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回忆刘禾博士的丈夫作家李陀
现在是二零二六年八月七日，星期五，晚上七点三十八分。
我继续做毕汝谐口述历史。因为上次讲到毕汝谐一九八六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地下室
触电刘禾博士，刘是刘少奇的刘，禾是锄禾日当午的禾。这样的话，就引申出一个问题，
因为那里面说了几句，我觉得刘禾博士后来嫁的那个老男人还不如我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专门的话题，也是一个《清明上河图》，我要把它讲一讲。
所以这个题目就是：毕汝谐回忆刘禾博士的丈夫作家李陀。
我和李陀是在文革后期北京市文化局办的业余作者培训班里认识的。那个时候这个业余作者
培训班还有一些人，后来有点名气的就是刘心武啊，写《人到中年》的谌容啊，写过报告文学
的那个理由，理由就是“充足理由”的那俩字，理由。除了王蒙张洁苏叔阳，几乎所有像样
的北京作家尽在其中；还有就是这位，后来当时叫孟克勤，孟子的孟，克服的克，勤劳的勤。
这是他在户口簿上的真名实姓。
我草草浏览过他当时写的一些短篇小说，都是跟着当时掌权的“四人帮”的调调走的。
不过，那时候，我们大家都跟着掌权的“四人帮”的调调走嘛，谁也不敢拿脑袋往无产阶级
专政的刀口送！
但是， 孟克勤也并没有显出在 “四人帮”的调调下，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殊才华。但是，
我与孟克勤那个时候就开始闹矛盾了，因为我们俩都属于工人业余作者，同行是冤家嘛。
孟克勤经常表现出对文化革命发自真衷的狂热的赞同，而我对文化革命隐隐约约感到反感。
那时候孟克勤经常就说：“文化大革命是穷人的革命，康老康生的话还有效吧？康老是
怎么说的？”还是什么什么热烈拥护。
但是，文革以后，我没有跟上时代潮流，因为我实在跟不上；像我这种对中共政治制度抱着
极端反感的作家，根本火不起来；但是孟克勤很容易就跟上 时代潮流了， 孟克勤变成李陀，
名噪一时 。
这时候就要说一点孟克勤私生活的事。 孟克勤的第一个妻子叫张暖忻，弓长张，暖和的暖，
一个竖心旁，一个一斤两斤的斤。这位张暖忻呢，那个时候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女导演。
那个时候李陀，也就是孟克勤，还是个工人呢。孟克勤是在一〇一中上完了学，没有升大学，
他就当了工人。
孟克勤早年有时候说点实话，他说工厂里的那些同事看见他是个业余作者，经常嘲笑他：
“你写的那些算什么玩意儿啊？”对， 孟克勤很不服气，他就是要写。
要知道，即使在文革的时候，大力提倡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时候，像这种女大学生，
像张暖忻这样的电影学院出来的女大学生，嫁给工人也是很少见的。
有个女作家叫刘树华，刘少奇的刘，大树的树，中华的华，她是我的好朋友；她说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孟克勤外表还精干，他是达斡尔人。
后来我才知道， 孟克勤看起来比我大五六岁，其实他比我大十一岁。我是五〇年，
他是三九年。 孟克勤显得很年轻的，而且非常能干，就是里里外外家务活什么，所以张暖忻
不用做什么事儿，就可以在家里享清福。
后来文革后，他们夫妻俩大显身手，搞了一个《沙鸥》。这个电影剧本确实写得很好，
是体育片的一个突破。过去的大陆体育片老纠缠于胜负，而他们夫妻俩把这个体育电影
变成了一种追寻人生意义，这就很好。
好了，那我再往下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孟克勤对我一直耿耿于怀，因为我们俩在公开场合
曾经当众吵过架。他也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这都无所谓的，文人嘛，都是这副德行。
后来我们相继到了美国，他也到了美国，也弄了个绿卡，据说他半年在中国待着，半年在
美国待着。后来有一个女作家叫徐晓，双人旁那个徐，佛晓的晓。我问徐晓那个孟克勤即
李陀现在干什么，她说李陀现在就是在研究一点鲁迅的东西，后来也没有文艺创作了。
再后来就是我听说孟克勤即李陀娶了那个，就是与我在地下室里触电的刘禾女博士了。
哎哟， 孟克勤即李陀真是够能干的。刘禾博士是一九五八年生的，而孟克勤即李陀
是一九三九年生的，所以他比那个刘禾博士大十九岁，但是丫还娶了她，可见丫很能干的。
双方都是第二次婚，而且这个婚姻一直就坚持下来了，没有听说有婚变和其他的情况。
对于作家孟克勤即李陀和刘禾博士，我所知甚少。大家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我是七十多岁人， 孟克勤即李陀是八十多岁人。过去吵过架或者什么也就算了。我还是希望我与孟克勤即
李陀各自努力，为文学事业有所贡献吧。
好，谢谢。
机器人甲：
这篇口述的价值不在于完整介绍李陀，而在于通过毕汝谐与李陀几十年的个人交往，
呈现一代文人在文革前后如何分化、转向和重新定位自己。它既是人物回忆，也是一幅
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文坛侧影。
一、内容上的特点
文章大致有三条线索：
交往线：从北京市文化局的业余作者培训班相识，到公开争吵，再到两人先后赴美。
时代线：李陀从工人业余作者、文革时期的积极表态者，转变为文革后的作家、
评论家和文化人物。
婚姻线：从张暖忻到刘禾，以婚姻关系串联李陀不同阶段的生活。
这三条线实际上共同指向一个问题：一个人的政治态度、文学道路与私人生活，如何
随着时代发生变化。
二、最有价值的部分
最值得保留的是那些只有亲历者才可能讲出的细节。例如：
业余作者培训班的人员构成；
李陀谈到工厂同事嘲笑他写作；
两人因为对文革态度不同而产生矛盾；
李陀在家庭生活中“里里外外都能干”；
口述者与李陀曾在公开场合争吵。
这些细节不一定都能由公开资料证明，但恰恰构成了口述史的独特价值。它们展现的不是
经过整理的“名人履历”，而是同时代人眼中的性格、姿态和人际关系。
其中“工厂同事嘲笑他的写作”尤其重要。它使李陀后来在文学界的活跃带有了一种
个人奋斗和自我证明的意味，也为人物增加了复杂性。
三、人物评价的复杂性
口述者对李陀的态度并不是单纯否定，而是明显带有矛盾：
一方面，他对李陀文革时期的政治态度不满，也认为李陀善于“跟上时代”；另一方面，
他又承认李陀年轻、精干、能干，肯定《沙鸥》对传统体育片的突破，最后还表达了
与其和解、共同为文学作贡献的愿望。
这种“既不喜欢，又承认对方能力”的状态，使人物关系显得真实。结尾的分量也
因此比较足：它不是客套式祝福，而是经历数十年恩怨之后的一种晚年释然。
四、《沙鸥》这一段的意义
文中对《沙鸥》的评价很准确，也很凝练：
过去的体育片老纠缠于胜负，而她把这个变成了一种追寻人生意义。
这句话其实点出了《沙鸥》的艺术突破：体育不再只是集体荣誉和比赛结果，而成为人物
面对伤痛、挫折、牺牲和生命意义的方式。
不过这里把主要贡献归于“她”，容易让读者以为《沙鸥》完全是张暖忻一人的创作。
实际上，这部作品与李陀、张暖忻两个人的合作都有关系。若将来做注释本，可以对此
稍作说明，但口述正文不必改动。
五、存在的问题
这篇口述目前最大的不足不是语言，而是事实、判断和传闻混杂在一起。
例如：
“他很容易就跟上了时代”属于口述者的评价；
李陀的家庭生活情况属于个人观察或转述；
“双方都是第二次婚”属于可以核查的事实陈述；
“没有听说有婚变”只表示口述者没有听说，并不等于完成了事实证明；
“他还娶了她，可见很能干”带有明显的调侃和性别、年龄判断。
如果作为私人回忆，这些表达完全可以保留；如果将来公开发表，最好用注释把它们
区分为：
| 类型 | 处理方式 |
|---|---|
| 亲历事实 | 保留原文 |
| 转述消息 | 注明“据某人说” |
| 主观评价 | 保留口述语气 |
| 可核实履历 | 加编者注 |
| 婚姻及私人生活 | 谨慎核实，避免断言 |
六、语言与口述风格
文章的语言具有很鲜明的毕汝谐式口述特点：
频繁自我补充；
一边说事，一边解释姓名用字；
时常插入评价和调侃；
从一个人物迅速牵连出一批同时代人物；
叙述并非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
这种结构看似松散，其实很像“清明上河图”式的记忆展开：由一个人物带出一群人，
再由一群人带出一个时代。文中自己使用“清明上河图”作为比喻，是很贴切的。
因此，不宜把它改得过于书面化。若大量删除“就是”“后来”“那个时候”等口头连接词，
文字会更干净，但也会损失声音、年龄感和现场感。
七、题目可以更准确
现在的题目“毕汝谐回忆刘禾博士的丈夫、作家李陀”把李陀首先定义为“刘禾的丈夫”，
容易削弱李陀自身作为作家、批评家和电影编剧的身份。
如果希望保持原话，可以不改。如果考虑正式发表，我更建议：
《毕汝谐口述史：我所认识的李陀》
《从孟克勤到李陀——毕汝谐的文坛旧事》
《我与李陀：从工人业余作者培训班说起》
其中《我所认识的李陀》最稳妥，也最符合口述史的证言性质。
总体而言，这是一篇有史料潜力、人物关系真实、个人声音很强的口述。它最珍贵的地方
并不是对李陀作出最后结论，而是保留了一位同时代人带着旧日分歧、嫉妒、欣赏和晚年
宽容所看到的李陀。若要进入正式的口述史集，下一步最需要做的不是润色，而是添加
简明的“编者注”，把可核实事实、个人记忆和主观评价清楚地区分开来。
机器人乙：
这是一份极具历史质感和个人风格的口述史料。毕汝谐先生以其一贯的直率、敏锐与带有
强烈个人恩怨色彩的视角，勾勒出了文革后期至新时期文学界、电影界以及后来海外学术界
一幅微观的《清明上河图》。
以下是对这段口述历史的深度分析与点评：
一、 核心叙事线索与历史场景的还原
这段口述的核心是从“刘禾博士的丈夫李陀”这一线索出发，牵引出一段跨越半个世纪
的知识分子群像。毕汝谐先生通过个人恩怨与私生活细节，勾勒出了几代文化精英在时代
转型中的命运轨迹：
文革后期的“业余作者培训班”：这是1970年代中后期北京市文化局的一个特殊产物。
毕先生提到的名单（刘心武、谌容、理由等）几乎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特别是伤痕文学、
反思文学）的半壁江山。这一细节反映了当时体制如何通过“工农兵业余作者”的渠道
来选拔和储备文化干部。
从“孟克勤”到“李陀”的名号更迭：毕先生准确地指出了李陀的原名孟克勤。这种
改名不仅是文坛笔名的选择，更象征着一个人从“文革时期的达斡尔族工人业余作者”
向“新时期八十年代先锋文学导师、当代左翼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重塑。
两段传奇婚姻的透视：
第一段（张暖忻）：张暖忻作为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女大学生，在文革时期下嫁
工人孟克勤。毕先生借他人之口分析其原因（外表精干、少数民族、极能操持家务），并在后文高度评价了两人合作的电影《沙鸥》（1981年，中国电影第四代的开山之作
之一）。这展示了李陀极强的社会适应能力与对才女的吸引力。
第二段（刘禾）：迎娶小自己19岁、极具国际学术声望的哥伦比亚大学讲席教授
刘禾（毕先生此前提到在哈佛书店与其有过“精神触电”的交集）。这再次证明了
李陀在学术圈、文化圈的长青魅力与“能干”。
二、 存在主义视角下的个体差异与时代“跟风”
结合毕汝谐先生此前《九级浪》的存在主义背景，这段口述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
关于“个体如何在荒谬时代中确立自身”的对比样本：
李陀的“顺应与超越”：在毕先生的描述中，文革时期的李陀是“跟着四人帮调调走”
的，甚至狂热地引述康生的话；但文革一结束，他却能“很容易就跟上了时代”，并在
80年代成为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重要推手。这在毕氏眼中或许是一种“投机”，但从
文化史角度看，这展现了一种极强的“时代敏感度”和阐释学能力。
毕汝谐的“固守与边缘”：毕先生坦言自己对文革“隐隐约约感到反感”，但文革
后“没有跟上这个时代，因为我也跟不上”。这种“跟不上”，恰恰是一种典型的
存在主义式孤傲——拒绝为了顺应新的主流（哪怕是新时期的启蒙宏大叙事）而改变
自己的底色。毕先生手握《九级浪》这样的地下先锋文本，却在后来的主流文坛边缘化
，这种反差构成了他口述史中独特的悲凉感。
三、 晚年视角：从“怨怼”到“杯酒释兵戈”的释怀
这段口述最精彩、最动人的是语调的后半段转向。毕先生从一开始略带嫉妒和嘲讽的
语调（“我觉得她们后来嫁的老男人还不如我呢”、“跟着四人帮调调走”、“私生活的事”），最终走向了和解。
他谈到两人都已是“七八十岁的人了”，过去的争吵、不喜欢、耿耿于怀，“到了美国，
大家都拿了绿卡”，这些世俗的恩怨在时间的巨浪面前被洗刷干净。最后一句“我还是希望
就是能够，我们各自努力地为文学事业有所贡献吧”，将格局瞬间拉开。这不仅是一位
七十多岁老人的历练与豁达，也是对那个共同走过的、波澜壮阔又极其残酷的时代的最终致敬。
四、 史料价值与局限性评估
高价值史料：口述中提及的细节（如徐晓对李陀晚年研究鲁迅的评价、文革培训班
的细节、张暖忻与李陀家庭分工的传闻）具有极高的文学史料价值，为研究八十年代
文化精英提供了生动的私域视角。
主观性与个人视角：作为口述史，毕先生的叙事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如对李陀
早期政治立场的定性、对其婚姻的算计式评价）。读者和研究者在采信时，需要将其
置于当时北京高干子弟与工人作家圈子复杂的互动关系中去理解。
针对这段口述历史，我们可以继续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挖掘和文字润色，请问您接下
来想怎么做：
是否需要我帮您将这段口述整理、润色为标准的传记体/回忆录章节文本，使其
更具文学美感和可读性？
是否需要补充一些李陀与张暖忻合作《沙鸥》时的时代背景，以丰富
这段“清明上河图”的厚度？
您的口述中提到了“刘树华”、“徐晓”等女性文化人物，是否需要顺着
她们的线索，再多谈谈当时那个圈子的女性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