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小説反黨：从明人章回小説和中国历代小说史论说起
2026-8-9
看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説戲曲研究資料叢書《金瓶梅資料匯編》 ，编者为侯忠義和王汝梅。其中刊有清末民初奇人黃人（字摩西，1866 -1913）先生撰《明人章回小説》一節，原文是黃人《小説小話》中的一章，见解不凡。現摘引如下：
有明一代之史，多官样文章，葫芦依样，繁重而疏漏，正与宋史同病。私家记载，间有遗轶可补，而又出于个人恩怨，及道路传闻。若夫社会风俗之变迁，人情之滋灕，舆论之向背，反多见于通俗小说，且言禁方严，独小说之寓言十九，手挥目送可自由抒写，而内容宏富，动辄百万言，庄谐互引，细大不捐，非特刍荛补简册，又可为普通教育科本之资料。虽或讬神怪，或堕猥亵，而以意逆志，可为人事之犀鑑。盖胜朝有种种积习，为治乱存亡之原动力者，史多讳而不言，可于小说中仿佛得之。。。。故当时有心之士多著小说，又喜评小说。而文学家中通俗小说遂与八股传奇鼎峙。。。。。
黄摩西（1866年-1913年），名振元，字慕庵，后更名人昭，字羡涵，又字慕韩、慕庵，别号江左儒侠、野蛮、蛮、梦闇、梦庵、慕云。以书癖、才奇、文怪、言狂、诗虎、词霸而被列为清末苏州五大奇人之首。中年后更名黄人，字摩西，江苏常熟人。他是清末民初知名的文学家、小说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及南社骨干，曾主编《小说林》，并编纂了中国近代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大型百科全书《普通百科新大辞典》。
黄人还特别指出，据张宗子《嫏环山馆杂记》所见，仅就章回体而言，明人小说已有“四百余种”。他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首发于不平等专制之毒：
不平等专制之毒，未有剧于明者也。君主威福过于上帝，诸臣虽身登三事，列清要，而以奴隶蓄之，盗贼待之，夷戮髡钳，惟意所施，故明之士夫，未有不受刑辱者，而受刑辱者，君子尤多于小人，非臆说也。试观有明卿相之受诛，不数倍阉寺嬖幸乎？而士夫则乙科以上，对于编氓，皆得而鱼肉之；大僚之对于下吏，亦皆得操其生死荣辱。重重压力，成此弱肉强食世界。故小说人物，每假一巨阀，遘谗罹祸，骈首夷族，其裔流为奴厮，或潜草泽，至一日得志，乃尽杀其仇家以报，且以啸聚暗杀为忠义，淫奔贿迁为佳话，盖怨毒之甚而出此也。
其次是科举之毒：
科举毒明人，视登高第若遐举，故有一种遗传科第热。修德立行，为科第也；读书考古，为科第也；倾轧标榜，钻营苞苴，为科第也。即名人宏制，出其余沈，而必高谈时艺，重科第也。不得则如在九幽，一得即直腾霄汉，泥金报捷，则贫者富，弱者强，死者亦几可复生。尤重进士第一人，谓是入阁捷径，盖世奇荣“状元宰相”四字，奔走倾倒一世之人。其实，明之状元，不论才品，多以门荫，募金得之，朝廷亦以俳优待之，阁臣亦绝无古宰辅价直，不过天子之外记室，为阉人司礼秉笔之副而已。然举世瞢然不惜也，其现象可于小说中验之。一、迷信。学仙奉佛，及崇奉因果报应，已思想最高矣，以星命、堪舆为方计，以鬼狐眚祥为故实，故神怪小说，最为社会欢迎。一、奢淫。明时无藩镇之分敛，及金缯之岁输，故物力稍纾于唐宋，而侈风起焉。宫廷倡之，上行下效，一命以上，中人之家，必有园林声伎之奉，缙绅无论矣。一土豪、一游士，以至胥吏、仆御，亦器用饰金银，家人曳纨绮。消耗既巨，立致穷困，则设法取足，于是上婪贿，下中饱，弱者用诈，强者肆力。而宵人之猎食，常遍于江湖；穒徙之御人，不绝于都市。以间谍为业，而酿成倭虏之巨创；以啸聚营生，而卒召闯献之革命。彼小说中以采兰赠芍为佳话，以揭竿斩木为英雄，非丧心焉，实有慨乎其言之也。
这当然是黄人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时代判断，不能简单当作明代科举制度史的客观结论；但它恰恰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对于明代科举及其政治功能的激烈反感。黄人随后又谈到迷信、奢淫、贿赂以及社会秩序的败坏。在他看来，小说中那些看似荒诞、香艳甚至离经叛道的故事，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现实社会积弊的一种文学投影。
另外，《金瓶梅资料汇编》还摘录了晚清小说评论家王钟麒的《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原载1907年《月月小说》第一卷第十一期）：
… …吾谓吾国之作小说者皆贤人君子，穷而在下，有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则姑婉笃诡橘以言之。即其言以求其意之所在，然后知古先哲人之所以作小说者，盖有三因：一曰愤政治之压制。吾国政治出于在上，一夫为刚，万夫为柔，务以酷烈之手段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士气。士之不得志于时而能文章者，乃著小说以抒其愤，其大要分为二：一则述已往之成迹，若《隋唐演义》、若《列国志》诸书。言民怒之不可犯，溯国家兴亡盛衰之故，使人君知所惧；一则设为悲歌慷慨之士，穷则为寇为盗，有侠烈之行，忘一身之危而急人之急，以愧在上位而虐下民者，若《七侠五义》、《水浒传》皆其伦也。二曰痛社会之混浊。吾国数千年来，风俗颓败，中于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贵者，不必贤也，而若无事不可为；贫且贱者，不必不贤也，而若无事可为。举亿兆人之材力，咸敢取于一范围之下，如羊泵然。… … 既无可自白，不得不假徘谐之文以寄其愤。或设为仙佛导引诸术，以鸿冥蝉蜕于尘埃之外，见浊世之不可一日居，而马致远之《岳阳楼》、汤临川之《邯郸记》出焉，其源出于屈子之《远游》。或描写社会之污秽浊乱贪酷淫蝶诸现状，而以刻毒之笔出之，如《金瓶梅》之写淫，《红楼梦》之写侈，《儒林外史》、《祷机闲评》之写卑劣。读诸书者，或且管古人以淫冶轻薄导世，不知其人作此书时皆深极哀痛，血透纸背而成者也，其源出于太史公诸传。三曰哀婚姻之不自由。夫男生而有室，女生而有家，人之情也。然凭一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执路人而强之合，冯敬通之所悲，刘孝标之所痛，因是之故，而后帷薄间其流弊乃不可胜言。识者忧之，于是构为小说，言男女私相慕悦，或因才而生情，或缘色而起慕，一言之诚，之死不二，片夕之契，终身靡他。其成者则享富贵，长子孙；其不成者则拚命相殉，无所于悔。吾国小说以此类为最鞍，老师宿儒或以越礼呵之，然其心无非欲维风俗而归诸正，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焉已耳。由是以言，而后吾国小说界之价值与夫小说家之苦心，乃大白于天下… …
王钟麒（1880 - 1913），号无生，别署天僇生、天頫，安徽歙县人（寄居江苏扬州）。他是清末著名的小说家、小说评论家与激进报人。他发表过《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1907)、《中国历代小说史论》(1907)、《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1908)、《剧场之教育》等论文，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阐述小说、戏曲的社会作用和社会地位，肯定了我国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批判了轻视小说、戏曲的传统观念和民族虚无主义。这在当时既堪称独树一帜，又具有开创性意义。其中的《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刊登在《月月小说》第二卷第二期，否定了《金瓶梅》传统淫书说的看法，是近代对《金瓶梅》研究首开先声的标志性论著，将中国古典小说的批评引向了注重世态人情描摹的现代学术轨道。
可见，利用小说反党，并不是什么当代人的发明。
所谓利用小说反党，当然不是说古代小说家已经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反党意识。明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这里的反党是有意借用1960年代的政治语言。真正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的政治语言，恰好重新命名了一种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存在的现象，当现实不能直说时，人们借小说曲折地说出来。
从隋唐传奇、宋元话本到明代章回小说，小说逐渐承担起正史之外的社会记录功能。这当然与政治权力对言论的限制有关，但也与城市商业、书坊出版、说书传统以及市民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正史有其体例和禁忌，私人记载又有个人利害，而小说则凭借虚构、寓言、神怪和戏谑，为现实经验提供了另一种保存方式。
到了明代，君主专制、科举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等级和利益网络，使大量现实矛盾进入了小说。官场的腐败、科举的荒诞、士人的困顿、豪强与胥吏的横行，以及社会对于神怪、因果、侠义和报仇的迷恋，都成为通俗小说反复书写的主题。
小说未必是在直接反对朝廷，但它可以把正史不愿说、不能说或者不便说的东西保存下来。读者也未必不知道小说是虚构，却能从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中认出真实的社会。
到了清代，尤其是康雍乾时期，文字狱以及其他言论禁忌进一步收紧了这种空间。小说、戏曲乃至文字本身都可能成为政治风险，借古讽今、影射时事也越来越容易招致祸患。于是，小说作为社会记忆和民间表达的功能，反而更加敏感。在这样的环境中，借古讽今、影射现实的阅读方式也变得格外敏感；后世读者因此更加注意小说文本可能存在的第二层政治、社会意味。而当后人重新阅读这些小说时，恰恰需要把这第二层意思重新挖出来。
黄人所谓史多讳而不言，可于小说中仿佛得之，而补正史之讳；以及王钟麒认为小说是不敢言而又不忍不言者的曲折语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用小说反党其实是一个颇有意思的倒置：越是不能直接议论现实，现实越可能借小说说话。
晚清民初的小说革命，曾经把这种绕着说的文学传统彻底翻转过来。昔日只能藏在狐鬼神怪、因果报应、侠客复仇和才子佳人背后的东西，开始以新思想、新文学、启蒙和救亡的名义，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学舞台。小说开始被赋予前所未有的政治使命。
而有意思的是，当新的政治秩序建立之后，昨天被视为进步的文学表达，又可能重新成为今天需要批判和禁止的东西。1962年《刘志丹》事件中，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成为最具标志性的政治语言。根据薄一波等人的回忆，这句话源于康生递给毛泽东的一张条子，毛泽东在会上念出后，又进一步谈到通过文学和意识形态制造舆论的问题。关于递条子的具体过程，后来的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小说《刘志丹》后来被点名批判，并引发大规模株连，据有关材料统计，此案前后牵连甚广，涉及人数达数万，常见资料称约六万人。面对这种政治环境，知识分子选择各不相同：有人离开，有人沉默，有人转向古籍、文物和学术，也有人努力退回私人生活。与其笼统地称为逃避政治，不如把它看成知识分子在政治压力下寻找精神生存空间的不同方式。概括而言，无非直说、曲说和不说。三者看似不同，实际上都是在寻找政治权力之外的精神空间。
于是，历史形成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循环：昨天因为不能直说，所以借小说说；后来因为小说说了，又禁止小说说。
所谓利用小说反党，并不只是一个戏谑的标题。它真正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当权力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时，文学总会寻找另外一条表达现实的道路。
有时是历史小说，有时是神怪传奇，有时是侠客盗贼，有时是才子佳人，有时甚至只是一段荒诞不经的故事。作者未必真的在反对什么，读者却往往能够从虚构中认出自己的现实。
小说未必比历史更真实，却有时比正史更接近一个时代的人心。
而一个时代越是不允许人们直接谈论自己的现实，人们就越会在小说的第二层意思里寻找它。
这或许才是中国小说史上最值得玩味的反党传统：不是小说天生喜欢反对权力，而是当现实不能直说的时候，现实总要寻找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