空资产——高轨静止卫星(用于导弹预警)和“星链”低轨卫星(用于全球通信与协同)。
中国对太空资产的攻击将直接瘫痪西方导弹防御体系的核心,使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和核导弹能够穿透防御,从而对以色列形成可信的核威慑。近太空可控核爆炸和电磁脉冲攻击,是瘫痪卫星系统的有效手段。
3. 隐形飞机与隐形无人机
隐形战略轰炸机和隐形无人机可以携带短程导弹,突破西方防空系统,在地中海方向形成打击能力。虽然单次投送的载弹量有限,但其威慑价值在于“存在”而非“数量”——让西方认识到中国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动打击。
二、地面路径:“一带一路”与力量存在
地面路径是空中路径的重要补充,它通过在西线建立物理存在,为空中威慑提供支撑,并形成“地面+空中”的复合威慑。
1. “一带一路”的战略转向
“一带一路”原本主要定位于经济合作,但在新的战略环境下,其功能可以部分转向战略支撑。通过在沿线国家——尤其是北非和中东国家——建立基础设施、港口、物流中心和通讯节点,中国可以在地中海方向形成力量投射的前沿阵地。
2. 非洲支点与地中海通道
苏丹、埃塞俄比亚、吉布提等非洲国家,是中国向西挺进的重要支点。虽然西方正在通过操控苏丹内乱和埃塞俄比亚冲突来清除中国在北非的存在,但中国应继续巩固和扩大在非洲的存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是中国在海外的第一个军事基地,其战略意义不仅在于反海盗,更在于它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面向地中海方向的“跳板”。
3. 穿透西方封锁线
西方正试图通过层层防御封锁中国向西的路径——白俄罗斯的战术核武部署、波兰的空中加油基地、地中海的美国核潜艇——都是为了防范中国向西投送力量。中国需要识别这些封锁线的薄弱环节,在尽可能多的国家分散部署力量和影响力,形成“多点开花”的态势。
三、地下路径:远程地道与战略持久战
地下路径是最具想象力的长期战略选项,也是最能体现“持久战”思维的方式。
1. 远程地道的战略意义
如“新持久战”一文所提出的,在高速挖掘机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挖掘远程地道已经成为可行的战略选项。远程地道可以:
· 突破西方的地面和空中封锁
· 隐蔽部队和导弹的移动,使敌方无法预判打击方向
· 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突然冒出地面,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
2. 文明向地下发展
更深层的战略意义在于:地下城市不仅是军事工事,也是文明在核时代的生存方式。如“新持久战”所述,当地面目标面临核打击的毁灭性威胁时,地下工事成为生存的唯一保障。中国应开始建造深层地下城市,让文明朝立体方向发展——这既是战略防御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在核时代自我保存的必然选择。
3. 五十年工程与代际战略
远程地道的挖掘是一项长期工程,可能需要五十年甚至更久。这体现了“持久战”的核心理念:不追求短期速决,而着眼于代际战略竞争。当中国的地道网络延伸到世界各个角落时,西方将面对一个完全无法封锁的中国——导弹可以从任何地点冒出来,部队可以在地下穿越国境线而不被发现。这正是“新持久战”思想的工程化体现。
第四节:战略制高点——太空博弈
一、太空决定战争胜负的逻辑
如第七章“论进攻”第五节所论证的,卫星系统是现代战争最关键的战略制高点。失去卫星系统,精确制导武器失效、指挥通讯中断、情报感知盲化、无人机蜂群失控——战争将退回“盲战”状态。
太空博弈的重要性在于: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控制了战争的胜负;谁失去了太空,谁就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
在“向西挺进”的战略框架下,太空博弈具有双重意义:
1. 突破封锁:中国需要有能力突破西方的太空封锁,确保高超音速导弹和核导弹能够穿透西方的导弹防御体系
2. 保护己方:中国需要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卫星系统,防止西方在战争爆发时首先摧毁中国卫星
二、美西方的太空优势
截至2026年,美国在轨卫星总数已超过1.1万颗,占全球在轨卫星的四分之三以上。其中,SpaceX公司的“星链”低轨通信卫星在轨数量已突破1万颗。马斯克曾表示能够封锁中国和俄罗斯的核武——这并非空话,而是一个技术事实的陈述。
加上欧盟、日本等盟友的卫星力量,美西方在太空领域对中国拥有压倒性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技术成熟度、快速补网能力和商业航天动员能力上。
三、中国的应对路径
1. 反卫星能力的威慑作用
虽然中国在卫星数量上处于劣势,但中国可以通过反卫星能力形成“不对称威慑”——如果西方摧毁中国卫星,中国也有能力摧毁西方卫星。这种“相互确保太空摧毁”的格局,与核领域的“相互确保摧毁”有着相似的逻辑。
关键技术包括:近太空可控核爆炸、电磁脉冲攻击、动能拦截器、激光反卫星武器、在轨机械臂捕获技术。
2. 快速补网能力
在卫星被摧毁后,中国需要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发射替代卫星。这要求中国建立冗余卫星生产能力、预置备用卫星、与商业航天公司建立战时征用协议。
3. 非卫星导航与通讯系统
作为战时的应急措施,中国应建立不依赖卫星的备用导航与通讯系统——地面无线电导航系统、光纤通讯网络、高空平台通讯、传统惯性导航。这些系统是战争进入“盲战”状态后的最后一条生命线。
4. 自主太空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需要加快推进自主的太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低轨通信星座(中国的“星链”)、高轨预警卫星、深空探测能力。虽然追赶美国需要时间,但这是中国必须走的路。
第五节:战略时间框架——新持久战
一、西方的“新持久战”与中国的应对
如“新持久战”一文所论证的,西方对中国的战略,本质上是一场“新持久战”。1991年苏联解体后,西方确立了对中国的“新持久战”战略,分为两大步骤:第一步是对伊斯兰发动战争,征服伊斯兰文明;第二步是对中国发动综合战争,征服中华文明。
这一战略具有以下特征:
· 多域综合:军事、经济、金融、科技、认知、生物等多领域同步推进
· 高度隐蔽:西方没有发表宣言,而是默默执行这一大战略
· 代理战争:通过代理人消耗对手,避免直接全面对抗
· 长期消耗:通过持续施加压力,耗尽对手的战略资源与财政耐力
中国的应对,也必须是“新持久战”——不是被动承受,而是主动、系统地应对一场多域、长期、综合的战略较量。西方面对的是一个长期、多域、综合的战略博弈,而不是一场可以速决的局部战争。
二、新持久战的四个阶段
中国的新持久战可分为四个阶段:
1. 防御阶段
西方从法律战、贸易战、科技战、生物战、常规战争到金融战,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进攻。中国从被动防御到积极防御。常规战包括钓鱼岛、南海、中印边境三个方向的局部战争。常规战争打响后,金融战接踵而至。
关键任务:生存下来,不被第一波打击击垮;识别西方的战略意图,不被隐蔽性所迷惑;积累力量,等待战略反击的时机。
2. 决战阶段
台海战争一旦爆发,将引发的不是局部战争,而是全面战争——即亚太战争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决战。这将是一场大规模、多方向、多领域的全面战争,波及东海、南海、朝鲜半岛、中印边境等多个战场,美日印澳及北约多国将直接或间接卷入,核战争的风险显著升高。
关键任务:打赢这场全面战争——这是决战阶段的核心。中国需要以“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策略,在第一时间集中力量消灭一个方向的敌军主力——最可能的是日本——以震慑其他方向。如果中国打败西方联军的多国进攻,成功收复台湾,中国将屹立东方,迎来长久和平。
3. 相持阶段
如中国赢得决战,西方在国际上封锁中国,进入中西冷战,中西和平竞争。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关键任务:在封锁和制裁下保持国力不衰退;在科技和军事领域持续追赶;等待西线战略布局产生效果。
4. 超越阶段
中华民族以卓越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在科技与军事两个关键领域超越美国。这是中西文明真正的决战——不是热战,而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西方无法战胜中国,只能与中国共谋世界统一。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作为“双子星”照耀世界。
关键任务:在科技领域实现全面突破;在军事领域达到与美国持平或超越的水平;以实力为基础推动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
三、新持久战的五大支撑条件
中国需要以下五个关键条件来支撑新持久战:
1. 保护首脑与国家指挥体系
建立“影子政府”或隐蔽的指挥体系,保护国家首脑机构和核心领导成员,避免“斩首”和指挥机关瘫痪。在生物战争时代,病毒无孔不入,国家最高领导人和核心成员的安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第八章“论防御”所论述的,一个国家的指挥体系可以分为“透明”、“隐蔽”和“半透明半隐蔽”三种类型。从安全角度而言,隐蔽的权力体系最为安全。美国的权力体系是“半透明半隐蔽”的,影子政府处于暗处,不容易受到攻击。中国需要借鉴这一经验,建立符合自身国情的隐蔽指挥体系。
2. 保护核武力量
中国必须完整细致地做好核武器、核武基地和核武顶尖科学家的安全保护,确保能够承受西方第一波和第二波核攻击。核武的安全保护需要从空中、地面到地下,建立完整的立体防御体系。核武安全关系到中国的整体国家安全,是中国最主要的生命线之一。只要核武力量存在,西方就不能通过武力征服中国。
3. 保持科技领先,至少与美国并驾齐驱
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竞争力。从精确制导到太空对抗,从人工智能到量子通信,从高超音速到生物防御——战争的胜负越来越取决于科技水平的代差。中国必须在关键科技领域保持与美国并驾齐驱,在部分领域实现领先,才能确保“向西挺进”的威慑可信度和“向东防御”的可靠性。
这不仅关乎军事科技,更关乎整个国家创新体系。芯片、操作系统、航空发动机、新材料、生物技术、人工智能——任何一个领域的落后,都可能成为战争中的致命短板。中国必须建立国家主导的科技创新体系,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确保在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仍能维持科技自主。
4. 粮食与能源自主
粮食和能源是战争的生命线。一旦西方全面封锁中国,粮食和能源将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变量。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粮食和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这是战略上的脆弱点。
中国必须加速实现粮食自给,保护耕地红线,发展现代农业技术,建立战略粮食储备体系。在能源方面,中国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太阳能、风能、核能),降低对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建立多元化能源进口通道,避免任何单一通道被切断即导致全国能源危机。粮食与能源自主,是确保中国在持久战中不被“耗死”的前提。
5. 保护庞大人口
中华文明之所以灿烂辉煌、源远流长,是因为形成了庞大的人口,不断创造和传播文明。如果失去庞大的人口,中华文明就会萎缩。
保护人口的核心是防止生物战——尤其是通过有害疫苗和转基因粮食进行的“隐形”生物攻击。如第十一章“生物战和核战为什么必然发生”所论述的,生物战的最大特点是“无声、无形、无界”。中国必须高度重视中医药在应对生物战争中的作用——中医药是中国抵挡西方生物战的万里长城。
第六节:战略支撑——中国的十二大优势
中国在面对西方超级联盟的战略博弈中,拥有十二大优势条件,这些条件是支撑新持久战的基础:
1. 核威慑的“门槛效应”
中国是世界三个核大国之一。虽然核武数量与美俄尚有差距,但中国拥有的核武已经达到了毁灭西方的“门槛规模”。西方并无把握通过第一波攻击全部消灭中国核武,中国具备可靠的核反击能力。
2. 完备的常规防御体系
中国拥有强大完备的常规武器和海陆空近海防御与拒止能力,能够在周边区域有效抵御和反击任何常规进攻。
3. 强大的陆军与后备役资源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陆军和丰富的后备役资源,可以阻挡周边国家对本土的侵略,并在持久战中提供源源不断的兵力补充。
4. 战略纵深与回旋余地
中国地大物博,具有广阔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即使沿海地区遭受攻击,中国仍能利用广阔的内陆和西部地区继续作战。
5. 海外华人的支援网络
华人遍布海外各个国家,能够在物资、金融、信息和人才等方面提供支援,成为中国“外线作战”的重要力量。
6. 国际朋友与非西方市场
在西方之外,中国拥有广泛的国际朋友。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站在西方一边,西方并不能完全封锁中国。
7. 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
一旦被逼到国家危机时刻,中国人民就无比团结、众志成城、一致对外。这种精神力量一旦爆发,将令西方恐惧。
8. 庞大的人力资源与创造潜力
中国拥有庞大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具有发明创造的无限潜力。只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中国就可以在若干尖端领域取得突破。
9. 完整的制造工业链
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完整的制造工业链。即使西方封锁,中国仍然能够自己制造绝大部分生活用品和武器。中国有“基建狂魔”之称,具有快速的道路和建筑修复能力。
10. 发达的交通网络
中国拥有世界最发达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具有快速运兵、后勤支援和人口疏散能力。
11. 高效的组织系统与中医药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优良和高效的组织系统,拥有古老的中医药,能够比西方更有效地应对生物战争。
12. 被封锁的宝贵经验
中国拥有冷战时期被西方长期封锁的经验,甚至有同时被西方和苏联阵营封锁的经验。中国人具有超强的忍耐力,比西方人更有利于打持久战。
以上十二个条件,为中国进行新持久战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力。只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中国就能够在这场长期的战略博弈中坚持到最后。
第七节:本章结论
中国当前面临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最宏大、最持久的战略博弈。西方联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谋划,已经从核包围、军事围堵、经济制裁、科技封锁到生物战争,对中国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超级包围圈。
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中国需要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具有前瞻性的国家战略。“向西挺进,向东防御”正是这样一种战略框架——它回答了“向哪里去”和“如何破局”的根本问题。
向西挺进,不是为了征服西方,而是为了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围堵;向东防御,不是消极退让,而是为了在关键节点(如台湾)实现局部进攻的同时,避免陷入西方预设的战争节奏。两者的关系是:以西线的战略进攻牵制东线的战略压力,以东线的战略防御为西线的战略进攻争取时间和空间。
实现这一战略框架,需要空中、地面和地下三条路径的综合运用,需要太空博弈的支撑,需要新持久战的时间框架,需要十二大优势条件的充分发挥。太空实力是决定亚太战争能否推迟爆发的核心变量——谁控制了太空,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新持久战”是中国的战略时间框架。它分为四个阶段——防御、决战、相持、超越。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第二阶段“决战”的核心是台海战争。但台海战争一旦爆发,将不是局部战争,而是全面战争——即亚太战争或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决战。它将波及东海、南海、朝鲜半岛、中印边境等多个战场,美日印澳及北约多国将直接或间接卷入,核战争的风险显著升高。中国必须以打全面战争的心态和准备来应对,在第一时间集中力量消灭一个方向的敌军主力,以震慑其他方向。
支撑新持久战的五个关键条件是:保护首脑与国家指挥体系、保护核武力量、保持科技领先(至少与美国并驾齐驱)、粮食与能源自主、保护庞大人口。这五个条件缺一不可,构成了中国在持久战中“不被击垮”的生存底线。
只要中国坚持新持久战,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条件,中华文明就必将在这场与西方文明的长期博弈中屹立不倒。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当西方选择以持久战的方式对付中国时,中国也应当以持久战的方式回应。 毛泽东在1938年写下《论持久战》,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指明了方向。今天,面对一场新的、更大规模、更长时间的持久战,中国同样需要一套系统的“新持久战”战略。
中国必胜。中华民族必胜。这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基于对力量对比、战略态势和历史规律的冷静分析。
附:本章对前二十三章的呼应
1. 对第一章“战争的本体论重构”的呼应:本章所论述的“向西挺进”战略,是“暴力之根”在战略层面的主动运用——不是被动承受暴力,而是主动运用暴力威慑来阻止战争的发生。
2. 对第二章“战争形态的演变”的呼应:本章所论述的“新持久战”涵盖生物、网络、金融、认知等多个域,是“总体熵战”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完整体现。
3. 对第三章“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的呼应:本章所论述的“向西挺进”战略,本质上是以“战”止战——通过形成可信的战争威胁来阻止战争的发生,这是战争与和平辩证关系的最高运用。
4. 对第四章“战争与文明的关系”的呼应:本章明确将中西战略博弈定位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长期竞争”,这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形成对话,但结论是“共存”而非“一方消灭另一方”。
5. 对第五章“深度现实主义”的呼应:本章关于“西方联盟的真正首脑不是美国而是以色列”的判断,正是深度现实主义“显隐双重结构”在战略分析中的应用。
6. 对第六章“论战略”的呼应:本章是第六章战略论述在中国的应用——从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路径到战略支撑,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战略框架。
7. 对第七章“论进攻”的呼应:本章所论述的“向西挺进”是中国在战略层面的主动进攻,“向东防御”是中国在战略层面的主动防御,两者共同构成了“攻防兼备”的战略格局。
8. 对第八章“论防御”的呼应:本章所论述的“影子政府”、“核武保护”、“粮食与能源自主”和“地道战”,正是第八章防御论述在中国战略中的具体应用。
9. 对第十一章“生物战和核战为什么必然发生”的呼应:本章将“生物战的应对”纳入国家战略框架,特别是强调中医药在应对生物战争中的作用。
10. 对第十六章“战争与科学”的呼应:本章将“太空博弈”、“科技领先”和“高科技突破”作为战略支撑的核心要素,体现了科学与战略的深度结合。
11. 对第二十三章“冷战真相”的呼应:本章从冷战的教训中汲取战略智慧——西方通过“和平演变”和“持久战”赢得了冷战,中国必须以类似的战略耐心应对新的持久战。
12. 对第二十五章“破解‘超级木马’”的呼应:本章所论述的“向西挺进”战略,在逻辑上是对第二十五章“内部木马”威胁的外部回应——内部清除木马,外部打破包围,内外结合,构成完整的国家安全战略。
(第二十四章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