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化前景：為什麼謹慎樂觀
中國民主化前景：為什麼謹慎樂觀
關於中國未來是否可能完成民主化，我是一名謹慎的樂觀主義者。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會不會"的問題，而更像是一個"什麼時候"的問題。任何預測具體時間都只能是假設，但如果未來中國真正走上一條憲政、民主、法治的發展道路，那麼制度、社會與文化的重塑，並不一定需要漫長的幾個世紀。如劉小波說的：中國需要被西方殖民三百年（「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1988年劉小波香港接受《解放月報》（後改名《開放雜誌》）主編金鐘的專訪。）持這種 觀點的中國人大有人在。我覺得，這不是理性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毋寧說更像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情緒發泄。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擁有完整國家機器、統一行政體系和強大組織能力的大國，在最高政治權力作出明確制度選擇之後，其社會變遷速度可能遠遠快於人們通常想象。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民主制度可以憑空建立，更不意味着民主一定能夠成功；它意味着，國家能力本身，就是現代制度轉型的重要資源。
一、歷史上的制度革命，很少首先來自普通民眾
縱觀世界歷史，絕大多數重大制度變革，都不是基層民眾首先設計出來的，而是政治精英率先作出選擇，再逐漸引領整個社會接納並內化、最終成為一種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成為民眾堅守的價值信念。
英國光榮革命如此，美國立憲如此，法國大革命如此，日本明治維新如此，德國統一如此，韓國民主化如此，台灣地區解除戒嚴亦如此。
普通民眾可以成為革命力量，可以成為推動力量，也可以成為支持力量，但真正設計制度、組織國家、建立法律體系、重建權力結構的人，幾乎都是政治精英、知識精英、軍事精英或經濟精英。
政治學家熊彼特便提出，現代民主本質上首先是一種精英競爭制度，而不是全民直接治理國家。因此，人類歷史首先是政治組織的歷史，也是制度創造者的歷史。
《論語》不 是早就有"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的先見嗎？雖然產生於兩千多年前，但它揭示了政治學上一條長期存在的現象：制度方向往往首先由掌握國家資源與權力的人決定，而社會成員則在新的制度環境中逐漸調整自己的行為，景從、服從乃至不得不屈從。
二、東亞社會最大的特點，是國家權力始終強於宗教信仰的力量
我認為，中國以及整個東亞，與中東或歐洲最大的區別，並不在於民族，而在於是否存在國家權力與宗教權力之間長期形成的權力博弈結構？對東亞而言，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而後者的答案則是肯定的。
歐洲中世紀長期存在"教權"與"王權"的雙重體系。教皇可以廢黜國王，可以發動十字軍，可以宣布絕罰；宗教不僅管理人的精神世界，同時深刻介入政治、法律、婚姻、教育乃至財政。
從基督教派生出來的伊斯蘭世界同樣如此。
對於許多穆斯林而言，安拉高於一切世俗權力，《古蘭經》與伊斯蘭法具有極高的規範地位。國家權力若與宗教發生衝突，宗教往往能夠持續動員大量信眾，因此制度改革常常面臨更複雜、更長期的博弈。
而東亞歷史呈現出另一種格局。無論儒家、佛教還是道教，都沒有形成類似羅馬天主教會那樣跨越國家、凌駕皇權之上的統一宗教組織。中國歷代皇帝通常能夠管理宗教、任命僧官、冊封寺院、限制宗教活動，宗教總體是匍匐於國家權力（皇權、王權）之下。換言之，國家權力始終是東亞社會最重要的支配和組織力量。
因此，當國家改變制度方向時，社會整體往往能夠較快適應新的制度安排。東亞沒有真正意義上超越世俗權力的宗教信仰，對社會國家的現代性建構而言，在這點上未必就不是好事！
三、現代東亞的發展經驗說明，制度可以較快塑造社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在美國盟軍占領時期被強行植入現代憲政法治民主制度，建立了新的憲法、議會制度、司法體系和地方自治制度。雖然這一改革具有強烈的外部異質文明推動因素，但能夠持續至今，也與日本自身逐步接受和鞏固制度密切相關。
台灣地區則提供了另一個成功的範例。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在蔣經國任內解除戒嚴、開放黨禁與報禁，隨後完成多次制度改革，實現了競爭性選舉與權力和平更替。這一過程既有社會壓力，也離不開執政者主動推動制度調整。
韓國亦經歷了類似的發展。從威權體制逐漸過渡到民主政治，並非社會文化突然改變，而是在經濟發展、社會力量成長和政治精英妥協共同作用下完成。
這些案例說明，制度能夠反過來塑造文化。
並不是只有人民先完全具有民主文化，民主制度才能建立；很多時候，恰恰是民主制度長期運行之後，人們才逐漸形成現代公民意識、法治觀念與權利意識。
四、制度比文化更具有塑造力量
不少人認為，一個民族必須先具有民主文化，才能實行民主。歷史經驗並不完全支持這一觀點。
德國曾經歷納粹獨裁，日本曾長期實行軍國主義，韓國與台灣地區也都經歷過威權統治。但制度改變以後，幾代人的成長環境隨之改變，社會文化也發生深刻變化。
制度影響教育，教育影響價值觀；制度影響媒體，媒體影響公共討論；制度影響司法，司法影響社會信任；制度影響政府行為，政府行為影響公民預期。
文化固然重要，但制度同樣能夠塑造文化。
現代政治學越來越強調："制度具有路徑依賴，也具有路徑創造。"
五、中國最大的優勢，是國家組織能力
中國擁有覆蓋全國的行政體系、成熟的官僚體系以及較強的基礎治理能力。
無論評價如何，這種國家能力意味着，一旦最高決策層決定推動新的制度安排，法律制定、行政執行、教育調整、司法改革等都有可能較快展開。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改革一定順利。任何政治轉型都會伴隨利益調整、社會磨合、觀念更新以及制度建設，甚至可能經歷反覆。但從比較政治學角度看，一個具有強國家能力而宗教力量相對有限的社會，其制度調整路徑，與長期存在宗教政治衝突的地區並不相同。
我的結論是：
中國未來是嗎時間節點能夠走向憲政民主，沒有人能夠給出確定答案。歷史從來不是直線前進，也不存在必然規律。然而，如果放眼世界制度演進史，可以看到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現代政治制度的形成，很少僅靠文化自然演化，而往往源於關鍵歷史時刻政治精英的制度選擇，並在國家能力支持下逐漸固化為新的社會秩序。
因此，我保持謹慎樂觀，並不是因為相信歷史必然如此，而是因為相信制度具有型塑社會的巨大力量，相信國家權力能夠成為制度轉型的最重要資源。換言之相信東亞國家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上的歷史特點，使其制度變遷具有不同於許多宗教文化——政治高度融合地區的完全不同的條件。
真正決定未來的，不只是人民是否已經準備好，更在於制度設計是否能夠保障權力受到法律約束、權利得到有效保護、政治競爭能夠和平進行，並使公共權力最終服務於全體社會成員。尤其是：現代文明的價值體系和制度安排是人類上萬年文明史自發秩序原理自然演化的結晶，是最合乎人性的共識。東亞人自然不會自外於人性的共識和人類文明演繹的規律之外。